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希腊语史学

330年，君士坦丁皇帝正式定都拜占庭，在他死后，为了纪念他，该城被更为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意为“君士坦丁之城”。虽然这位皇帝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但他还是在临终前将帝国加以分割，沿袭了戴克里先的改革措施。不过，这次是在家族内部传承，东部和西部事实上由不同的家族成员统治。这种事实导致了东西部帝国的分隔。4世纪末5世纪初，北部蛮族利用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纷纷内迁，这一挑战更加加剧了东西部的分离趋势。东部皇帝实施“祸水西引”的政策，成功抵御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西部则落入了蛮族之手。6世纪初开始，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开始实行“东和西战”策略，与波斯帝国缔结和约，集中力量收复地中海周边的失地，先后收复了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沿海地区，帝国重新统一起来。自此开始，希腊语独尊的趋势日益明显。6世纪末，帝国的官方语言正式改为希腊语，与拉丁语西部欧洲的官方语言不再相同。因此，本章分述希腊语世界和拉丁语世界的史学。尽管在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提法还极其罕见，但是，现代史家习惯上将定都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称为拜占庭帝国，尤其是在7世纪之后。对这两种称呼，本章也是二者兼采。

随着6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的扩张，传统的战争史也涌现出名著。记录这一收复运动早期过程的代表作是普罗柯比的《战史》。《战史》的写法类似于阿庇安的《罗马史》，也是分战役来谋篇布局的，按照时间先后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叙述。从波斯战役、阿非利加战役，到哥特战役，最后以综述帝国形势作结，凡8卷。作为基督徒，普罗柯比自然具有基督教会的立场和写作偏好，但是，作为直接参与军事活动的幕僚，他主要基于自己的见闻，细致地描述战争的进程，通过写作来赞美自己的统帅贝利撒留，歌颂皇帝查士丁尼的英明决策，而没有简单地将这些功业归因于上帝了事。

在他之后，阿加西（Agathias，活跃于6世纪中后期）续写哥特战争，他写道，“从查士丁尼去世、查士丁二世即位开始写作我的历史……既然政治家恺撒利亚的普罗柯比已经准确地记录了查士丁尼治下的史事，我就尽可能全面地记录此后的史事”。[75]与他的前辈普罗柯比的身份相类似，阿加西也是律师出身，受帝国秘书官尤提奇（Eutychianus）的邀请和鼓励，写作历史之篇。另一方面，他更加受到希罗多德的影响，乐于调查各民族习俗；而且将习俗调查与当时的基督教偏好相结合，通过交代各民族的习俗、族群特性作为文化背景，分析各族群的战斗表现和习惯。与古代战史一样，阿加西的作品里有多篇演说词，往往涉及赞美和政治、军事权谋。

征服战争的持续和反复，不仅使得君士坦丁堡国库空虚，而且也让被征服地区民生凋敝，帝王渴望获得金银财宝，与此相应，有史家绘声绘色地讲述提比略皇帝（Tiberius，公元578—582在位）如何得到远征意大利的前统帅宦官纳尔赛所藏的金子，以及莫里斯皇帝（Maurice，公元582—602在位）如何无意中得到大批宝藏的故事。晚年，普罗柯比还留下了一篇《秘史》，分门别类列举查士丁尼和皇后西奥多拉的斑斑劣迹，对他们俩谩骂不止。他特别从财政的角度，指责查士丁尼一方面巧立名目敛财，一方面乱花钱，用巨额钱财收买北方少数民族。《秘史》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帝国盛世之下的危机，也真实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专制君主矛盾而复杂的态度。

7—8世纪被认为是帝国史上的“黑暗时代”。虽然传世的文献总体偏少，但是传世的史书却并不少。史学的衰落主要体现于战争史的衰落，演说、外交辞令和政治军事权谋随之从史书中大量消减。到7世纪初，最后一部具有较纯粹的古代史学形式的作品，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西摩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约公元580—640）的《历史》。作品开篇有哲学女神与史学女神的对话，然后是强调历史作品重要性的前言，随之开始讲述皇帝莫里斯的上台，以下八卷则秉承战争史的传统，细致地描述他的对外战争，直到兵变被杀。虽然从内容和形式上保留着古代战争史的特色，但是，西摩卡塔将莫里斯皇帝之死视为“不相信圣徒威力的结果”，并用他的虔诚和忏悔来解释他的不抵抗和潜逃被杀，说明他自愿在此生抵罪而不是等到末日审判时赎罪。[76]

