李嘉诚答内地记者问
李嘉诚如是说
（按：1993年4月7日至4月20日，李嘉诚在香港华人行办公室接受新华社记者卢琰源专访。下面是专访全文，首次公开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请李先生谈谈儿童、少年时代以及现在所知道家乡的一些情况。
李嘉诚答：年少时对潮州的印象，那是一个古朴的城市。一般人都是保守、勤俭的。男子在外工作，主妇主持家务。此外，有很大部分中等收入的家庭主妇，都是做抽纱工艺品来帮补家计。潮州人对有文化的、曾受教育的人很尊重，记忆中，潮州多年来在教育的表现，在整个广东省中是属于高水平的城市。记得和父亲一起上街的时候，遇到他的人对他都表现得诚恳和尊敬。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请李先生谈谈关于祖父李晓帆、伯父李云章、李云梯及叔父李奕的一些情况。
李嘉诚答：记得我的先祖辈都是读书人，多从事教育或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当时家中有许多藏书，也有许多字画。我出生时祖父已逝世，或许是我出生后不久他便逝世，他是清末的秀才。家中有两位伯父曾得到日本帝国大学（现今称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我们的家中有进士牌匾，先祖是有功名的。当时家境尚可，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家庭，可解决衣食。家中虽不算富有，但也不致陷于饥寒，可说是个清廉的家庭。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请李先生谈谈关于父母亲一些情况。他们对李先生影响最深刻的事有哪些？他们使李先生终生难忘的教育是什么？
李嘉诚答：父亲是个聪明、孝顺父母的人。年幼时见父亲出门，每次必和祖母详谈话别，回家时无论是否携带着食用的物品，也是先到祖母房间请安问好，才回到自己的房子。祖母也是个曾受过教育的人。
父亲是个要从正途求上进，受人尊重的典型中国读书人，他本性守信义、向上、乐于助人。母亲是个善良的中国传统家庭主妇，尊敬丈夫，疼爱子女，可以为家庭牺牲一切，和亲友相处得极融洽，关系极好，又肯吃苦。
我对父亲有一个极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便是在1940年因逃避日本人而抵香港后不久，当时极希望能入学校读书，继续求学，但也知道家庭环境不许可。当时居住的地方邻房有一个和自己年纪相近的女孩子，她在学校读书，但中文和数学科都不及我。我便教她中文和数学，她教我英文。当时我年纪还小，但记忆力非常好。不久之后那些书本上的英文已懂得读和可以背诵出来的时候，便跑去离家不远父亲办公的地方，适值差不多是下班的时间，父亲正有空闲，我便把书交到他手中，向他说：“我要念给你听，你看对不对？”结果全篇无一字背错，我以为他一定非常高兴，但竟然发觉他脸上充满极大的伤感而全无欣悦之色。我可以从他眼光中看到充满痛苦的神情。我立即明白，当时的环境是不容许我继续求学的。虽然只是一次，但情景永远烙印在我脑海中，我也永远不在他跟前再显露出求学的渴望了。不久，我便投入了社会工作。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请李先生谈谈少年时代对潮州北门观海寺小学、崇圣小学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李嘉诚答：我对童年小学时的印象不深。但记忆中学校生活是愉快的。当时没有幼稚园，我四岁时便读一年级。因为祖母有文学根基，又受父亲学识的影响，所以四岁便入学。六年小学后，十一岁便读初中，但上学还没有许多天，日本人便来轰炸潮州市，还亲眼目睹到炸弹自高空落下来。第一次才知道原来炸弹最初下降时是平下的，不是无端向下的。当时便有一大疑问，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将日机打下来，而任由日机轰炸，耀武扬威？同时，也立即产生疑问，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可以在敌机飞临领土前把他击下来呢？回想当时，我读书的成绩比较好，虽然爱玩耍，但考试时成绩还总是在前列的。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在儿童时代最喜欢哪些英雄故事，英雄人物？最喜欢的功课是什么？最喜欢读什么书？
李嘉诚答：儿童时代我对于任何故事书中的民族英雄都很崇拜。孙中山先生是当崇拜对象之一，我们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唱有关他的歌。对于抗日英雄，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人我也崇拜。
读书时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历史和数学，因为历史课有故事听，数学课容易学习，数学考试时十次有九次都获满分。
