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言

清朝道光戊申年（1848）正月，一位滿族大臣奉命前往西藏履任，正月二十七日起程，將一册法帖裝入行篋之中，二月十日與夫人兒女話别，離别之際，他們特地檢視整護了這部法帖，三月二十四日路經山西平遥縣，汾州牛太守不遠百里馳來相晤，當晚於縣衙燈下索觀這部宋拓，六月二十一日渡平羌江至雅州（今雅安），主人卧病，余坤太守亦索觀此帖，賞觀不忍釋手，亦題名於册尾，二十五日過小關山、大關山，沿羊腸鳥道，過高嶺難行之二十四盤道，黄昏纔抵清溪縣行館，飯後展此本，頓覺煩憂之情盡釋，在帖後爰書數行，以誌旅况，以後每日步步絶險，風雪無阻，偶遇風和日麗，行館無穢，纔取出此帖書跋記狀，他視此帖珍如生命，並抱定與之共存亡，千辛萬苦行程一萬三千餘里，方抵達西藏，九月二十二日，進布達拉宫，達賴喇嘛恭接聖安，在西藏半年之後，自己覺得毫無建樹，三月二十九日開始回京覆命，又經過將近四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纔回京，萬里生還，骨肉團聚，想必以言歡爲要，然而他回家後脱去官服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將此帖陳展於帖架之上，任夫人、兒女觀摩，除增加一些日記外，碑帖和離别時完全一樣，舉家歡騰，彷彿夢境一般，這册宋拓是他二十多年前花重金購得，十多年來他共收得同樣未斷碑石宋拓本共十一件，另，每每目睹相同宋拓，他都詳細地記録在此册帖之後。

這本宋拓就是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碑》（圖一），視如己命的收藏者叫崇恩[12]，曾官至山東巡撫。

圖一　崇恩藏墨皇本《集王羲之聖教序碑》宋拓

圖二·1　大唐三藏聖教序碑照片（正面）

圖二·2　大唐三藏聖教序碑照片（背面）

自從唐太宗成功地將王羲之書法地位推向頂峰以來，以王羲之爲首的“二王”系統書法統領書壇一千多年間，並無人捍動其書聖地位，在傳衍至今的王羲之書法系統中，唐代懷仁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圖二），是僅次於《蘭亭序》的一件書法名品，它是由初唐時期長安弘福寺僧人懷仁從王羲之的若干墨迹中輯集出來的碑刻，他巧妙地將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僧玄奘和王羲之這些當時及後世人們耳熟能詳的重要歷史人物勾連起來，製作出真正具有所謂“紀念性”的作品，《集王聖教序碑》在形式上既迎合了唐太宗崇尚王羲之書法的意願，又滿足當時社會流行佛教的時尚需求，是一舉數得的舉措，唐朝尚去王羲之時代不遠，根據記載傳爲王羲之的書法墨迹雖然也有二千多紙之多[13]，但畢竟觀摹這些珍貴的書迹顯然與普通民衆無緣，《集王聖教序碑》問世以後，這種情况大爲改觀，原來碑刻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只是爲了傳播碑文内容，現在却有所不同，它第一次因爲書法的原因而刻石，那就是所謂的“帖”了，雖然書法家們强調墨迹是書法學習的模仿對象，但拓本的傳拓可以使人們更容易地學習王羲之的書法，更何况《集王聖教序》的長度共有1904個字，許多字是《蘭亭序》和其他王羲之著名作品所没有的，它爲後世人們學習、瞭解王羲之的書法風格提供了大宗的重要材料[14]。

不過，《集王聖教序碑》成功地流傳至今日，並引起後世人們强烈的關注，恐怕只是我們所看到的全部面相的一部分，畢竟並非王羲之親筆書寫，傳播過程中所引起的歧義在所難免，一些人以此爲學習王羲之書法的媒介和楷模，世代相襲；另一些書家則以爲是懷仁鳩集王字而成，還是懷仁自己寫就這樣基本的問題還没搞清，圍繞着《集王聖教序碑》，人們講述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對待《集王聖教序碑》的態度折射出的是人們背後所持有的書法理念和時代風尚，經典的地位就這樣在不斷的質疑聲中構建確立，人們在討論傳統發明的本質時，傾向是一種形式化和儀式化的過程，只要與過去相關聯，即使只是通過不斷的重複[15]，也會達到相應的目標，更何况《集王聖教序碑》確實在書法上有着後人無法企及的程度。

《集王聖教序碑》雖然被奉爲書法經典，但是却並非始於唐朝，甚至在宋代人們對它的評價也並不顯得那麽正面，相反，我們很容易地看到當時有影響的書法評論者對《集王聖教序碑》不屑一顧的批評，不過，類似負面的批評却没有獲得長時段的延續，大約相隔一百多年後，《集王聖教序碑》在人們心目中逐漸成長起來，這一過程既有隨着時間的漂動，人們漸漸地遠離王羲之時代，所能見到的王羲之真迹甚至唐代摹本也逾來逾少，畢竟《聖教序碑》上的王字號稱是從王羲之真迹上鉤稽而來，也有書法理論認識上的轉移，此消彼長促使人們將視綫轉向《集王聖教序》，它們彼此互動重新塑造出《集王聖教序碑》在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