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鉴往知来，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古今中外，少有例外。史学史的学习，则是为了考察和总结历史研究的经验教训，以求其在将来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历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目的颇为相似。可有趣的是，虽然历史学家为人类历史保存了许多记忆，但他们对自己从事的领域却较少注意。更确切地说，史家开始考察、总结历史学演变，往往在历史学诞生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以中国史学为例，汉代司马迁、班固及汉之后的范晔和陈寿所著的历史，被后人称为“前四史”，誉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但对他们史学经验的总结和反省，直到唐代的刘知几所著的《史通》方有比较系统的尝试。从司马迁到刘知几，相隔有八百年之久。在刘知几之后，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另一部堪称“史学史”的作品。而从刘知几到章学诚，相隔又有一千余年了。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史学也同样源远流长，如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与孔子生活于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希罗多德之后，西方史学传统中名家辈出，但比较系统的一部史学史著作，则要到16世纪才出现——法兰西人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1541—1608）写出了第一本冠名《史学史》（L’histoire des histoires）的著作。他像刘知几一样，从著史体裁的变化来总结以往历史著述的演变。而从希罗多德到拉·波佩利尼艾尔，其间经过了二千年之久。

看来史学史的开展晚于历史学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或许有人会说，这一现象说明史学史之于历史研究，似乎不甚重要。但事实则是，如果我们稍微细究一下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则恰恰有助于展现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和必要，因为史学史著作的出现，通常是在历史研究经历重大转向之后的产物。还以刘知几为例，他所处的唐代与前代相比，历史著述出现了重大的转变，从私家修史转向设官局修史。刘知几本人亦曾在唐朝的史馆任职，而史馆修史虽然在唐代以前便出现，但是到唐代才确立为一项制度，不但在中国为后来的历朝所遵照执行，而且也为邻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朝廷所接受，成为东亚史学的一个特色。同样，16世纪欧洲的拉·波佩利尼艾尔有意写作史学史，也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欧洲史学正经历从中古到近代的转型。那时不但出现了史学史的论著，而且还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作品问世。如拉·波佩利尼艾尔同时代的法兰西同胞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便写出了《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一书，为这一领域最早的论著之一。

在中西两大史学传统之外——更确切地说是在中西史学之间——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也创造了丰厚的史学传统。同样，史学史的研究也在中东史学转折的时刻出现，而且还与唐代刘知几写作《史通》的契机颇有一些可比之处。中东史学宗教色彩浓厚，早期史学著述主要记述被奉为先知的默罕默德的言行及其丰功伟绩。但在14世纪之后，突厥人崛起并渐渐抟聚成了奥斯曼帝国，而在伊朗则有远承萨珊王朝的萨菲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抗衡。这些政权都相继皈依了伊斯兰教，扩充和扩展了穆斯林史学的传统。也许是为了汲取有益的历史教训，萨菲王朝时期的史学，相对比较发达，如冠之以“君主之鉴”作品的创作，数量众多，成为波斯史学的一个特色。由此开始，中东史学也逐渐建立了官方修史的传统，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中国传统史学在唐代的转折。因此，被誉为穆斯林天才史家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ûn，1332—1406）在14世纪写出《历史绪论》（Muqaddimah）这样一部兼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著作，便非偶然。几乎同时，官方修史的传统也渐渐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于是，15世纪有奥斯曼史家穆斯塔法·阿里（Gelibolulu Mustafa Ali，1541—1600）写作的《历史要籍》（Künhü’l-ahbar）一书，系统总结穆斯林史学的传承与演变。

西方史学之走向近代化，是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变化的重要阶段，因为在此之后的二百年中，各地的史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也不例外，相关论著已有多种。[1]值得重视的是，史学史的系统研究，抑或史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建立，也在史学近代化后的西方形成和确立了。许多人都认可西方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在19世纪之初，德意志史家路德维希·瓦克勒（Ludwig Wachler，1767—1838）写有《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研究和艺术史》（Geschichte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 und Kunst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litterɑrischen Cultur in Europa），似乎预示了历史学即将走向发达。而19世纪甫一结束，瓦克勒的同胞爱德华·富艾特（Eduard Fueter，1876—1928）便出版了《近代史学史》（Geshichite der neuren Historiographie），成为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不过在英语世界更为著名的当属G.P.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书与富艾特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从题目到内容都更为突出了19世纪为“历史学的世纪”这一西方学界共识。在此之后，史学史的著作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而一般言之，都以总结和概括西方近代史学模式之形成和影响为宗旨。

