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性历史中的当代性
很显然，在西方思想史或哲学史中，“当代”或名词化的“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如果具有时代意识的话，与“现代”（modern）或“现代性”是可以同义的，它属于现代的一部分，或者是现代的另一种表述。如果是“contemporary”，它只是形容词性的“当前”“当下”，指正在发生的时间，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时代意识。很显然，汉语的“当代”“当代性”时代意识的意味很明显，意指说话主体对我们经历的这一时段的一种整体性把握，它包含了这一时段特殊的存在感，也表达了一种哲学上的现实感。
哈贝马斯在解释黑格尔的“现代”概念时，揭示了“当代”的哲学含义。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现代”（moderne Zeit）就是指“新的时代”（neue Zeit），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的这种观念与同期的英语的‘modern times’以及法语‘temps modernes’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致的，所指的都是大约1800年之前的那三个世纪。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30]。哈贝马斯分析了德国学界和学校课程里所划分的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并且指出，只有当“新的时代”或“现代”（“新的世界”或“现代世界”）这样的说法失去其单纯的编年意义，“而具有一种突出时代之‘新’的反面意思时，上述划分才能成立”。哈贝马斯解释说，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新的时代”意味着即将来临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直到世界末日才会出现。谢林在《关于时代的哲学》中，则认为“现代是依赖未来而存在的，并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31]。基督教的现代时间概念跨度比较大，指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时间和即将到来的时间，这个到来的时间显然不是客观的物理时间，而是弥赛亚降临的时间，是救赎和面向未来的时间。这个到来的向未来敞开的时间依然是相当长久的，当基督教的“到来”观念转化为世俗世界的“现代”观念后，按哈贝马斯的解释，从1500年开始，这个“新的时代”就开启了。显然，“新的时代”到来也表明了一种历史意识：“一个人必须从整个历史视界出发对自己的位置作反思性认识。”[32]西方世界在18世纪开始使用“现代”这个新词，它表明了历史哲学对人们所处时代的认识。“现代”就是新的时代，它与过去区分，打开了未来面向。哈贝马斯援引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前言中的文字解释新旧两个时代或两个世界的区别，重要的是人们的那种历史意识和时代感。黑格尔说道：
对于黑格尔来说，新时代的到来就是现代，就是他生活于其中，感受到的“现在”，也可以理解为就是那时的“当代”。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待历史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历史是绝对精神的显现，只有显现了绝对精神的时刻，才构成历史时刻。他所描述的“这个时代”，以及为太阳所照亮的“新世界的形相”，也是绝对精神显现的“当代性”。
显然，在历史哲学中只有“现代”，它包含了“当代”，这里的“现代”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段。“现代”是一次对时间进行总体化的哲学认识，按照利科的看法，因为有了时间化的生存论结构（existential struc-ture），所以我们不可能逃避历史的总体化。总体化是一个可以协商但绝不可抛弃的实践过程。“事实上，历史总体化之争总是（无论它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它的形式、意义和限制之争，而不是它的可能性本身之争。黑格尔主义的难题不是来自总体化本身，而是源自它的特殊模式：把提出内在叙事（immanent narrative）的历史终结与主张绝对知识结合在一起。之所以需要其他立场，是为了把历史观念建构成一种发展着的整体。”[34]这就是说，历史之总体化不可避免，在杰姆逊那里被表述为“永远的历史化”。人们认识历史、现实，总是难免带有观念性，必然会带有特定的理念。如果不给历史命名、划分年代，给予这些年代以内涵，我们将无法认识被称为“历史”的那种对象。要把“当代”与“现代”区分开来，就要在二者之间赋予不同的意义。人们的争论不是要不要赋予意义，而是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即使“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试图对历史表示“无意义”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在赋予历史以另一种意义，否则人们无法谈论所谓后现代视野中的“历史”或“历史碎片”。
彼得·奥斯本认为，“现代性”扮演了历史分期范畴所具有的独特的双重角色：“它把一个时代的当代性（contemporaneity）指派给了作出分类行为的那个时刻；但是，它借助于一个在性质上新异的、自我超越的时间性来表明这种当代性，这种时间性在把现在与它所认同的最切近的过去拉开距离方面，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35]彼得·奥斯本论述说，现代性是一种“质”，而不是年代学或编年史，显然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讨论“当代性”，他认为现代性产生的时间基质有三个主要特征：
套用奥斯本讨论“现代性”时的说法：“当代性”没有一个固定的、客观的所指。它只有一个主体，它充满了这个主体。在每一种表达所处的场合，“它是历史的自我定义这个行为通过区分、认同和筹划而获得的产物，在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现在时超越了年代学的秩序”[37]。
