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集王聖教序碑》在唐朝的影響

金石學家葉昌熾嘗云：“集字始於懷仁，唐以前未聞也，集右軍書者多矣，惟聖教序鉤心鬭角，天衣無縫，大雅以下，瞠乎其弗及也，”[248]在懷仁集王羲之行書的影響下，後世鳩集王字構擬碑文成爲一種風尚，以葉氏所知拓本約有以下幾種：《六譯金剛經》、白馬寺懷義《集王心經》《半截碑》、田名德《集王田尊師碑》《周孝侯碑》、宋《絳州修夫子廟碑》《忻州建東嶽廟碑》《解州鹽池新堰箴》《龍泉普濟禪院碑》《玉兔寺净居詩》《慈雲寺碑》、朝鮮《宏覺國師碑》《普賢國師碑》等，另外“禾中亦有集王一本，書法頗隱秀，似《聖教》，題云懷仁，則嫁名以取重耳”[249]，碑石的時代集中在唐宋，當然這還不是全部，《宣和書譜》記載，集王羲之書共有十八家[250]，據宋及後人金石著述載録，唐人集王羲之書碑石，大約有以下：

唐集王字碑一覽表

（240）董其昌《戲鴻堂法帖》卷六。

（241）《金石録校證》卷七，第一千三百七十二條，137頁，葉奕苞《金石録補續跋》卷六《唐梁思楚碑》：“趙〔明誠〕云思楚集者誤”，别下齋校本，13葉，《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2册，9180頁。

（242）陳思《寶刻叢編》卷一〇《陝西永興軍路·虢州》，49葉，《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册，18274頁；《金石録校證》卷五，第七百二十二條，69頁。

（243）《金石録校證》卷五，第八百七十九條，88頁。

（244）陳思《寶刻叢編》卷一《京畿·酸棗縣》，23葉；《金石録校證》卷五，第九百二十條，91頁。

（245）陳思《寶刻叢編》卷七《陝西永興軍路·長安縣》，24葉；《金石録校證》卷五，第九百二十八條，92頁。

（246）《興福寺斷碑》，二玄社，1961年，5-32頁。

（247）《金石録校證》卷六，第一千十九條，104頁。

（248）黄庭堅《山谷别集》卷一〇，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13册，633頁。

（249）《金石録校證》卷七，第一千三百五條，132頁。

（250）米芾《寶章待訪録》載：“洪元慎集右軍越州兩碑，右真迹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許借，未果，”世界書局，2009年，19-20頁。

（251）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七，115頁。

（252）葉奕苞《金石録補》卷一六《唐永仙觀碑》：“右碑丹州别駕蕭森字從政撰，集王右軍行書，觀在唐京兆府美原縣，即今之富平縣，觀主田名德同令柳升奉天寶二年詔書，葺治永寧鄉古廟，至大曆六年三月落成建碑也，自明皇夢見老子真容之後，承奉風旨者獻符瑞、興土木，干戈肆起，幾至亡國，恬不知悔，田名德爲中宗時景龍觀所度道士，年八十餘刻清净智慧觀身經，亦集右軍書，襲五千言之糟粕，殊不足觀，與此碑並傳於世，”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27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112頁，此碑前半部刻《觀身經碑》，後半部刻《永仙觀碑》。

（253）陳思《寶刻叢編》卷六《河北西路·真定府》，28葉。

（254）葉奕苞《金石録補》卷一九《唐建周孝侯府君碑》，5-6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29册，68頁，碑存江蘇宜興，碑文中許多字顯然並非集王，行正間書。

（255）陳思《寶刻叢編》卷七《陝西永興軍路·長安縣》，35葉。

（256）陳思《寶刻叢編》卷八《陝西永興軍路·萬年縣》，28葉；《金石録校證》卷一〇，第一千八百七、第一千八百八條，193頁。

以上有確切紀年的集王字碑，從乾封二年（667）到大和六年（832），約160多年的時間，其中有12通集中在乾封至天寶這100年的區間；從内容上來看，15通與佛教寺院或人物有關；集字者都是王字的膜拜者，如懷仁、行敦、衛秀、胡英、胡沛然、唐玄度等，行敦，《宣和書譜》載：“釋行敦，莫詳其世，作行書儀刑羲之筆法，當天寶間，寓安國寺，以書名於世，嘗録傅玄樂府，字畫遒媚，富於繩墨，視王氏其猶得其門者，（略）後有集王羲之書一十八家者，行敦乃其一也，”[251]集王字者，終其一生熟習王字，技法嫺熟，僅依書寫表現而言，顯然是王字衣缽的繼承者，然而世俗社會並不依照書寫者的相似程度而確立與王字之間的關聯，宋人李彌遜在《題胡霈然書後》的一段跋語，頗能表達這種思想：

霈然與胡英、衛秀等並習右軍書，昔人論其工不及懷仁，而賢於蕭森，過唐玄度之徒遠甚，惜乎不得盡具數家書迹，以定其優劣，[252]