当我在香港失学时，我再不看任何小说了，只爱买旧中学课本看，因为这类书最易于自修，课本中有问有答，有拟好的问题，可以自行考验自己。我还有一本《辞海》，对我的自修帮助很大。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请李先生谈谈关于日本侵华，尤其1939年6月日军侵占潮汕地区时的一些情况。
李嘉诚答：记得当潮汕被轰炸后不久，我们到附近乡下避难，由于与潮州市接近，每天都看到和听到日本人怎样欺负我们的同胞。每见饥寒迫人，民不聊生，可说人命如草芥。当我逃难时，患上疾病，父亲要回城中替我买药医治。
日本人到来后不久，祖母便因病逝世了。她是终我一生，对我只有爱，一句话也没有责骂我的女性。当然，她也曾教导我。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请李先生回忆一下1940年冬随双亲及弟妹从潮州逃难至香港的经历，路线以及最难忘的事情。
李嘉诚答：我们逃亡至香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长辈中有一人被日本人任命在当地做高官，大概是财政厅长。因为他与父亲甚有交情，每隔一两天便派人来游说父亲回潮州（当时叫潮安城）。说我们生活既困苦，子女又不能上学，兼且坐食山空，总得解决生活。但父亲坚执不允替日本人做事。当时那位亲友从解决生活着眼，也算好意，不过因来劝说得太多，恐防发生事故，所以对这位亲友只好来个不辞而别，减少麻烦，但心中亦感歉意。
当时在凌晨时分我们取道客家、梅县，再经近淡水处名叫鲨鱼涌的地方（不知现今是否仍是这个名称），乘船到香港。那里没有码头，父亲抱我上船，随后风浪太大，结果父亲自己未能上船，而那条船则载着船上的人离开鲨鱼涌，经七八小时后抵达香港。父亲则于翌日独自抵港。
在全部十余天旅程中颠沛流离，历尽艰辛。记得一次在猛烈太阳下步行，我十分口渴，沿途有溪水，但恐怕饮用后染上传染病，父亲便在路途中设法摘取野果给我解渴，借此维持到目的地。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1940年冬，李先生一家人逃难至香港，请李先生谈谈当时香港的一些情况。
李嘉诚答：当抵达香港，只见许多人睡在路旁的露台底下。当时香港没有大规模工业，只有火柴业，制造胶鞋等。一般都是手工业，当时香港是转口港，物价开始高涨，但仍然廉宜。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的父亲辞世时有过哪些遗嘱？李先生对父亲讲了些什么？
李嘉诚答：未说父亲逝世情况前我记得一件事情，他来港前在庵阜（今彩塘）当小学校长。那时他总令我先安睡在床上然后才开始做自己的工作。许多时候他都是利用晚上空暇时批改卷子。有一夜天气甚冷，我午夜醒来看见他的书桌上有两列卷，已批改的和未批改的都一般高，我顿时深深地感到一个小学校长真不容易做。我在被窝中仍感到寒冷，而他要在灯下一丝不苟地改卷，我虽然醒了，但并没有叫他，只是静默地看着他工作，他却不知道我正看着他。
父亲爱家庭，对人和蔼，又爱帮助人，宁可自己吃苦。他有些积蓄，亲友在有困难时，他总会照顾他们。
记得在父亲逝世前三个月，医生说他的病已不能治愈。因为在当时，假如贫穷的话，肺病几乎可以算是绝症的。当时我虽然尚未足15岁，但因为怕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在他的跟前我从未表现过丝毫哀伤。他在过世前不足10小时，我还到医院探望他，他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试想一个做父亲的，面对还未足15岁的儿子，知道家无长物，还有三四个孩子、一个妻子，在无话可以嘱咐的时候，内心是极痛苦的。因为我已具备了勤俭好学的个性，以一个不足15岁的儿子而有这样的表现，他亦难以再教导我怎样做。父亲进入医院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我都风雨无阻地到医院探望他，我以第一时间到医院，逗留到最后时限才离去，同房的病友都不停地说，没有一个病人得到家人同样的关怀和照顾的。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今天仍引以为傲，是这样说：“你一点也不用担忧，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当时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是由我说话，因为我明白，若让他说，他会很痛苦的。我以坚定的眼神和信心与他谈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内心的悲伤。
我不想他知道，他的病是没有希望，而且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这次见面后，翌日早晨他便逝世，那是最后一面了。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当父亲病逝时，李先生有多大？将父亲安葬在哪里？当时母亲、弟妹都在香港吗？
