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与被压抑的浪漫主义

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小说扎根在浪漫主义文化基础上，那么也有必要去审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化，到底与浪漫主义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现代小说又与浪漫主义文化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前者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性质的评断，后者是对中国现代小说所依据的文化背景的理解。

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奉现实主义为圭臬，这是不争的事实。何以会如此？在建构这一规范的进程中，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又是如何生成、选择、排斥、压抑与变异的？

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运动既晚到，又早衰。按以赛亚·伯林的看法，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于18世纪下半叶，那么按照我们经典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也可以认为中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的白话文学革命时期。如果认同王德威的观点，即“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那么晚清现代性体现的那种文化状态，是否也可视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滥觞呢？甚至，我们如何去理解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所表达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呢？这与康德的主体性所表达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是否亦有相通之处呢？如此看来，中国文化之现代浪漫主义起源要复杂得多。晚明社会的文学艺术所表现的感性肉欲，又该作何理解呢？它是否也是认知主体向外部世界的感性扩张，也表达了主体投射的内在激情呢？“世风日下”一词的道德批判还有言外之意，那就是感性与激情的泛滥。如果去除道德怀旧标准，那或许标示着主体的解放。在这一意义上，或许预示着浪漫主义文化在世俗社会涌动的历史浪潮了。

此一问题，因为牵涉到历史之深远与思想之复杂性，我们无法在有限的篇幅里加以讨论。但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一视角是把现代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理解。也就是说，深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根本上是对西方现代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反应，由此也可以理解五四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要论证此一观点，当然也绝非易事，但现有的论述还是可以找到必要的切入点的。

深受白璧德影响的梁实秋，也继承了乃师反感浪漫主义的态度，1926年写有《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以浪漫主义来理解新文学的显著特征，并颇有微词。1960年代，李欧梵关注现代文学之浪漫传统，引述了梁实秋的论述，并且赞成梁氏把浪漫主义视为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征。李欧梵进而认为：“蒋光慈的‘漂泊’与郁达夫的‘零余’，可说是‘五四’文人的两大历史特征，表现在文学里，就是梁实秋先生所不满的‘浪漫的趋势’。”[66]就蒋光慈的创作来说，可以看出左翼文学早期也是渗透了浪漫主义精神的。[67]

正如李泽厚的分析模式——“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样，即使我们可以把救亡解释成另一种启蒙，一种更伟大的、现代激进革命的启蒙，但浪漫主义的夭折则是无法重新阐释的问题。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案，例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重新定义，但与其如此，不如承认浪漫主义的夭折来得更具有历史的明晰性。在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经验中，浪漫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支流，或者说一种素质潜伏下来，一直受到压抑，以至于我们后来遇到浪漫主义也不敢承认，只能在现实主义的规范底下来阐释它的意义。

这使我们今天重看文学史时，可能会展开一些新的阐释面向。例如，对有些文学现象是可以重新审视的，把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乡土文学作家界定为现实主义也是可以再作商议的。至少，如何阐释他们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也有可能重新开启他们的另一种面向。例如，茅盾、巴金是现实主义的，只有现实主义意义上，他们才能获得意义，但他们的作品有另一些素质，不能被关闭。普实克就看到了另外的侧面，他谈到茅盾的《子夜》中雷参谋与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瑶的偷情，雷参谋在她的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夹了一朵小白花，称之为向欧洲浪漫主义致敬的细节。普实克写道：这一段落“反映了欧洲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品是怎样在中国的革命青年中找到同类的精神和情调的。它证明了，中国的情调在很多方面会让人联想到欧洲浪漫主义情调及其夸大的个人主义、悲剧色彩和悲观厌世的感受”[68]。

在主流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一直未能深入讨论巴金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既然现实主义才是现代文学的正宗，那么只有把巴金叙述为现实主义，才能确立巴金的崇高地位。巴金写于1944年的《憩园》无疑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以现实主义来理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也并不是抹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就能解释更多的问题，但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可以理解这篇小说更多的侧面。例如，人物的病态心理、叙述人的旁观视角、叙述人犹豫不决的叙述与对自我的反思、小说叙述中的隐藏文本，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这篇小说不只是巴金最奇特的一部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值得玩味的一篇小说。