有趣的是，他將胡霈然比較的對象範圍不出王字的鳩集者：懷仁、胡英[253]、衛秀、唐玄度諸人，雖然這些人均習王字，“然羲之真行，論者爲入神品，正如庖丁之技，輪扁之斫，手與心會，不容外入，豈學者步趨能要其至耶，故行敦之書，雖竭智力作意仿效，而氣骨精神終不似真，”[254]仿效者以凡人心境所追摹的形似，在士大夫的目中終逃不脱邯鄲學步的窠臼。

佛寺是公共書法的主要贊助者，章懷太子李賢舊宅改造而成的千福寺内除釋教人物繪畫外，碑刻佔據很大的成分，千福寺寺額由上官昭容書；另有懷仁《集王聖教序碑》；徐浩題額、顔真卿書《法華感應碑》，碑陰吴通微書，東塔院額，高力士書；西塔院，玄宗皇帝題額，院門北邊碑，顔真卿書；南邊碑，張芬書，向裏面壁上碑，吴通微書，石井欄，李陽冰篆書，東閣，面東碑，韓擇木八分書。

《天台智者大師碑》，張芬書[255]，寺院與皇室及著名書法家的關係可透此窺見，寺院募集衆多名人碑刻，需要大量金錢和財力，蔚爲壯觀的著名碑石、繪畫在公共空間的展示會給信衆留下很深印象，從而促進寺廟各項來源的拓展，有學者也注意到了唐代書法社會與釋教之間的關係[256]，在釋教人物集書以外，唐翰林待詔唐玄度所集《六譯金剛經》也是值得特别注意，唐玄度，字彦昇，文宗時人，陳思《書小史》稱：

唐玄度，官至翰林待詔，沔王友，善小篆，名於一時，筆法柔弱，無復前人之比，而流俗妄稱惜之，[257]

翰林待詔是唐代圍繞在皇帝周圍的專業書法家，身份雖是近侍，但官品下流且易與翰林學士相混淆，唐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258]，唐玄度正是這樣的書法待詔，在宫居翰林院，出行追隨皇帝，以備皇帝隨時垂詢[259]，《集古録目》云：

《唐六譯金剛經》，唐右威衛上將軍知内侍省楊承和删集，楊翱撰序，初承和以分書經刻於上都興唐寺，文宗詔取其本，使待詔唐玄度集王羲之書，翰林學士鄭覃等六人爲贊刻石，以大和六年春立，[260]

根據《集王金剛經》後進經狀所言，大和四年正月進上《金剛經》新刻碑本，其年八月七日文宗敕令編入《藏經目録》，並在長安興唐寺立碑，不過，初刻上石的是八分體隸書，讀者不識多誤，改由翰林待詔唐玄度“翻集晉將軍王羲之書，至大和六年春，功畢”，最後用“唐玄度模集”[261]，“翻集”“模集”是唐玄度集字的方法，最可關注的是唐玄度集字所使用的時間，楊承和删集的《金剛經》，加上楊翱的序及八位翰林學士每人一段贊文，約有五千多字，文字量差不多近懷仁《集王聖教序碑》的三倍，前後不過一年半的時間，或許，在《集王聖教序碑》集字過程中懷仁使用的工作量，也許没有後人估計的那樣費時多年。

奉敕集字，作爲一種書法形式，同時也代表了某種特定人群的偏好，此時，集字在技能已無任何障礙，並且短時間内可以完成，表明翰林待詔日常工作中對内府中王羲之法帖熟悉程度很高，這種情况無論對集字還是自書都是有利的，唐文宗要求以集字的形式立碑，顯然代表了皇室對王羲之字的傳統尊崇和品位，是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化事件。

對王羲之字的推崇是李唐王朝自唐太宗以來所建立的傳統，雖然王字的門類繁雜，但懷仁以來的集字體系却表現出高度的統一，從《集王聖教序碑》到《金剛經》，甚至宋代的《絳州夫子廟碑》，一脈相承，辨識起來毫無困難，初唐時，以趙模爲代表的宫廷拓書手們建立一套完善的標準，《宣和書譜》在談及趙模時，重點與懷仁作了比較：“趙模喜書，工臨仿，始習羲、獻，學集成《千文》，其合處不减懷仁，然古勁則不迨，”[262]

唐宋時習模集王行書的人群相對固定，宋人黄伯思説：

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吴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263]

他雖然也覺得《集王聖教序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但他所持據的藝術標準是學王者生似王者死，並稱在唐朝吴通玄、吴通微時代已經是這樣了，吴氏兄弟“皆博學，善文章，並侍太子游，德宗立，弟兄踵爲翰林學士，並知制誥，通微工行草書，翰林習之，號院體”[264]，已見吴通微的楷書，也是習歐出身，參以王字，筆法秀美[265]，如果我們將搜尋範圍擴展到吴氏仲昆以外，就會發現唐時有翰林待詔名目的書法家所書寫的行書墓誌有驚人的相似。