李嘉诚答：父亲病逝时我还未满15岁，只能把他葬在义冢，这是我毕生遗憾的事。依香港法例，下葬义冢几年后便要迁出，当再移骨殖时，会再次令人伤心。当我十七八岁经济环境转好，任何亲友的父母、妻子、丈夫病逝有需要时，我总会予以慷慨帮助。1950年我开始经营工厂，由那一天开始，任何厂内的职员都知道我的个性，凡他的直属家人病逝时，我会帮助他们买永远坟地。当时亦不便宜的，但我已负担得起。不要说是朋友，即使入职一两个月的职工，若遇到这些事，我便说那些功德法事可以悭则悭，而我帮助你买一块永远坟地是较为实际的。
父亲病逝之前两年，母亲和弟妹已返潮州。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请李先生回顾一下父亲辞世后的一段艰难经历。
李嘉诚答：父亲逝世后，骤然间成熟得近乎今天的百分之七十。那时我一方面要工作，又要求上进自修，并且遇上肺病的侵袭，唯有在工作和自修之余，争取阳光与空气以求健康，因为那时我唯一可以争取的是免费医疗。
当送父亲入院不久，我自医院中取得有关肺病知识的书籍来看，已清楚肯定自己也患上了肺病，这是在父亲过世前后，世人没有人知道的事。我每次食饭时总找些借口不和公司同事共食，饭后却向厨工套交情，说因见到父亲患肺病恐有传染，所以用膳前后的碗筷都要用烫水煮过，其实我害怕传染给别人，却以怕别人传染作借口。当时书籍所记载的肺病病症我全有，如早上咳、痰有血丝、下午潮热、晚上盗汗。那时身高五尺七八寸，只有47公斤，但却有非常坚定的信心和意志不让自己倒下去。除日间工作外，还力求上进，买旧书自修，知识入了脑袋后，以旧书再换旧书，又把身体与精神，尽量依照医院那些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对付肺病。当时一方面要负担家庭，一方面知道死神在旁伺候，但仍充满信心，可见当时我的意志是何等的坚定。到了17岁，收入开始转好，这个病才爆发出来。当时已有足够的金钱入院治疗。那时吐的血“一团团”，在X光下照肺见到两叶肺一个个洞。适逢不久有新药到港，所以几个月后便把肺病治好了。
试想旧时世上无人可以倾吐，有病不能让别人知道，要尽量小心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同时又要求上进读书温习，要把工作做得好，以便有好表现可以升职，所以说这一段时间是十分艰难的时期，难得的是自己的意志始终如一的坚定，对前景总是充满信心。相信终于会出人头地。这期间对弟妹们的教育也很重视，每月写两三次信给母亲，鼓励弟妹们用功读书，他们每次的家庭报告表，都要按期交给我看，可说是兄兼父职。
父亲逝世后，知道自己将挑起全家生活的担子，全家的前途也是依赖自己。所以当时把收入百分之九十九寄回潮州给母亲。自己剪个短短的“陆军装”（极短发），再剪发时头发已长越耳旁，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这是省钱俭用的一个办法，那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据说，李先生曾先后为一家五金制造厂和塑胶公司当过推销员。请李先生谈谈当时的艰苦环境、菲薄待遇和自己勤奋工作的情况。
李嘉诚答：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的生活已开始转好，由于一方面勤力工作，同时在那几年发生战事期间积极自修，所得的学识水平，差不多达到中学毕业生的程度，因为有较好的知识基础，做起事来便倍感方便。当时一开始工作便很勤力，17岁那年肺病痊愈后，差不多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每星期有五天是这样，其余两天晚上则补习英文。当时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自发性的，日间做批发推销员，清早便出门工作，差不多8时，到利源东西街、苏杭街（今称乍畏街）向做大陆生意的水客（合法带运少量货物回乡的人）推销，9时许向做国际贸易的公司推销，10时许向做东南亚生意的出入口商推销，下午则就上午的来电而继续推销货品。晚饭后自动去做一些额外的工作，便是监督工厂，照应顾客要求取得交货及货物品质的准确性，结果所有的顾客都非常满意。当时公司有几名推销员，我知道自己推销的成绩和第二名比较是他的七倍，还记得当时要对别人说大两岁以便给人信心。因我交货准，货质又有一定的保证，买家便信心十足的把订单交给我。还做成我日后在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我曾在夜间监督工作，所以对推销、制造、管理这几方面都有经验。
18岁时我便做经理，20岁做总经理，使我在行业中建立初步的信誉。17岁开始，很多公司愿意付出多两三倍薪金聘请我，但我内心已决定，假如有一天需要离开公司，便不会再受雇，将自行创业。至17岁开始，家庭的环境已见安定，弟妹们在上学，母亲也无须为经济而烦恼。