与此相对照，教会史在稳步发展中。虽然优西比乌的宗教观点受到后来史家的谴责，认为他具有半阿里乌斯派倾向，但是他所开创的教会史、基督教编年史和基督教帝王传记的传统却长盛不衰。在他之后，有不同的续写者接着他的《教会史》进行写作。他们分别是索佐门（Sozomen，约公元400—450）、提奥多里（Theodoret，公元393—460）、苏格拉底（Socrates Scolasticus，或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约公元380—440）和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 Scholasticus，约公元536—600）。提奥多里遵循“记忆过去”的宗旨，续接优西比乌，“巴勒斯坦的优西比乌从使徒时代写到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我将续写”。他围绕正统教会与阿里乌斯派异端的斗争展开叙述。苏格拉底续写至提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至439年）。而埃瓦格里乌斯在续写的时候，既详细地交代各种宗教事件的原委、宗教人物的事迹，以君士坦丁大教长格雷戈里之死告终；也同样关注战争的历史，一直讲述到594年波斯王库思老二世（Chosroes II，公元591—628在位）在莫里斯皇帝的支持下恢复王位。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我有所忽略或者不那么准确，请不要责怪我，因为我将各种分散的资料收集以便教诲世人，我为此殚精竭虑。”[77]与古典历史撰述相比，教会史不以演说和修辞为能，而是以收集各种书信、敕令和布道辞为特色，诚如埃瓦格里乌斯所言：“我们并不炫耀言辞，而是将所收集的文献以及从熟知事情原委的人那里所听到的内容，提供给读者。”[78]

与东方正教争锋相对的历史撰述，有斐洛斯托吉乌（Philostorgius，约公元368—440）的12卷本《教会史》，他基于阿里乌斯派的立场，续写优西比乌《教会史》至公元425年。这部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后世主要依赖弗提乌斯（Photius of Constantinople，约公元810—893）的摘录窥其一斑。据摘录者所言，这部作品对所有阿里乌斯派分子一律加以褒奖，与其说是教会史，不如说是异端颂歌；除了颂扬异端分子，余下的部分就是对正教赤裸裸的攻击。他说这部作品文笔洒脱，每卷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就是作者的姓名。[79]斐洛斯托吉乌的这部作品更加证实了教会史写作中的教派斗争色彩。

除了这些涉及整个教会的作品之外，不少地方教会也写作自己的教会史。如以弗所主教约翰（John of Ephesus，约公元507—588）在6世纪末于百忙之中写作的6卷本《教会史》，自朱利安·恺撒开始写到查士丁二世第6年。20世纪初，在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阿尔贝拉（Arbela）主教区发现一部《阿尔贝拉教会编年史》，用叙利亚文讲述自公元100年开始至6世纪初年的教会史事，凡20位主教，至汗纳纳（Hanana）为止，为东方教会史和波斯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此外，作者还提到了教区之外的一些非常独特的教会事务。例如说到罗马教皇试图独裁天下教会，图谋失败后被废。“在东方，我们上文提到的罗马主教（Papa），因为定居于首都，以及出于对外联络的需要，企图获得君临天下主教的权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罗马的教士和全体民众都予以反对，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决定将他废黜。”[80]这反映了当时的地方教会还不希望整个教会定于一尊。