要在总体上把握一个时代并不容易，除了黑格尔、汤因比，再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之外，还少有几个人可以对大历史作出自信而又决绝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究竟是时代情势太过复杂我们无从把握、无法命名，还是我们由于思想和概念的贫困无法去面对时代？当然，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时期理解历史的态度和方法使然。原则上来说，中国的历史哲学并不发达，甚至可以说严重缺失，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入，当然提供了进步的唯物史观，对大历史进行了明确而有效的划分。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正是着眼于未来划分过往的历史的，而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则被描述为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当代”是必然要被未来战胜的。在革命的逻辑中，“当代”是要被超越的阶段，不用革命战争的形式，起码也要用“大跃进”的方式，而且还要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如果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来看，毛泽东伟大的革命气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当代”的蔑视（包括对当时的“苏修”和“美帝”，例如“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因为当代注定要被迅速超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毛泽东思想中无疑是包含着历史哲学的，因而能洞悉未来超越当代现实。然而，谁能想到“当代”漫长而难以忍受，只有“继续革命”可以克服现实，可以保持对“当代”的革命。但是“继续革命”必然采取激进化的方式，历史又不得不以断裂和重复为其运行形式。
在文化上和审美上，人们总是保持着对“当代”的警惕和不信任，只有距离可以获得历史化的视角。在“文革”后的历史进程中，理解“当代”变成一个难题，因为“当代”不管是作为现实，还是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学的对象，它的存在都变得不可拒绝。它越来越需要获得一种生存论的时间结构。显然，这需要经过讨论、争论和清理。在哲学匮乏的时期这会变得异常困难。其实早在2001年，陈思和就尝试着从思想史的高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他说道：
尽管已经过去16年有余，陈思和的观点可以再加讨论，但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依然没有解决。陈思和认为，“‘现代’一词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意义的”，这是对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欧美在文学方面指称的“现代”：其一是和历史相关的现代史的概念，那是要比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漫长得多的时段，如前所述，可以追溯到1500—1800年。其二是指“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这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结束的一段时期，以具有现代主义典型特征的文学为其内涵。这个概念在欧美的文学理论观念中，严格地说不具有文学史的时段概念。其三，正如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中国自己的规划一样，无法与世界的“现代文学”重合，这就使我们要去理解“当代”被重新规划的不可避免。“当代”所包含的特定和复杂含义是西方或“世界”所没有的，在文学史方面的使用尤其如此。它不只是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概括，还包含着对一个特定时段的命名，赋予它以一种质的含义；并且通过这个命名，即通过确立“当代”的意义与外延，再返身确立“现代”的意义。尽管在欧美文学史的表述中，也可能出现“当代”，但这个“当代”是时效非常短的“当下”或当前，或最近十多年发生的事情。
在以“现代”和“后现代”来划分历史时段出现困难时，特别是需要一个更加单纯的时间结构时，欧美学界也会使用“当代”“当下”或“当前”。杰姆逊2002年在北京三联书店作过一次题为《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的演讲，据他所言，法国有一位“不太重要的哲学家”写了一本书，批评“现状哲学”（philosophy of actuality）。杰姆逊复杂的批判性思维颇为令人费解，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性表述像绕口令一样令人莫衷一是。但是，他强调关注当前问题则是明确的。他把当前事件的哲学称为“当前本体论”，并用于他在2002年正在出版的一本书的副标题。他说：“为了建立当前本体论，你必须了解目前发生作用的倾向，即倾向性的前景，根据过去给倾向性重新定位。当前是如此这般，倾向的力量在发生作用，这种本体论力图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39]按杰姆逊的历来思想来理解，这就是说，当前之能构成本体论，在于当前的存在具有向未来展开的能力，即不只是具有当下的合理性，也有未来的合理性，并且能够建立起未来的合理性，这也是“革命”“解放”的另一种表述。当然，这还是黑格尔的历史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表述。这个“倾向性前景”也可以理解为是黑格尔的“合理性的必然存在”，这表明当下打开的倾向性前景必然构成当下的一部分，使当下不再是暂时存在，而具有时间的存在结构，建立起历史的总体化。其内里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反复表述的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这种打开未来面向的革命性思想，虽然不能与基督教的末世拯救的学说混为一谈，但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它们具有结构上同源同宗的特征。
其实进入“现代”以后，人们关于“当前”或“当代性”的感受都被归属于“现代”之中，“当代”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属性被“现代”命名了。因为“现代”一词已经足够让人们从过去、从旧有文明秩序中脱身而出，而“现代”几乎是飞奔向未来进发，“当前”“当代”充斥着斗争、批判甚至战争，这表明“当代”只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需要被克服和迅速超越的。即使在美学上，“当代”“当下”也被另一个词“瞬间”所替换。而“瞬间”只是现代性裂开的一道缝隙，它被迅速掠过，而不是撕开一道裂口，或打开一条路径。最为经典的表述就是福柯读解波德莱尔的那首诗，福柯把现代性的态度理解为一种把握现代时刻的态度，他说：“现代性不是与现时的关系的一种简单的形式；它也是必须建立的与自己的关系的一种模式……对于波德莱尔来说，现代人不是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他的隐藏的真实的人；他是试图创造他自己的人。这个现代性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迫使他去面对生产他自己的任务”[40]。这种态度不只是对于飞逝的现在的敏感性的感受，而是把现在“英雄化”的意志。