在我年轻时曾想过创业几年后，把业务出让，获取数年的全家生活和求学的费用及再到学校求学。事实说，我并不真心喜欢营商，从开始便是这样，但是不久之后我想通了，如果我是医生，也只是一个医生的能力而已，一个人不能做许多的事，但一个成功企业家，可以把他赚来的金钱兴办大学，从事教育医疗工作，每年都可以培养数以百计的医生投入社会服务，那不是更有意义的事吗？所以我便放弃了从事教育的志愿，一心一意向商业发展。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是何时走上独立创业之路的？为什么在创业时选中了塑胶这一行业？
李嘉诚答：在1950年以小额金钱，大约以50,000港元开始做塑胶玩具和日用品的生意。当时认为许多家庭用具和玩具可用塑胶品来代替，而且更耐用廉宜，因而发展的潜力大。此外，许多木器、五金用品都可用塑胶来代替，所以对发展这个行业很有把握。
1950年时，全世界制造塑胶最先进技术的是美国，我已具有不少最新制造塑胶技术的知识，因为我爱求识，每个月都订阅有关杂志参考和研究，因而掌握到制造塑胶的新技术。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是如何通过经营塑胶业去开创自己的宏伟事业的？
李嘉诚答：最重要是积极地多学习，多了解市场。在创业初期经历许多艰辛的。正如俗话说“穷人易过，但穷生意难过”。当时由于资金有限，创立的公司尚未为人认识，个中艰辛情况，差不多所有生意人尝到的痛苦，我也尝过。
开创事业当然要如上述的多学习，多了解市场和寻求创新的技术去令产品价廉物美。在创业的第三年后（1950年），我那一家小公司已开始与外国顾客有直接的贸易，不经其他贸易公司做中间人了。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是何时投入地产业的？当时为什么要进军地产业？
李嘉诚答：当时全部厂房都是租的，最初甚而连家居也是租的。业主每两年加租一次，每次的加租幅度都很大，自己想到香港地少人多，虽然有开山填海，但与人口增加幅度比较，土地仍求过于供，所以认为发展物业有良好前途。我在1957年开始接触地产，1960年时已从事较具规模的物业生意，当时所得的利润已开始超越工厂的盈利，但自己在1972年之前，仍然把经营工厂放在第一位置。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在寸土值千金、竞争激烈的香港，李先生经营地产业曾遇到过哪些风险？是如何进行竞争的？
李嘉诚答：因为年少时经过贫苦艰辛的岁月，亦经过最初创业（1950至1957年）那一段极艰辛的日子，虽然从开始做生意，未尝有一年赔本，也从未试过有一年盈利不破纪录的。以个人而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但艰辛的经历永远烙印在心中，随时随地都知道应怎样战战兢兢去处理自己的业务。虽然我在商场一向活跃，但我的座右铭是：“进取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进取”，这种作风，在今天和将来都会保持的。香港地产有过高低潮，但靠着这种作风，在风险中都得以安然度过。
在商场竞争，要建立良好的信誉，便有助事业的发展。除勤力工作外，要善与人合作，也要令人乐于与你合作。信誉是从事商业的人一定要争取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在香港和海外的地产业主要有哪些？
李嘉诚答：在香港有很多物业，无论港岛、九龙、新界都有，包括办公大厦、工厂、仓库、住宅。公司发展的基地是在香港。在海外，比较大型的有加拿大的万博豪园，在美国也有些物业，新加坡也有投资。但若以投资额计算，这些投资和在港的投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成为地产界巨子是何时？有何成功的经验？
李嘉诚答：自1957年至1972年，地产的业务都属私人企业。1972年成为公众公司后，开始积极地发展地产业务。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但说到经验，是不会忘记“进取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进取”的格言，还要有资金安全线的概念，在不会冲过安全线的原则下把握机会，发展机会。再者，要有良好信誉，稳健的基础及一群得力的干部，可信任的助手，大家一起去发展事业。最重要的是对整个世界的经济趋势和本地市场的深入了解，范围要广。因在香港投资地产不仅要注意供求问题，还要兼顾整个世界的经济问题，因为每一点都可以影响地产市道的高低。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长实”是何时“起飞”的？起飞时，社会环境和本身实力怎样？
李嘉诚答：说到“起飞”，我认为业务是逐年拾级而上的，自1950年到1993年，每年都有赚钱，43年来的业务都在扩展上升。“长实”在1972年之前百分之百属私人拥有。若说名字为大部分港人所认识的要算在1972年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开始。当时超额认购有六七十倍。股价挂牌后，市价立即上升一倍，所以名字立即为港人所认识。