在这一时期，教会史逐渐向编年史过渡，从单纯叙述基督教会的历史，转向包括教会之外的史事，涵盖基督教会的发展，基督教会之前、基督教会之外的俗史和其他民族的史事。早期的世界编年史，虽然留存不多，但是，可以根据后来对编年史的抄录或者摘录，知道其大概面貌。例如据提奥法尼（Theophdnes the Confessor，约公元758—818年）的《编年史》的引用，可知恺撒里亚的格拉西乌斯（Gelasios of Caesarea，逝于公元395年）的编年史写到约395年；埃及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的地方编年史写到6世纪，安条克的约翰（John of Antioch，活跃于7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写到518年，续作分别叙事至610年和641年。又有所谓《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a Pashca），作者不详，书名不详，因为作者对复活节的推算和记录特别感兴趣而得名。该书按照世界纪年法记录代际更迭，用奥林匹亚纪年记事，直到公元630年。其记录内容极其简要，许多年份都只有纪年，如奥林匹亚第X年，第X小纪，皇帝XXX第X年，某某某是执政官。但作者毫不吝惜笔墨于某些宗教说辞，即使长篇大论，亦全文照录。看来，编年史在记时纪事之外，还强化了保存有益于人心的宗教说教的功能。

与古代战争史的传统写法相比，基督教编年史的内容在时空上都有其独特性。时间上，它偏重于从古至今的人类通史，而非古代流行的邦国通史。与此相应，纪年法亦有重大变革。拜占庭史家普遍采取世界纪年法，取代“罗马建城以来”纪年法和古代希腊世界流行的“奥林匹亚纪年法”。古代纪年法成为辅助世界纪年法的次要纪年方法。西欧在这一时期则开始流行公元纪年法。加洛林王朝时期重新繁盛的编年史多用公元纪年，一般会在耶稣诞生（即公元纪年的始点）之前，用世界纪年法，或者其他基督教纪年法，例如亚伯拉罕以来多少年，等等。公元之后的年代则比较普遍地使用公元纪年。而公元纪年法在拜占庭编年史中处于次要的地位。由于对世界何时被上帝创造的推算不同，各地的世界纪年法也有不同的推算传统。拜占庭史家围绕世界纪年的不同推算法展开了争论，甚至上升到教义的层面，互相攻讦。争论主要针对阿非利加和优西比乌这两位杰出代表。阿非利加根据启示来整数化历史事件的年代，而优西比乌试图整合《圣经》和异教年代，更严格地依赖于历史资料系年。希伯来文《旧约》与希腊文《旧约》之间年代计算的差异，为这些不同的推算提供了文本依据。

在空间方面，基督教编年史家的关照范围更加广泛，具有“真正的”世界眼光。如果说古典战争史多是记录作者的个人经历及其见闻，那么基督教编年史则覆盖“全世界”的史事，编年史家为此需要依靠来源广泛的其他作者提供的文献材料。如同当年优西比乌依赖自己导师收集的大量藏书，方便地收集材料写作编年史，拜占庭编年史家往往需要参考大量的文献读物。因此，在7-8世纪的所谓黑暗时代，拜占庭学者喜好抄录古书，所抄录对象并不限于古典作家，而是以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约公元300—650）的教父作品为主，这种积累性工作直接为随后的编年史史学繁荣提供了史料基础。

自8世纪晚期开始，拜占庭帝国虽然国力中衰，但是在文化上自视颇高，格外珍惜固有的文化传统，雅好复古，进入“文艺复兴”期。与此同时，阿拔斯阿拉伯王朝经常派遣使者前来求取希腊文典籍，进一步推动了藏书抄书之风，催生了“百科全书式”学者。前面提及的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提乌斯的《百科全书》（Bibliotheca），凡280卷，成为全面了解古代学术与文化的渊薮。10世纪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公元913—959在位）命人编纂《历史大典》（Excerpta Historia），按照“推举帝王”“演说”“婚娶”等53类，抄录群书，卷帙浩繁。在此基础上，当代人写作的文献也多了起来，文化重新繁荣。

正是在这种复兴、收集传抄古书的文化背景下，8世纪末9世纪初，拜占庭诞生了两位著名的编年史家，乔治·森克罗斯（George Syncellos，活跃于8世纪末）和提奥法尼，他们前后承续，完成了内容丰富的《世界编年史》（Chronographia）。这两位作者都是地位崇高的教会人士、反对破坏圣像的宗教领袖。提奥法尼为此入狱两年，逝于流放之中，因此被封为圣徒。森克罗斯穷其一生广泛搜罗，抄录前贤作品。在抄录前贤作品的过程中，森克罗斯以极为苛刻的眼光，对被抄录的作者横施批评，不仅贬斥《圣经》年代学之外的异教年代学，而且对阿非利加和优西比乌也多有訾议。他本人依据教义，提出了“最为正确的”世界年代计算数据。但他未能完成编年史的编辑工作，叙事至戴克里先上台的时候，赍志而殁。提奥法尼续编至第6305年，按照他本人的计算为公元805年（现代学者推算为公元813年）。该书602—813年的部分，史料价值极高，因为其所抄录的史书多不传。或许可以反过来说，编年史替代了此前的诸多历史作品，使得它们不再继续流传。

