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为什么没有以“法治”为口号

五四运动为中国请来了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一位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但是却漏请了一位“罗先生（Law，法律）”，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只以“民主”“科学”为口号，而没有以“法治”为口号。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变化中，这一缺漏也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德先生、赛先生口号的提出，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是要打破旧秩序，建立新世界。“民主”“科学”口号最早由陈独秀等人提出。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权就像是车之两轮，推动国家进步。同时他也提出，拥护民主科学旨在“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新青年》第2卷第3号）而取向于维护秩序的法治精神，就被人们普遍忽略了。有的时候，法治甚至会被误解为是对救亡图存目标的阻碍。比如，五四运动中著名的“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件，被当时的舆论一边倒地评价为爱国义举。比如康有为说：“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也。”他还说：“夫今之中华，号为民国……其法律生杀，以民意为主，非如专制时之以政府为主也。”[20]这种观点直接以民意代替法律，以民主取代法治，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遍观念。

不多的保持清醒的知识分子之一是梁漱溟先生，他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因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21]当时，梁的主张鲜有赞同应和者。

实际上，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者陈独秀，对于法治理念也有认识和论述。他说：“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虽君主国亦以此为主宪之正轨，民主共和，益无论矣。然则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毫无疑义。复次欲知孔子之道，果为何物。此主张尊孔与废孔者，皆应有明了之概念，非可笼统其词以褒贬也。”[22]但他的法治论述，还是要掀起一场推翻旧制度、旧文化的革命，服务于“打倒孔家店”这个目标，而对于法治稳定社会、维护秩序的内涵并没有深刻认识。

并且，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法治的认识，主要强调其民主内涵，更多是一种实质主义的法治观。比如，陈独秀认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决非一物。”[23]可见，按照陈独秀的观点，只有实现了民主，法治才具有正当性，民主是包含法治的，实现民主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只有民众有了自觉的民主意识，并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定宪法，建立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才是正当的，法治才是值得追求的。在陈独秀看来，在当时的中国，人们“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24]，如果人民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则任何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只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可见，按照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与民主相比，法治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其只是为民主服务的。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主”相对于“法治”有更直接的急迫性。民主是公民自我权利的苏醒，而法治更偏向于公共生活的改变。在当时，中国还没有走出专制主义的阴影，民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很快陷入尊孔复古、帝制复辟和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而民主直接指向君主专制余孽、反对军阀的割据盘剥，更直接回应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能否实现民主，是对中国前途的政治选择，而对退回专制的可能性的焦虑，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议题更为关注。而且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虽然封建制度已经被推翻，但专制制度依然存在，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障碍，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没有喊出“法治”的口号。而内忧外患丝毫没有改变的局势以及五四运动爆发于“新二十一条”的国耻情绪背景，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国家才能自立自强，而法治显然并不能保障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相反，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丛林中，法治也没有能够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提供保护。

另外，法治是一种现代的公共生活方式，它挑战了熟人社会背景下礼法为教的“德治”大体系，也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所难以接纳。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比较了中国“德治”与西方“法治”的区别，认为“法治”所挑战的根本对象是民间“淳厚”的“德治”背景下的道德风俗。陈独秀虽然认为法治社会，“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因而有伤“淳厚”，法治“以小人始，以君子终”[25]，但普通民众对于这种“有伤淳厚”的新的生活方式，还是出于本能加以排斥。陈独秀可以问“即非淳厚也何伤？”而普通百姓在一个人心不古、世道浇漓的社会中，却不会认为“淳厚”是应该被伤害的。

五四运动没有把法治作为口号，也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法治的独立价值，而是将其作为民主所包含、所附带的成分。例如，陈独秀指出，“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虽君主国亦以此为立宪之正轨，民主共和，益无论矣。”[26]李大钊说，“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源。”[27]而且法治不能回应当时社会最急迫的需求，尤其是不能解决当时人们普遍关切的国家存亡问题。救亡图存，自立自强是当时的时代精神，而民主指向自立，科学指向自强，自然就被作为最重要的价值，成为最重要的国民理念。而法治更多被看作是国家独立和强大之后，才应该思考和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没有提出法治口号，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五四精神对法治的淡忘，对中国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法治并没有在国人的观念中真正落地生根，人们普遍欠缺法治观念。而后来的历史，特别是“文革”的教训证明，缺乏法治规约的大民主，会走向民主的反面。民主本质上是法治的民主，脱离了法治的民主，民主不可能有序地进行，社会也可能因此处于无序的状态，国家和人民也会遭受深重的灾难。百年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仍然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四运动并没有提出法治思想，但不能说该运动对法治的建设并没有任何意义。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对当时民国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五四运动提出了法治的实质价值，也推动了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民主促进了个人的人格觉醒，促进了权利意识的勃兴。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要求对自己的权利加强保障，就自然而然会产生建立法治、确立规则的诉求，这对于法治观念的普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说，尽管五四运动没有提出法治思想，但五四运动已经培育了法治思想所需要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法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