还记得上市时两家包销商都是有名气的商业银行。开了六七次会，两家公司都希望我以8元上市卖给别人，但我坚持3元。六七次会后，在最后一次，我派了一名高级职员向他们说，李先生宁可自己吃亏让人占便宜来认股。当时招股书估计会赚1,100万元，结果除税后，实赚4,000多万元，即向股东承诺的四倍。这是我做人的宗旨，在过去、现在、未来也是这样，就是不说能力可及以外的话，不吹牛，而是实实在在做事。因此对精神和健康都没有压力，就是因为以此为宗旨处世之故。虽然在快要进入21世纪的新时代，尤其是受西方教育的人士看来，这种做法认为太谦虚、太保守。有时我们要进取，但有些事要保守，以信誉来说，要破坏短短时间已足，但要建立自己的信用，便要花很长的时间。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长实”原来的办公处在哪里？何时迁入华人行？
李嘉诚答：1950年在大道西，占很小地方，该址现已建成高楼大厦。随之一两年后在西环某地加倍，变成两间厂。1957、1958年时迁入独立厂房，是比较有规模的，1958年便开始自建不少厂房。1963年在英皇道的长江大厦，到了1978年，自己建筑完成现在的华人行大厦，并迁入办公。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长实”是何时从单纯的地产业向多元化企业发展的？
李嘉诚答：都是在70年代开始，上市后便逐渐作多元化的发展。
概述如下：
1973年 参与成立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
1977年 收购永高公司。
1978年 收购青洲英坭。
1979年 购入和黄大量股份并取得控制权。
1985年 收购港灯。
1987年 嘉宏国际集团上市。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为什么要第一个收购英资怡和集团的“九龙仓”？
李嘉诚答：我一向都有注意英资集团在香港控股的办法，他们集团的资产很高，但控股公司所持的股票比例却十分少。当时怡和或九龙仓，甚至置地和渣甸我都有意收购。我在香港以华资公司收购英资公司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多数香港人都认为由外国人经营的公司比较可靠，我的目的是想表明中国人经营的公司同样可靠，而且更可靠。
当然他们的控股少，资产高于股票价值，从商业角度看来，是个被收购的对象。但当我购入九龙仓10%股权后，股价大涨，与预算不符，故在取得利润后转让给包玉刚爵士。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为什么紧接着收购青洲英坭？
李嘉诚答：我收购青洲英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可以赚取利润，亦有大量便宜地盘可供发展，也认为英坭是香港建筑业中不可缺少的材料。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为什么要从汇丰银行手中收购和记黄埔股权？
李嘉诚答：收购“和记”的原因是希望我的公司多元化，而且不只在香港，在国外亦可发展，使公司更跨进一步，同时该公司有许多资产未有善于运用而发挥它的潜质。自从我取得主权后，业务已有良好的进展，无论利润，公司实际资产，都直线上升。我取得控股权后，虽然最初时我没有做主席，但实际上我是行政董事会的主席。我个人不计较虚名，但在实际上，我会令权力配合需要，令公司成赚钱的工具。表面的权力我向来都认为不重要，最好让别人做（领导），而实际上要清清楚楚地有所表现。例如香港电灯便是透过“和记”持30%股权。当我收购后，每个人都认为我一定会当主席，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然我不会常加干预，但最重要的决策是要和我商量的。“和记”不少的错误都是在我们收购后予以纠正的。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为什么要收购美国人的永高公司？背景是什么？像这样华资吞并外资的例子有什么重要意义？
李嘉诚答：收购永高也是因该公司的资产值高于股票价值，其次因永高在中环旺盛地点，有希尔顿酒店，在印尼有凯悦酒店。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是何时开始向海外投资的？主要在哪些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有哪些项目？投资金额多少？
李嘉诚答：1967年公司投资海外，若将三家公司资产合计，在海外的投资不超过港币150亿元。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的几家公司目前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总值达到多少，约占全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的百分之几？