唐代翰林待詔所書寫行書墓誌表

（272）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唐凉國夫人王氏墓發掘簡報》，《文博》2016年第6期，9-10頁。

（273）趙力光等《新見唐代内學士尚宋若昭墓誌考釋》，《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5期，102-108頁。

（274）西安市文物稽查隊編《西安新獲墓誌集萃》，208-209頁。

（275）孫嵐風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北京大學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3頁。

（276）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下〕》，綫裝書局，2007年，811-812頁。

（277）西安市文物稽查隊編《西安新獲墓誌集萃》，228-229頁。

（278）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3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65頁。

（279）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下〕》，887-888頁。

（280）王仁波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陕西卷）》，第4册，165頁。

（281）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下〕》，894-895頁。

翰林待詔們奉敕書寫的墓誌，傳主俱爲貴妃、才人等皇帝嬪妃和封王等皇室成員，皇室成員的亡故，均由翰林待詔奉敕書寫墓誌，字體早年間，尚有隸書，後多楷書、行書，並以行書爲最多，劃一的書寫模式代表了他們法度嚴謹，且訓練有素，不但翰林待詔們有着近似的書寫模式，類似的習字風格也波及至皇室成員，肅宗時期永王二子夫人宇文氏墓誌，由吴通微撰文，皇侄李倩書寫[266]，《壽王女墓誌》，至德二年（757），壽王書，[267]《韋臯紀功碑》，元和三年由順宗李誦行書[268]，其行書風格則與翰林待詔們相似，這種形式上的統一或歸因於相同的訓練，或由個人偏好，或二者兼而有之，實際上翰林待詔們與皇室成員在書法上關係密切，後者以前者爲師，《宣和書譜》稱：“大抵唐以文皇喜字書之學，故後世子孫尚得遺法，至於張官置吏以爲侍書，世不乏人，良以此也，”[269]玄宗翰林院設置以前就有類似的職務設置，《明徵君碑》書寫者結銜是“朝議郎、行左金吾衛長史侍相王書，臣高正臣奉敕書”[270]，高正臣職責之一就是爲相王侍書，翰林院設立後，吕向開元初爲翰林待詔，兼皇太子文章及書官[271]，李思詮也曾任“朝散郎守忠王友翰林供奉兼侍諸王等書”[272]，王伓“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273]，順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著名書法家張少悌職銜爲守彭王府長史、翰林待詔，或爲彭王侍書，唐代宫廷皇室有習書傳統，有的翰林待詔兼有太子、諸王侍書的任務，太子、諸王們會得到王羲之真迹的拓本，用於模習，開元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拓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十九年收入内[274]，太子、諸王臨習的字帖選擇，大體上與指導老師的好惡關聯，臨摹對象的有序傳承，造就結體大致相同的書體，皇室即是所謂院體書法的贊助者，也是院體的實踐者，二者良好的互動，相互促進，皇帝態度則會推波助瀾，《六譯金剛經碑》由原八分體的隸書改變成集王羲之字碑，完全是文宗的主意，皇帝及皇室成員的書法實踐，大大地提昇了院體書法的聲望，翰林待詔奉敕書寫確定了它的流行性。

自從《集王聖教序碑》樹立以後，一種以王羲之行書爲名的書體頗爲流行，集字模寫方式成碑在釋教領域有所傳承，類似的書法風格也在宫廷專業書法家内部相襲，兩者的關係表明深受一套技法的影響，有學者研究，相傳出自專業拓書人趙模的《千字文》（圖三十三），是一模習王羲之行書的專業書法機構的書法教材，是《集王聖教序碑》的字樣來源或主要來源，也是《六譯金剛經》的字庫[275]，盛唐以後翰林院待詔們以臨摹此類風格書迹爲主，形成風格明確的書體，也明顯有别於同時期朝廷其他官吏的書風，被士大夫稱俗，號院體，這樣來説，並非表明以《集王聖教序碑》爲代表的書體，對世俗社會完全没有影響，有一方愚公名人所集撰的會昌元年《集右軍書碑》，亦可反映《集王聖教序碑》在現實社會的流傳及被模仿。

《雲間金石録》録文有换行，故其可能録自原碑或拓片，值得寶貴：

大唐三藏聖教序/

盖聞二儀有象顯覆/

唐船子和尚東游泊釣船處/

和尚東來泊釣船一溪秋水月明

天此中定有高/

人出爲憶前身幾百年愚公名人記/

大唐三人二儀有象端兼太/

會昌元年八月日

關於這塊碑石的來源，清代嘉慶《朱涇志》卷三著録，並有朱棟《得會昌碑記》：

嘉慶辛酉（嘉慶六年，1801年）四月二十七日，朱涇法忍寺天空閣毁於火，余時艤舟寺畔，出一碑於灰燼中，闊尺餘，長尺有□（按原闕，《光緒縣志》記爲“四”）寸，厚四之一，堅瑩如玉，而碎爲四，碑文凡七行七十七字，碑歸朱涇、丁益琳（字子香）收藏，[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