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柏拉图驱逐诗人说起
在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曾明确声称要在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国中驱逐诗人。这成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也留下了探讨文学与真理关系的话题。
柏拉图为什么要在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国中驱逐诗人?这又如何涉及文学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呢?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城邦的衰落时期,生逢乱世,促使他极其关注现实政治。对话体著作《理想国》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在他所设想的理想国中,诗被认为是一种不益的东西而遭到排斥。在《理想国》的第三卷,向诗人们下了通牒:
在《理想国》的第十卷,柏拉图深入说明了驱逐诗人的理由。他控诉了诗的两大罪状:一、诗不能揭示真理;二、诗对人起伤风败俗的作用。
“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到哲学高峰的时代。”69“柏拉图对荷马以下的希腊文艺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检讨”70,认为“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会抓住真理”71。模仿和真理隔着三层。
柏拉图以著名的“三种床”的例子说明了他的观点。世界上有三种床:木匠制作的床,诗人写的床,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念(床的本质)。按照柏拉图的哲学观点,床的理念是最高的真实,木匠制作的床是对床的理念的模仿,诗人写的床是对木匠制作的床的模仿,是模仿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当然就不会揭示真理。柏拉图认为,木匠是懂床的理念的,他是按床的理念来制作的,可是,诗人是不懂床的理念的,否则,他就不会模仿木匠而直接模仿那个理念了。诗人“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72。因此,在柏拉图看来,诗人是最无能的,他连木匠都不如,更何谈真理!
诗人不能用作品反映真理,“模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模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艺术也就不求满足这个理性的部分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模仿”73。也就是说,文学表现的是人的感性部分。柏拉图与诗人的纷争,实际上是感性与理性的纷争,而且,这也不是柏拉图一个人的声音,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声音。柏拉图说,“哲学和诗的官司已打得很久了”74。
这场官司被后人称为“诗哲之争”。
诗与哲学的纷争,对于古希腊来说,是一个理性时代到来的标志。此前,荷马史诗是人们知识和智能的基本教本,诗人是智者,是人们的导师,地位崇高,无与伦比。可是,诞生于城邦文明中的自由论辩风尚,孕育出了另一批智者——城邦哲学家。一切都成了哲学家检讨的对象,包括在过去的时光里一直处于神圣而崇高地位的文学艺术。检讨的唯一尺度就是理性。
对于人类的思想史来说,这场官司引发了人们对感性与理性、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真理的深入探讨,甚至,这样的探讨一直持续到今日。
柏拉图因崇尚理性而高扬哲学、贬低文学,但是,这种不无偏激的观点,只是一种观点而已;崇高的文学艺术也不会因此而偃旗息鼓,退出人类的历史文化舞台。而且,柏拉图所反对的是绘画和模仿性的文学,颂神的和写好人的文学还是可以留在他所构想的城邦。另外,他还主张用音乐对城邦里的人进行教育。可见,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艺术。
在《斐德诺篇》75这部著作中,柏拉图把人分为九等,第一等人是“爱智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即哲学家;被柏拉图否定和批判的“诗人或其他的模仿艺术家”位列第六等。76
哲学家是诗神的顶礼者,可见,哲学家与诗人是同一的,不过,不是一般的诗人,而是真正的诗人。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的观念里有两种诗人,一种是模仿现象的诗人,一种是追求真理的诗人。模仿性的诗只能描绘现象,不能反映真理(“理式”),就应该让位于哲学。虚构编造的诗与事实不符,就应该让位于真正的诗,而真正的诗,在柏拉图看来,就是哲学,真正的诗人就是哲学家自己。在《法律篇》里,柏拉图对来自异邦的模仿诗人说:“高贵的异邦人,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也是些悲剧诗人。”77
柏拉图划分的九等人的第一种,爱智者与爱美者并列,为什么会如此?在柏拉图的体系中,真与美是什么关系呢?
真善美是人类古典思想和文化中最核心的概念,他们分别与人类的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相对应。由于柏拉图对诗的抨击,使得真与美的关系问题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变得扑朔迷离了。也许有的人不能理解,一个驱逐诗人的人,如何能与美相关。但是,这要么是一种误解,要么就是一种幼稚的看法。事实上,在柏拉图的体系中,正像真与善一样,美也是贯穿始终的重要范畴和领域。从三者的关系来说,是高度统一的。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理解柏拉图所构筑的金字塔式的哲学体系。
在柏拉图的体系中,感性世界、一般理念、绝对理念构成了世界的基本图式。其中,感性世界处于最底层,绝对理念处于最顶层,处于中间的是一般理念。每一种一般理念是感性世界中相应的一种个别事物的因或本原,一般理念的因或本原是绝对理念或最高理念。从最顶端到最底层,真实性在逐渐降低。最顶端的是最真实的,最底层的是最不真实的。因此,重要性也在依次下降。有人将之比喻为金字塔式的构造:
美,在柏拉图的世界图式里处于什么位置呢?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两篇著作集中探讨美的问题。在《大希庇阿斯篇》里,通过对少女、母马、陶罐等具体事物的美的分析,最后认为,实际上有两种美,一种是美的事物,一种是“美本身”。美的事物或美的东西是美的现象,美本身是美的现象的本原。人的理性只停留在美的现象,是不可取的。人只有认识到了美本身,才领悟到了最高的美,绝对的美。现象的美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在《会饮篇》,柏拉图说明了从现象的美进入到美本身的过程:
这种以“美本身”即最高的美、绝对的美为对象的学问是什么学问呢?“这是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80柏拉图把真善美统一于他的体系的最顶层,由真而美而善。最高的真就是最高的美,最高的境界就是领悟最高的真和最高的美,而这一境界只有哲学才能达到。
柏拉图不懈地追求最高的美,而不屑于感性现象的具体事物的美,这与他责难模仿性的诗是一致的。不过,与认为文学绝对不能揭示真理略有不同,柏拉图承认具体事物的美,虽然认为是最低级的美。与此相应,文学模仿具体事物,也必然模仿了具体事物的美,模仿了这种低级的美。正是如此,柏拉图才担心文学会浇灌滋养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使人躁动不安,有悖道德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