李嘉诚答：现占市值1,300亿左右，占全港约9%，我个人只占170亿，可以说以170亿市值来控制1,300亿的资产。但我不喜欢树大招风，喜欢默默地踏实去干，但因为全部公司加起来达全港市值9%的关系，所以来说树大招风，很多很多的无谓是非都加在我身上。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和黄”属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经营情况如何？装卸能力怎样？今后还能否保持世界处理货柜数目最多的货柜港？
李嘉诚答：香港货柜码头的业务表现得很出色，在世界上以私人码头而言是最大的，占香港总吞吐量的一半。1992年本港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柜码头港，我相信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而且增长得很快，两三年后，会将第二名对手抛得很远，在1993年第七届亚洲货运业颁奖礼中获选为“最佳货柜码头经营商”。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为什么要投资兴建香港轻便铁路？这一项目对今后香港的交通起什么重要作用？
李嘉诚答：我们无论在内地或在香港，都喜欢在基本建设项目上投资，事实上，轻便铁路对交通甚为重要，香港地少人多，交通挤塞，如果有轻便铁路，在许多方面都会起很好的作用。但计划现今仍未得到香港政府的批准。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作出购买大连造船厂的四艘远洋货轮和亚洲一号卫星的决定？
李嘉诚答：我们向大连订购船只是1980年的事，因为当时大连船厂开始建造大型船只，我当时向大连造船厂订购四艘船。青洲英坭厂当时租用船只运输水泥，那时想到载运水泥原料到香港无需用新船，但新船只则可以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想来也不错。当时也很兴奋，因为国家可以建造世界水平的轮船。当时虽然只是四万吨，但订购后，船价大跌，几乎不及原来的一半价钱，但我们仍然收船如期下水。在事过境迁后，我们在北京遇到当时一位负责人，他对我说：“你是唯一没有向我们提出减价，或说希望取消部分订购的人。”我们始终如约取船，这个决定虽然在商业原则上错了，但我毫不后悔这样做，因为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
亚洲卫星的决定更是值得高兴的事，记得我到了西昌看卫星发射，那一夜天气不甚好，天阴，甚至有雨，已多次拖延时间，亦有说要延期发射。虽然当时香港有许多事要待办理，但我与同事说，即使在西昌再等候一星期我也是乐意的。当时我的内心感到非常非常兴奋，比我四五岁过新年时，第一次燃点火箭时那种兴奋更甚多倍，想到以中国人的火箭把美国人的卫星射上太空，那种兴奋之情真难以形容。当时，在发射之前的两三分钟，我仍在控制室，当快接近倒数时，便立即跑上天台，不愿待在控制室内，当我看见火箭射向太空，火箭在头顶越过的时候，我跳跃高呼。相信当时若拍得我的照片，都不相信这样年纪的人还这样天真，但我愿意保留这点天真，永远都是这样。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至今在内地的投资主要在哪些地方？有哪些项目？哪些项目已经竣工了？哪些项目还在兴建之中？哪些项目还在意向之中？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方投资？有没有向内地的北方或西北投资的计划？
李嘉诚答：在国内的投资是多方面的，有些已经确定及开始，很多发展项目已签订意向书。举例说与美国五十大公司之一的P&G合作，在亚洲设厂，而在广州兴洛歇飞机厂和中航合作，设有飞机维修厂。此外我们在上海有集装箱码头，在广东两三处地方也有集装箱码头。一些已开始投入工作，一些在签订最后合约，在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福州、青岛也有投资。中国在多方面腾飞，我们在电力能源方面，公路等多方面都有全力进行投资计划。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1992年3月，李先生和日本八佰伴集团合资，在北海道札幌兴建购物中心、住宅楼群等大规模开发项目。现在这一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何？
李嘉诚答：北海道投资的项目并没有进行。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在内地“文革”期间以及1989年“6·4风波”，李先生对香港的发展前景都充满了信心，而1997年之后，香港将被收回，那么，李先生对香港的发展前景又持何看法？到1997年或2000年后，李先生对祖国的发展前景的看法又是什么？