历史学的转向导致史学史研究的兴盛，那么反过来，研究史学史则有助我们了解历史学发展的现状、动向和前景。这是所有历史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功，也是我们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但史学史著作的写法，颇为多样。上面所举的种种先例，个个不同，各有特色。而我们写作此书，也尝试展现我们自己的特点。大致而言，与目前流行和使用的同类作品相比，本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如同本书书名所示，我们的写作内容虽然还是以西方史学的演变为主，但涵括了西方以外的地区，因此《外国史学史》的书名更能反映本书的实质，也突出了本书与坊间已有教材的不同。我们有此选择，不仅因为作者之一曾参与写作《全球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翻译出版），且全球史观已经成为当今史学界的主潮，更因为中国史学界也急需扩展学术视野，不只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也超越中西比较的二元对立思维，注意到其他非西方地区的文化及其与中国史学的相似、可比之处。以历史学的近代转型而言，由西方开始逐渐蔓延于全世界，但各个地区在引进和吸收西方近代史学模式的同时，又对之加以取舍和改造，其中有相当有益的信息，值得我们历史系师生参考借鉴。近年世界范围的史学潮流一变再变，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便由印度、印裔学者领头，对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发起有效的挑战，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史学团体中产生了共鸣。简言之，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在近年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而全球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世界各个文明之间产生了频繁互动和多重联系。历史学中全球观点愈益重要，亦是全球化扩展的一个写照。但如上所述，本书的内容仍然以西方史学的变迁为主，其中原因是考虑到中国各大学历史系课程设置仍然以“西方史学史”居多。不过，通过扩大本书的内容，我们希望能抛砖引玉，逐步扩展学生的视野，让他们采纳更新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和历史学的变化。

其次，本书在内容上不但希求走出西方中心的窠臼，同时也注意反映学术界最新的成果，特别是引领全球范围史学变化的新潮。从架构上来看，本书厚今薄古，对近代以来的史学变迁着墨较多，更注意21世纪以来史学界出现的种种新动向。如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当代史学的走向”，篇幅最大，目的是让读者领略当代史学界的最新趋势。如果说鉴往知来是中国人对历史学的期望，那么西方史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如著有《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的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就曾形容历史学是“过去和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其表达的意思是希望历史研究和写作能与现实、现世充分沟通与交流，方能提供有益的资鉴。史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也同样有此目的——我们希望本书能有效反映当今史学的走向，因为了解现状是预知未来的有效方法。一言以蔽之，本书与其他类似著作相比，其包含的内容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要相对宏阔和时新一些。

复次，自19世纪以来，史学史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关论著不时出版，更新了我们对历史学这一学科的总体知识。一般的史学史著作，常常采取“点将录”的形式，历数历史上的史学名家，交待他们的生平、学术和著作。这些内容自然而且已经是史学史研究的重点。但本书的写作，在上述内容之外，更希求呈现历史学演变的背景和原因。如果历史学是过去与现实不断的对话，那么史学形式的更新，新的史学思潮、观念和方法的出现，往往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各种各样的背景。揭橥这些背景、解释变化的原因、探究历史变动与史学变迁的种种联系是本书着力较多的部分。我们也希望通过描述和分析这些背景和原因，能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历史学的性质和史学史的功用。

最后，本书的宗旨是为大学历史系的史学史课程讲授提供一部简明易读的教材。我们的写作风格，希望能达到这一目的。换句话说，虽然本书处理的内容对普通大学生来说，相对有些陌生，不但有众多外国人名，还牵涉各种文字的书名，但我们自忖没有故弄玄虚，更不想虚张声势，以旁征博引来显示学问。相反，我们的行文力求朴实简练，引证也尽量简化，不让读者负重太多。当然，本书是否落实了我们的初衷，还有待读者的检验和同行的认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衷心期待着！

王晴佳　李隆国　谨识

2016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