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霸权中心的轮回宿命

对资本主义而言，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的起点和终点，都把追求利润作为最终目的。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言，“笼统地说，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包含着一种朝生产力绝对发展的倾向……它的目的是要维持现有资本的价值，并促使这种价值不停地快速增长。资本和资本的扩张看来就是起点和终点，就是生产的动力和目标，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

自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肇始至今的500多年来，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资本积累的疯狂进程，其间三次从兴起、扩张到毁灭的轮回，世代轮替地形成了四个资本主义霸权中心：

在第一阶段，也即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期，地中海的热那亚资本在辽阔的西班牙帝国疆域之内组织远程贸易，在安特卫普、里昂和塞维利亚建立初级世界市场以实现其贸易扩张，追逐资本积累。到了1560年前后，当日益激烈的贸易竞争使得商业盈余赶不上资本积累的扩张需求后，热那亚资本马上撤离贸易，开始专门从事巨额融资。

同样，随后兴起的荷兰资本，在互不相连的、往往非常遥远的市场之间从事运输贸易，把转口贸易集中在阿姆斯特丹，把高附加值工业集中在荷兰，创立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前哨和贸易交换体系。但当1740年前后，贸易的手段已经无法驱动资本积累日益扩大的速度时，荷兰资本和热那亚资本一样，毅然抛弃商业贸易，转身集中力量专门从事疯狂的金融投机，“郁金香泡沫”“密西西比公司泡沫”以及让伟大的牛顿爵士破产的“南海泡沫”是其最好的描述。

整个19世纪，英国资本继续重复了资本主义“天命”般的资本疯狂积累宿命。唯一不同的是，在英国周期中，最初的资本扩张手段，除了远程和短程海外贸易，还有采掘和制造活动以及由之引发的工业革命。但是到了1870年前后，当生产过剩和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不能再为资本积累更大的利润时，英国资本就像130年前的荷兰和310年前的热那亚资本一样，很快转向金融投机和经纪活动。

我们看到，100年以后，这种模式又被美国资本进一步重复。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美国通过贸易和生产的资本积累进程，同热那亚资本、荷兰资本和英国资本一样，美国资本也毫不例外地全面转向金融投机和经纪活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曾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为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比马克思更完整目睹了资本从扩张到毁灭并最终引发人类浩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更是深感困惑：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本身纯粹就是目的，因此从个人的快乐和对个人的实用价值的角度看，这似乎是完全难以理解的，绝对缺乏理性的”。

然而，资本的意志远远不是社会理性所能理解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理性”的逻辑，“资本越来越集中……因为超过某种限度之后，利润小的大资本比利润大的小资本积累起来更快。到了某个时刻，这种不断集中又会导致利率再度降低。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投机、信仰诈骗、股票骗局和危机的冒险道路。所谓的资本过剩，基本上总是指利率的降低不能通过大量利润来弥补的那种资本过剩……或者一种将本身无法进行赢利活动的资本，以信用形式置于大企业经理支配下的过剩。”

作为世界体系研究的杰出研究者，纽约大学宾哈姆顿分校“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教授乔万尼·阿瑞吉对此做出论断：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企业把越来越多的资本，从贸易和生产转向金融买卖和投机，事实上是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中“分水岭”般的历史转折点和决定性关键时刻。这种转移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种“信号危机”，意味着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资本重新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中能否继续获利做出了否定的判断，对通过更加专门从事金融投资能否延长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导地位做出了肯定判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完全竞争资本主义。

尽管转向金融生产活动，短暂地阻止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积累缓慢的危机，但随后加速运转而不可遏制的金融投机，搅动起剧烈的政治冲突、经济震荡和社会撕裂，恰恰加快了旧的资本霸权中心积累周期的“临终”，催生了新的资本霸权中心积累周期。列宁在其《帝国主义论》等论著中有过深刻剖析：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突出表现在其腐朽性的不断发展，其重要表现是金融资本的膨胀、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

金融资本膨胀、金融投机队伍无限扩大，金融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危机都肇始于金融领域。金融投机主义的蔓延和盛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也造成了不可逆的深度败坏。因为金融扩张导致的这种不稳定局面或者说破坏，完全是结构性的，其本身会获得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巨大势能，不是资本主义机器的调节器所能够驾驭的。而且，这种势能变得如此强大，世界现存的组织结构根本无法承受。而当这些结构最终塌垮的时候，就为一个新的资本霸权中心的积累周期扫清了道路。

四次资本霸权中心兴衰转替的历史进程还透露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趋势，资本体系积累周期从兴起、全面扩张到衰败、毁灭直至遭到取代的过程，所需时间越来越短。从前一个霸权中心发生“信号危机”之后成为主导霸权中心开始，到自己继续从世界经济物质扩张中获取利润的能力受到限制为止，历次霸权中心所需要的时间：热那亚体制用了大约220年，荷兰体制用了大约180年，英国体制用了大约130年，美国体制大约只用了100年。而且，这些霸权中心变得越是强大，其积累体制的生命周期就越短，产生危机的频率越高、冲击力越暴烈。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霸权体制的“信号危机”出现至今的37年间，美国体制发生了波及全球范围的6次深重的经济危机和4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分别占自1900年以来近120年全世界经历的12次经济危机和6次金融危机的1/2和2/3……在这个意义上，过去20多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10多年，全球金融扩张超速发展既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不是“全球市场霸权来临”的福音，更非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再次经历资本霸权“城头变幻大王旗”这幕历史大剧开场的急促鼓点，和美国资本霸权中心逼近“临终危机”一刹那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