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刻墓誌研究現在已是顯學，吸引了衆多學者參與，這不僅由於石刻墓誌中藴涵着大量新資料，也由於學界近年來對歷史“書寫方式”的關注，有關石刻墓誌整理、研究的相關成果不勝枚舉，在這一研究熱潮中，應該注意的一點是：墓誌文字其實屬於傳統文體，頻見於傳世史籍之中，尤以文集中爲多，這是因爲能寫墓誌，特别是能寫出好的墓誌，是當時文人著名與否的標準之一，以唐代爲例，像“朝廷大手筆”張説，就被稱贊爲“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713]；權德輿被韓愈稱爲“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714]，而韓愈本人更是撰寫墓誌的高手，當時的官員或民衆，都以能有韓愈這樣的高手爲其撰寫墓誌而引爲榮幸，例如：

盧東美死後，“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715]這是看重了韓愈“能爲古文”，寫的墓誌可以“詳而信”。

張圓死後，其妻抱幼子來求韓愈説：“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盗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716]這是認爲韓愈乃“天下之名能文辭者”，由他來寫墓誌，“必傳世行後”，甚至可以讓死者“死不爲辱，名永長存”，還能遺福後代，完成未遂之志。

張季友死後，其兄子（侄子）張塗到韓愈家，“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别，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717]這裏説的更極端：没有韓愈寫的墓誌銘，“猶不葬也”，即没有韓愈寫的墓誌銘，等於不葬。

這樣一種風氣，使得當時文人紛紛學寫墓誌銘，並以寫得好爲自豪（當然也有經濟利益在），編輯文集時，也將墓誌銘作爲一類編入，而且這一類所佔篇幅不小，《韓昌黎文集校注》共八卷，其中碑銘佔兩卷，即佔四分之一；《權德輿詩文集》[718]除去詩外有40卷，其中碑銘15卷，佔三分之一還多，並且，在整個文集中，“碑銘”類的排序也十分靠前，無論《權德輿詩文集》也好，《白居易集箋校》[719]也好，都排在書、表、論、狀之前，甚至排在“中書制誥”之前。

但是，近來研究墓誌的學者，却很少涉及唐人文集中的“碑銘”一類，致使這一大類文章不爲人們所重視，現在，學界興起石刻研究熱潮，促使我們將目光投向這一大批以往不被人重視的文章類别上。

唐人文集中的墓誌文章，其實與出土的石刻墓誌性質相同：寫好後收到文集中就成了傳世史料；寫好後刻在石頭上，埋進墓穴，然後再挖出來就成了出土墓誌，二者雖然有物質形態的不同，但内容其實基本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在重視出土石刻墓誌的同時，有必要回頭看看文集中的墓誌，並且在將其與石刻墓誌視爲一類文章的同時，關心其異同。

以往研究唐代文學或文獻的學者，其實也是關心石刻墓誌的，他們關注的重點是石刻墓誌與文集的互校，這其中有全面叙述的是葉國良的文章《石本與集本碑誌文異同問題研究》（以下簡稱爲《葉文》）[720]，文章歸納了石本與集本相同的三個原因：1.刻石時根據原稿，編集時亦據原稿；2.刻石時增改原稿，編集時收入改稿；3.集本據出土石刻補入，同時歸納了二者不同的四個原因：1.刻石編集皆據原稿，而集本傳刻時有誤；2.刻石編集皆據原稿，而石本摹勒時有誤；3.刻石時根據原稿，編集時删其頭尾；4.刻石時增改原稿，編集時收入原稿。

《葉文》認爲二者不同中的第4種情况最多，其中又包括四種原因：1.撰者資料不全，留白以待喪家自行填補；2.撰者陳述事實不誤，喪家修飾文辭後刻石；3.撰者陳述事實有誤，喪家修改後刻石；4.撰者與喪家對墓主行誼認知不同，喪家修改後刻石，换言之，文章似認爲二者不同主要是由於喪家的填補、修改造成的。

《葉文》的這些歸納大致都可以成立，但尚有可補充處[721]，本文即在此基礎上，擬以更具體的實例，來分析一下文集墓誌與石刻墓誌的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