在如此语境中来看现代中国的现代文学，推论已经很清晰了。那就是现代的内在转折，革命叙事逐渐建构起了中国自己的现代范式，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我们今天来看，中国的革命文学叙事本质也是另一场浪漫主义运动，革命的、红色的、暴力的、激进的浪漫主义运动。革命的浪漫主义当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但有一点则是我在这里感兴趣的，那就是革命去除了现代启蒙的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城市里的狂怪之恋与“乡愁”（怀乡病）——那个浪漫主义经常回归的牧歌家园。革命本身自带了理想的终极目标，革命的目标就是从起始到终结的自我回归，这就如同尼采式的永劫回归。“去自我”与“去乡愁”，其实也就是去除现代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残余，而中国的革命文学只能建构在乡村叙事上，革命赋予了乡村叙事以现代的激进形式，那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意识。自我是被彻底清除了，我们当然不能说革命完全清除了“乡愁”，从《红旗谱》《三里湾》《山乡巨变》以及《创业史》和《艳阳天》中我们都不难体验到一些“乡愁”，但那也确实只是一些“乡愁”而已，它们再难充当乡村叙事的主导性的情绪和精神价值。乡土不是远方的、异地的、别处的怀旧中的他者，而是斗争和冲突的此在，是革命的自我在场。

正因为如此，革命文学对待浪漫主义始终存在矛盾。一方面，革命文学本质上是一场浪漫主义运动，它从主观理念和概念出发，这就如同中国革命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践结合的产物，而苏联的列宁主义也是其理论来源，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革命的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政党，没有革命政党，就不会有中国的革命。另一方面，中国的革命文学也如同中国革命一样，声称自己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中国革命来自于中国身处三座大山压迫的处境、民族救亡的危机，有其现实性，在革命的合法性论说中，现实性是其根本的也是唯一的依据；而革命文学也同样如此，它不再声称与革命理念有何关系，总是在现实性上来声称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一场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运动，被改换成现实主义的运动。革命文学最终要解决革命浪漫主义的问题，然而此一矛盾无法解决，因为缺乏整体性的浪漫主义哲学基础，革命文学的观念化及浪漫主义想象的推进只能依靠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

现实主义恰恰是消减革命理念的观念性色彩的一项艺术策略。整个革命文学中，其实是观念化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从革命发展的高度、从历史的本质规律的可能性来展开的文学实践，就是在观念性引导下的实践，它必然是一场浪漫主义的运动。又因为其观念性太强，故所有的文学理论批评都在大谈现实主义，都在谈现实的本质规律和典型化原则。生活的逻辑当然要服从革命的理念，这就是在现实的名义下所发生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如此活跃的浪漫主义，却又要受到压抑，只要与革命理念结合，浪漫主义就变身为现实主义。而源自于生命存在激情的浪漫主义则要被彻底压抑，直至清除。中国没有经历一个与个体生命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漫长的浪漫主义阶段，这看起来是中国的现代性最致命的软肋。浪漫主义的观念性，先是被革命附身，随后被现实主义换名，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就获得了现实主义的名声（肉身）。

其实这也不能怪革命夺取了浪漫主义的现代精神，因为中国自现代以来，一直未能发展出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家族/家国的价值认同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家族转化为家国只有一步之遥，故而中国人认同家国，并且家国毫不留“情”地占据着个体生命意识，这还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此，在现实主义之名下，中国的小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历史叙事，通过历史暴力来表现历史之动荡与变革，在历史叙事中来表现人物的命运，以追求强大的悲剧性来建构其美学效果。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也一直涌动着浪漫主义文化，但是，因为个体生命价值未能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家族/家国的意识更为强大，所以浪漫主义文化就被现实主义所替换，而且被驱逐和贬抑。中国现代实际上以革命之名，发展出现实主义的一套美学策略，实则其内里也流宕着浪漫主义的激情。但其表现世界的方法则是大相径庭。很显然，中国的现代性文学走了另一条路径，那是一种把握外部世界的文学：历史、民族国家的事业，改变现实的强大愿望……所有这些，都与西方现代性文学明显区别开来。西方现代文学发展出向内行/自我的经验；而中国的现代以来的文学则发展出向外行/现实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