提奥法尼的作品以世界纪年为主，采用亚历山大里亚标准，认为世界开始于公元前5500年，同时列出小纪年份（Indiction，每15年一循环），改朝换代时用公元，然后是罗马皇帝年号、波斯皇帝年号（波斯被灭后，用阿里发年号）、罗马主教年号、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年号、耶路撒冷主教年号、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年号和安条克主教年号，这些做法极具世界眼光。提奥法尼爱憎分明，他对阿里乌斯派分子、圣像捣毁分子都是一样的痛恨；对法兰克人也满怀偏见，认为他们不知礼仪。他写道：“为了报答查理替他复仇，利奥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从头到脚为他膏油，将他加冕成罗马人的皇帝，替他穿上帝袍，戴上皇冠。”[81]

提奥法尼的作品有许多续写本，被统称为“续提奥法尼作者系列”（Scriptores post Theophanem），最晚的作品一直叙事至961年。它们各自的史学价值并不一致。这些续编按照一个皇帝接着一个皇帝的顺序编写，有点类似于帝王本纪系列。对于每位皇帝的评价偏向，各位续编者之间也并不一致。类似的编年通史还有不少，重要的如修士乔治（Georgethe Monk，活跃于9世纪中期）的《编年史》，自创世一直记录到842年，对9世纪中叶圣像运动的记录较为珍贵。这部编年史由不同的写手续写到963年。西米安（Symeon the Logothete，活跃于10世纪中期）的《编年史》也非常重要。还有《伪西米安编年史》，是对西米安编年史的续编。20世纪初发现的《811年编年史》，主要讲述拜占庭军队被保加利亚人击溃的故事。亚历山大里亚的彼得（Peter of Alexandria，活跃于10世纪末）的《编年史》（Chronicle of Monemvasia）则是一部通史简编，其中对伯罗奔尼撒的史事的讲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这一时期，出现了针对具体事件和历史时期的“灾难史”。基督教对于“罪”和“忏悔”的强调，对“末日审判”的期待，都使得这种题材有大量的市场。6世纪初，托名约书亚（Joshua）的匿名作家写作了《伪约书亚编年史》，他在长篇序言中声称自己并不是写作使人忏悔的宗教性作品，而是追求真实性的历史记录。他所指的灾难是那时发生于埃德萨（Edessa）的蝗灾，也包括波斯人对叙利亚罗马人的侵略和屠杀。对于后者，他虽然也认为是上帝借助波斯人来施行惩罚，但是还是模仿修昔底德，分析其根本性原因和具体的政治因素。[82]这部编年史将古典历史写作传统与基督教教义相综合，发展了奥古斯丁和奥罗修开创的灾难史这一历史写作题材。

拜占庭史学少不了圣徒传。拜占庭帝国产生了数量可观的圣徒传，历代拜占庭皇帝都试图统一基督教教义，但是，由于东方各地具有丰富而悠久的地方文化，各地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宗教教派，统一难以实现。由于皇帝对宗教政策的直接干预，宗教统一往往与政治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强行统一使得教义容易随着政治出现起伏波折，也容易导致用政治手段解决宗教冲突。5-6世纪发生了围绕一性派进行的斗争，到7-8世纪，又围绕圣像崇拜发生了大规模冲突。世俗权力直接介入，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甚至流血事件，大量殉道圣徒也应运而生，圣徒生平中的斗争色彩也相对浓厚。这一时期，多瑙河以北地区的蛮族逐渐皈依，也产生了许多民族性圣徒，给圣徒传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和宗教需求。