李嘉诚答：中国在邓小平老先生思想指导下，在公正廉明有魄力、有远见现有领导阶层的领导人的确定方针，现有市场经济发展主题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飞跃腾进的，尤其是我看到整个国家的领导都是为了要求人民生活过得更好，为全民族创造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可以说现在正在写下民族光荣的史诗。
对于“6·4风波”，既然问及，我相信这些遗憾的事，已是历史的陈迹，我们应该珍惜现有的成就，珍惜已在康庄的道上行走，虽然开始有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当一地富庶，邻近的地区一定得益，这是经济发展必然的现象。
对于中国前途，香港前途，我是充满信心，亦充满希望的。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新世纪，在5000年文化中写下史无前例的一个民族新世纪，21世纪更会突飞猛进。香港的问题和中国有关联，一国两制、基本法，都是好的。个人来说，对基本法极有信心，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整个领导层所订下的国策，都是为人民过好生活而作的指标，为民族更兴旺而努力的。
当然，一个国家闭门30年而一旦全面开放，迈向市场经济，为求人民生活更好，为求民族更有前途，不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一点人为的小错误出现，有小错误出现是不稀奇的，但是现今的大前途是波澜壮阔的，所以一切是乐观的。
只要政策对、制度好，中国人好好地发挥，我们中华民族是个聪明的民族，只要政策和制度好、好国策，相信我们这一生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将普遍受到别人的衷心喜欢，亦让我们中华民族发出我们早应具有的光辉。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据说，李先生发财致富有“三部曲”（即三个转折点），李先生同意这种说法吗？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的创业道路可以说是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香港到国外，不断发展壮大的成功之路，那么，李先生事业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在成功的道路上，最关键的地方在哪儿？
李嘉诚答：我把上述两题合在一起说。
我不敢说自己的事业有什么成功，但我在待人处事方面有一定的宗旨。做事要切实，生活要简朴、对人诚信和建立良好的信誉十分重要。对别人慷慨和不断追求知识也很重要。当我最初投入社会还很年轻，日间工作后晚上仍然读书，现在我也爱阅读，一方面是兴趣，其次这样才不会与社会脱节。
新华社记者卢琰源问：李先生认为重要的而又未提及的，可请李先生补充谈谈。
李嘉诚答：教育和医疗是我的终身事业。我做事喜欢低调，不爱宣传，只要我脑筋还灵活，我还会继续在内地和香港不断推动这两项事业。
一个人到世上来，所吃的食物，所接受的服务，许多时候是别人带给你的，所以在这世上当要离去时，要留下一些好好的种子，好好的成果，给现在和将来的人，中华民族的子女都用得着。在人生哲学里，不单只我自己贯彻要这样做，还教导我的两个儿子这样做，人生就要走这样的路，做人才有好好的意义。我一生中绝对没有和别人比较财富，但内心中一生都以自己作比较，去年所做的事有什么值得记下的，今年可以做多些吗？明年又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呢？财富若能好好利用真是一副极好的工具，但若用错了或只埋没在地下，只会与草木同枯而已，是十分可惜的。
我的人生观，认为人的寿命不能以日历来计算，有些人终其一生或许有100岁，但会像从未生存过一天，从未到过这个世上一样，因为他对于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而言根本来不来到这个世上是全无关系，这个世上并没有得过他的益处。有些人虽然在壮年或青年，短短的时间便消失了，但他的光芒可以使得民族、国家都会记下他那耀眼的光彩，那些光芒照耀着整个中华民族，虽然这些人匆匆地消失，但他的寿命是很长的，长得不能以日历来计算。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有些人是别人会永远纪念他，崇拜他，以他为榜样的。这点我绝对不敢说可以学习他们，但我是向做有意义的事的方向走，尽我的能力去做。
我认为“富”的意义是看你对钱财怎样运用，“贵”是看一个人的人格和为人的态度，寿命则不可以日历来计算。
即使是个清道夫，只要他做好本分的工作，对社会便有贡献，比一些只会独善其身，自私自利的人好得多。只要勤勤力力，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别人服务，便是很好的做人目标了。
最后，多谢你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