在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中，“当代”只是现代主义观念性的显现（“英雄化”的意志），当代瞬间化也就是虚无化，它只是在归属于现代的总体化中才有显现意义。杰姆逊试图建立的“当下本体论”，也就是具有未来面向才使得当下具有本体性的存在。当下无论如何都不能凭借自身获得自主的存在，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当下”“当前”以至于“当代”，是因为只有否定自身才能在过去的归属或未来的开辟中获得存在。
阿甘本曾经就“当代性”表述过另一个概念——“同时代性”以及“同代人”的概念。阿甘本2006年在一次讨论课上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同属于一个时代？”他认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当然，他的问题的出发点倒不是着眼于当代，而是我们何以会与那些离我们年代久远的文本产生同时代感，也就是我们如何能成为那些文本的同代人从而感受到它们的意义。阿甘本的回答也是从破解“同时代”出发，他认为，有启发性的见解来自罗兰·巴特对尼采的总结，巴特说：“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尼采在1874年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他写道：“因为它试图把为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阿甘本解释说：“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41]阿甘本分析尼采的“相关性”概念来解释个人与当下在断裂与脱节中的“同时代性”。他写道：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阿甘本对当代现实保持着尖锐的批判态度，对于西方激进左派来说，资本主义的现今时代无疑是需要批判乃至以革命方式彻底改变的，他们秉持着超越现实和面向革命未来的期盼，要与同时代拉开距离：资本主义现实是不值得过下去的社会，身处这样的时代，毋宁说身处黑暗中。他如此表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只有那些允许自己为世纪之光所致盲，并因此而得以瞥见光影，瞥见光芒隐秘的晦暗的人，才能够自称是同时代的人。”[43]这就可以理解，同样身为当代最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巴迪欧极为赞赏诗人佩索阿以“匿名”的状态来写作诗歌，他生活于这个时代，只求隐藏于不断变换的假名之下。[44]恰恰是这样，佩索阿代表了他的时代。身处这个时代，能感悟到这个时代的真实状况或者说“真谛”的，就是对当代保持批判性的警觉，所谓同时代性，就是对时代的疏离感和批判性。这也是德里达所表述的始终保持马克思的异质性批判精神。
就阿甘本的“同时代性”而言，实则是一种主体的态度或感受，人们当然也可以客观地评价这种“歧义”或“疏离感”，这种存在的疏离或紧张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关系，也具有历史的客观性。但其存在状态和性质却必须获得主体的自觉意识，它无疑还是主体主动意识所起的作用。按阿甘本的观点，“当代性”是主体与时代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人们依然会去追究，当代性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当代思想已经不这样提问题，但追问起来，依然难免会有此疑虑。当代性就存在于现实对象之中吗？就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吗？还是取决于我们认识现实或时代的立场和观点。不同的人看待现实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就写下这样的话：
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判断，“最好的”与“最坏的”都共存于一个时代之中，那么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实际呢？哪一种是时代的本质呢？哪一种更切中当时的“当代性”呢？这既可以表明这个时代本身存在的复杂混乱的境况，也可以表明是观察者处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看到的时代的不同面貌。前者着眼于时代的特征取决于主观性；后者表明这个时代的现实本身就是多样且矛盾的。
历史中的“当代性”究竟作何理解，不管是把它理解为某种精神性的显现（例如黑格尔或者现代主义美学），还是理解为主体自觉与同时代保持歧义性，并具有批判精神，“当代性”都包含了主客体的互动关系，“当代性”说到底是主体对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建立起的一种叙事关系。阿甘本的阐释揭示出“当代性”这样的含义：“当代性”是作家诗人当前存在的一种意识，既意识到它的存在，同时又有能力超离它；不是深陷于“当代性”，而是走出“当代性”，在对未来面向的开掘中，逃离了当代性的命运。昌耀在1981年写下《慈航·记忆中的荒原》这样的诗句：
昌耀在1980年代初期写下的诗句，一定是重新唤醒了他在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的记忆，他是那么沉重地被命运包围：幼年丧母，13岁去从军，18岁开始发表诗作，22岁被打成右派，颠沛流离于青海垦区。“文革”期间，伯父、父亲自杀亡故。从这样的诗句中读得出他和两个时代都是有着区隔的歧义，他身陷命运的困境，但不甘于命运摆布，“从荒原踏来”，多年后，他用他的诗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就是在那样的时代，他也能在精神上逃离，他用他的文字区隔了时代对他的钳制，宁可迎接那等待他的箭镞，他会自豪地把那看成他命运的徽章。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当代性”里浸含着沉甸甸的生命质量，他在历史中，他踏过历史的荆棘，把当代史装进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