7世纪上半叶，有三位作者为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施舍者约翰”写作圣徒传，先后创作于不同时间，后来都被改编为一种。这种创作多个版本而后改编的写作习惯，应该与圣徒自下而上的产生过程有关。或许这就是这一时期的圣徒传多经过不断修订，传世本都较为晚出的缘故。“施舍者约翰”并没有行多少奇迹，作者的写作目的也是“礼拜圣徒、供人仿效、荣耀上帝”，几乎没有记录什么奇迹。作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录“施舍者约翰”从出生、与婚姻作斗争，到全身心礼拜上帝，再到如何大方地治理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如何应对波斯人对叙利亚地区的入侵所带来的灾难，如何避难回到家乡塞浦路斯，如何去世的经历。作品线索明晰，主题鲜明，语言生动平实。他们所刻画的圣徒似乎更像现世中活生生的个人。[83]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圣玛丽传》。传主为著名的女圣徒玛丽或称玛里诺斯。她的传记中没有任何年代线索，但是其经历却非常极端。她女扮男装与父亲一道去修道，遭到误会，被认为与酒馆老板之女发生关系，致其怀孕，因此被逐出院门。她在院外忏悔3年，抚养孩子，死后下葬，大家才知道她是女儿身，方得以平反昭雪。这个故事极其生动感人，语言非常平实和口语化。其中也几乎没有提到什么奇迹，而是表现出极端的服从、谦卑、忍耐。[84]可能正是由于没有任何时间和地点，这篇传记在中古基督教世界得到广泛传播。

还有讲述苦修生活的圣徒传，例如女圣徒提奥多拉·特撒罗尼克的故事。作者开篇便请读者不要怀疑他所讲述的故事，以为当代无奇迹。作者秉承东正教作家的习惯，有一段较长而富有修辞水平的前言，然后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先讲述传主富贵的早年生活，再重点描述圣提奥多拉进入修道院之后的谦卑和苦修，通过这种反差彰显她追随上帝的决心和意志。后面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提奥多拉死后，围绕她的墓地所发生的各种奇迹。这篇传记成功地集合了“俗人”“苦修修女”和“奇迹”这三种类型的东正教圣徒传记元素，虽然不免叙事繁琐，但极富说服力，全不是匿名作者自谦的“漏洞百出、毫无技巧的冒失记叙”。[85]

除单篇的圣徒传外，也有圣徒列传。这些列传一般按照圣徒的纪念日（即圣徒的祭日）排列，包括非常简短的传记性叙事，其中最有名的是10世纪编订的《君士坦丁堡圣徒列传》（Synaxarion of Constantinople）。许多后来撰写的早期圣徒传，也借助于它来确立故事的主干。

这一时期帝王传记并不常见。但是，自9世纪晚期开始，马其顿王朝的皇帝几乎个个都非常富有教养，留下大量的传世作品。他们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将自8世纪晚期开始的文化复兴推向了高潮。除了大量的编年史和圣徒传之外，还有地理志，如《君士坦丁堡志》（Parastaseis Syntomoi Chronikai），是当时流行的介绍君士坦丁堡的旅游手册类文献的一种。君士坦丁七世为王储罗曼卢斯创作的《论帝王治理》，围绕帝国的外交政策摘录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罗马人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外交事件，借此明了政府与整个帝国如何与时俱进地改革。”[86]

传统上认为拜占庭的史书基本上模拟古典希腊史学，削足适履，圣徒传千篇一律，形式单调，但是，如果转换角度，从史家们对于帝国传承性的强调而言，重视文化的源远流长，从关注当代转向关注世界的过去与未来，融会贯通，使得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史学似乎又有许多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的空间。似乎可以说，拜占庭史学家在“复古”与“开新”之间折中权衡，开拓着历史写作的空间。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史家主要来自阿拉伯—地中海世界的核心区，大多来自埃及北部、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沿续着古代传统。在这个时期临将结束的时候，史家多半本身就是著名的宗教人物，直接参与到复杂、尖锐的宗教政治斗争中，如提奥法尼、西米安，他们本人后来都成为圣徒。他们笔下的历史作品自然更加富有宗教说教的色彩，其笔下的历史大抵为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斗争史。这一总体发展趋势，与西部欧洲拉丁文世界的变化大体一致。但具体受到何种宗教教义的影响，则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