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2016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那一刻，伤心欲绝的莫过于一度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近四十年发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自由主义精英群体。2017年1月17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的3天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以“美国已成失败国家”为题，尽情抒发了自己心中的愤懑、痛恨和对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正在退出世界政治舞台的不舍和哀伤。

1989年10月，柏林墙被推倒。这年夏天，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了36岁的弗朗西斯·福山撰写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当时这位年轻的兰德公司研究员对自己的结论仍无十足把握，小心翼翼地为文章标题加了一个问号。但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一大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骨牌般倒下，他大胆地在1992年把文章扩充为一部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当是时也，福山以真理在握的自信断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历史的演进已经走到了终点，民主、自由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最终会成为全人类的制度。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短短几年间，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推进，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论”迅速变得炙手可热，一本政治学研究之作逐渐演变成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符号……

新自由主义，最初只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在经济理论方面，倡导“三化”：一是自由化，提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强调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理论方面，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60年代，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凯恩斯主义时代”被牢牢压制。整整40年时间里，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只能在芝加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台和朝圣山学会“闭关修行”。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之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弟子们乘机接管了西方政治经济政策的理论构建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也是20世纪80年代风行西方世界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始作俑者。

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后，度过了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一是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二是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新自由主义理论恰恰为国际垄断资本放任地向全球市场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其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做足了解释。

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互为因果、相互鼓荡、竞相深化的过程。“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带动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既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市场化，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理论和制度保障。在二者的鼓动和诱导下，非市场经济国家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从拉美、亚洲、非洲再到苏联和东欧，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加入了“经济市场化”进程。这几乎等同于新自由主义对“行车规则”的规范，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在新自由主义推进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是最关键也是影响最大的理论“硬核”，也是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最大的期盼：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混业经营，资本跨境流动和外汇交易自由化，彻底开放金融市场，等等，使得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联，相互推进，为国际垄断资本通过金融市场顺利地将国际市场上的巨大财富体制化聚集到自己手中，进而使整个世界经济体系长期依附于自己，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魔法”。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

1990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授意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2006年更名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财政部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代表和部分拉美国家官员，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在会议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森声称，经过讨论，与会者就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来采用的政策工具方面达成了共识，并认为这些政策工具适用于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由此出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委婉地评价说，“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有误导性。”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则更直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对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前经济与财政部长拉姆利博士最有发言权。2007年，在泰国曼谷的一个讨论东亚金融危机10周年的会议上，领教过留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印尼“新自由主义”信徒们的大规模经济试验的拉姆利，将这些由美国政府机构出面、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极右精英称为“伯克利黑帮”，认为他们在印尼执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把曾经的准发达国家、GDP位居世界第九的阿根廷推入经济崩溃的“芝加哥弟子”们一样，让印尼多次错失东亚发展的超级机遇。

他在总结印尼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沉痛教训时指出，“华盛顿共识”表面上看是公平中立的，但实际上却维护了霸权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例如，“华盛顿共识”主张财政紧缩财政政策的公开目的是促进宏观经济和价格稳定，但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确保借贷国偿还外债所需要的财政盈余；金融自由化实质是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为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顺利攫取利润打开方便大门；贸易自由化是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国家打开物品和服务市场。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仍然在使用配额、反倾销立法、大量的农业补贴、“资源的出口限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以保护他们的工业和农业；私有化和出售国有资产是要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减少到最小。在现实中，国有资产都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这为西方发达国家以极低廉的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机会。

按照拉姆利的亲身体验，“华盛顿共识”模式的典型后果是一个从危机到债务积累再到危机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走出危机靠的是注入大量借来的资金，由此积累的债务最终将带来下一次危机。而对于华盛顿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而言，经济危机给他们提供了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和金融部门实施极端的自由化政策，从而以低廉价格购买这些国家宝贵资产的机会。由于本地企业在具有竞争能力以前就实施了自由化，他们只能被吞并或破产；外债过多，使外国利益集团能够影响甚至主导私有化的法律和条例的制定以及对自然资源财富的管理。”

另一个局内人的证词更有说服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奇迹的“龙虎经济”几乎被打回原形。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因为说了太多真话而在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示下被“强制退休”的经济学家，通过2000年4月《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内部人：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的一切》，让普通人有机会知道了IMF和世界银行到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干了什么。

“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它的控制者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更为困惑的是，这位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转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发现，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他写道：“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最后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救助工作中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IMF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

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这样想的还包括美国顶尖的贸易理论自由派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这位前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阿瑟·邓克尔的经济政策顾问，积极为WTO推动自由贸易做理论准备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经对华尔街30多年来过度占据美国财政部要职表示难以释怀的质疑，“太多的美国财政部长认为他们是华尔街的部长。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IMF以及世界银行等著名的机构。”

这当然是公开的秘密。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前财政部长鲁宾来自高盛，离职后又去了花旗银行；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来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老布什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现在重操金融旧业；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原本就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任职前的身份是高盛集团副董事长；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保尔森是高盛前董事长；他的前任约翰·诺斯卸职后掌管了美国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Cerberus资产管理公司；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是处置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主力队员，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救助华尔街的操盘手；继任者雅各布·卢则履任前是花旗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运营官。事实上，美国自1995年至今产生的八位财政部长，除了2001—2002年保罗·亨利·奥尼尔来自美铝公司，其他的都来自华尔街或者与华尔街有深刻渊源。而现任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此前在高盛服役了17年，就职前是高盛董事长。

假如没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有的这些可能都被理解为“美国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的制度优越性。然而，新自由主义孵化的这次“金融原爆”，在金融垄断资本的中心——华尔街升腾而起，引发了比1929年世界大危机更强的“链式反应”……至今过去近十年，危机不但没有远离，反而在不断深化过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加深政治分裂、社会对立、宗教冲突和民族矛盾，从制度的更深层次摧毁和动摇着现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地基。

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中产阶也加入到了全球经济“大输家”的队伍中。有将近50%的美国人形容自己是“下层阶级”，而2000年时的比例为1/3。根据麦肯锡2017年的数据，逾1.6亿西方人如今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工作，数倍于5年前的人数，但他们在总体财富中所占份额一直在下降，如今收入最低的50%美国人仅占有本国财富的1%。2015年，在奥巴马任期末尾，美国收入中值才刚刚回到了衰退前的水平，目前仍然低于本世纪初的水平。

与此相反，0.1%甚至0.01%的巨富阶层成了最终极的成功者。自从比尔·克林顿离任之后，克林顿一家赚到了2.35亿美元的演讲费——其中很多都来自那些对众多中产阶级的房屋止赎的华尔街银行。在离任后几周内，奥巴马就为华尔街一家公司演讲而得到了40万美元——与总统的薪水一样多。

所以，当看到曾在2008年投票支持巴拉克·奥巴马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有将近四分之一在2016年转而支持特朗普；日产（Nissan）公司在英国桑德兰的工人，违背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投票支持了英国脱欧；法国、德国、奥地利的极右翼势力裹挟了众多民意以致强烈震荡欧洲政坛……大西洋两岸的选民做出如此愤世嫉俗的反应，应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现在，败退下来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群体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的终结”只持续了20年？原因可能很简单，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是一部“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资本“战车”，除了不断地积累资本和贫困，并直至冲向毁灭，别无他途。正如2014年6月3日《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文所称，“资本主义确实易发生危机……这些结论将我们置于一种无助境地——我们的命运明显被绑到了一部末日机器上。”

“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两天后的2014年6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给出了中国发展的智慧，“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否则，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