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和国的没落与“罗马的衰亡”

“白银时代”的优秀史作不再主要讨论罗马如何兴起，而是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如果说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的急剧崛起令史家兴奋地讨论罗马的兴起，那么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罗马共和国的危机以及转向帝制，则刺激罗马史家深刻反思罗马是否正在走向衰亡。恺撒和西塞罗各自努力，秉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试图改造历史，也通过历史书写来鼓吹。恺撒凭借在高卢战争时期所积累的丰厚的政治资本和雄厚的军事实力，根本不听罗马元老院的调遣，最后不惜发动内战，结束了共和国；与此同时还亲自动笔，写作《高卢战记》，并发动幕僚写作《内战记》，为自己一派大唱赞歌。

西塞罗则代表比较保守的元老派。他没有军功，依靠法律诉讼获得名声，一步一步地登上执政官职位。在他担任执政官期间，以喀提林为首的贵族集团试图依靠武力夺取大权，实现均贫富。最终西塞罗用“演说”和谋略将喀提林打败。经受斗争的考验之后，西塞罗在肯定混合政体的前提下，主张适当强化执政官的权力。为了替自己的政策辩护，以及鼓吹自己的国家设想，他也曾送资料给博塞多尼，请他将其修订成史书，但是被博塞多尼委婉谢绝。

真正替西塞罗完成这一愿望的，是萨鲁斯特。萨鲁斯特早年追随恺撒，积极参与内战，但恺撒被刺之后混乱的政治局势使他心灰意冷，退隐泉林，开始写作历史。“在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之后，我的心情归于平静并且我已决心从此再也不参预政治生活，但这时我却丝毫无意于把宝贵的余暇用来过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也不想把农活和狩猎这种奴隶的活计用来派遣时日。相反地，我决心回到我过去想往的志愿上来，而不详的野心曾使我偏离这一志愿；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件挑选出来，笔之于书。”[53]于是萨鲁斯特选择了“喀提林阴谋”这一事件。

与恺撒的《高卢战记》侧重描写罗马将士为捍卫盟友和罗马的荣誉而浴血奋战的主旋律不同，萨鲁斯特的《喀提林阴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反思罗马衰落的原因。作者通过喀提林等人密谋推翻共和国的事件，说明德行如何在财富和闲暇的刺激之下崩溃，野心如何驱使人们铤而走险，而其中贪欲是导致共和国衰亡的罪魁祸首。同样是写作战争史，恺撒的书中没有多少演说，而萨鲁斯特的书中，言论所占的篇幅不少，甚至包括喀提林“在不容许任何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的长篇发言，充分体现了作者借他人的嘴说自己的话的良苦用心。恺撒派拿标枪说话，与西塞罗派用嘴说话毕竟不同。恺撒死后，恺撒的部将安东尼最终将西塞罗的头颅砍下，悬挂于罗马广场西塞罗经常发表讲演的船首讲台（Rostra）之上。

恺撒派最终赢得了胜利，恺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建立起元首制，罗马共和国转向罗马帝国。奥古斯都以个人的雄才大略带来了所谓的“罗马的和平”。百余年间，帝位传承虽然不够稳定，在帝位更迭之际，多伴有战争，但基本上国泰民安。社会的安定，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罗马文学步入“白银时代”。从史学作品来看，盛世之下，歌功颂德的作家往往名不见经传，相反像萨鲁斯特那样的作家反而在历史撰述中独领风骚。萨鲁斯特缅怀罗马祖先，颂扬共和国的伟大，哀叹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慨叹罗马衰亡。这种风格还尤其体现于《罗马建城以来史》，由奥古斯都庇护之下的李维（Titus Livius，约公元前59—公元17）写作。

李维的这部皇皇巨著共142卷，完整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关于罗马王政时期和共和国鼎盛时期的部分，其余部分只有详略不等的摘要流传下来。李维的写作目的与萨鲁斯特大致相同，他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与战争期间，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略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纪律逐渐涣散，先是道德倾斜，继之以精神日益下滑。当良知开始离去的时候，以致今日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恶，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54]李维也将道德沦丧，尤其是财富所带来的贪欲、奢侈和纵欲视为罪魁祸首。

但是，李维的叙事内容和技巧与萨鲁斯特又不尽相同。萨鲁斯特主要写作当代史，因此，他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和批评；而李维虽然一直写到了奥古斯都执政时期，但主要写作古代史，最受读者欢迎的也是这部分。因此，李维在写作中颂扬较多，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在适当的场合针对具体的史事略作评述。这种评论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考量，在更多的场合，是基于健全的认知能力解释史事，尤其是在讨论王政时代的时候。王政时期是罗马的传说时代，各种家族和地方传闻流行，莫辨真伪。而正是在对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制度和习俗的叙述中，李维清晰地展示了自己的考证推理能力。例如在讨论罗马奠基者罗慕路斯采用象征王权的12利克托尔（即法西斯）礼仪的时候，作者说：“一些人认为，由于通过鸟兆，向他预示王权的鸟的只数使他附和了这一数目。我则倾向于另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从相邻的伊达拉里亚人那里——象牙椅、镶绯边托迦也来自该地——不仅引进了侍从以及这类事，而且还有人数本身。伊达拉里亚人之所以有这一习俗，是因为他们从十二个民族中共同选出王，每个民族提供一名利克托尔。”[55]现代考古学也证实了李维的此类叙述。

李维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惊人的合理论述，与共和国晚期大批博古学者的精深研究密不可分。博古之学，是地中海世界尚武之邦的流行学问，斯巴达如此，罗马也是如此。罗马人喜好供奉祖先雕像，听取掌故传说，老伽图的《原始》大概是早期最为知名的此类作品，此后传承不绝如缕。尤其是到了共和国晚期，随着大批外来人口涌入罗马，对罗马名物来源的好奇之心自然也大大激发了博古之学的研究，对罗马地名、部族、祭仪等等一切渊源都有作家进行仔细的调查和阐释。各种解释层出不穷，彼此竞争，分享着罗马的光荣与伟大，以及她的昔日荣光。

不少希腊人写作了罗马博古学作品，例如公元前30年左右来到罗马的哈利卡尔纳索斯人狄奥尼修斯。来到罗马后，开馆授徒，讲论文章之法。后来想补波利比乌斯之不足，从罗马起源讲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写作了20卷《罗马博古录》，陈义甚高。他的写作大概算是自己的历史写作理论的实践，先注重主题的选择，其次是精心的编排，再次是用各种修辞技巧进行说服。至于选择罗马早期历史掌故，是为了回应当时知识界在热烈争论的问题，即罗马的兴起是否是命运女神对希腊的嘲弄。李维当时就指责过希腊人的薄幸，他们以为罗马人不如亚历山大那么伟大。在许多希腊世界的文人眼中，罗马人质朴无文，对哲学思辨不感兴趣，不具备哲学王统治世界的气质。狄奥尼修斯对此颇不以为然。通过讲述罗马早期的各种传说和掌故，不仅可以彰显罗马从建城伊始便展示出的伟大的德性，而且通过论证他们源自希腊人，说明罗马人将希腊文明发扬光大，也证明了罗马人统治希腊人的合理性。

毫无疑问，狄奥尼修斯的史学理论修养要远远高于其历史写作水平。他的《论修昔底德》和《文章技巧》都是从修辞的角度讨论古代史学的名篇。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学生或者罗马友人而作，他们都是具有一定贵族身份而又雅好文学的人士。《罗马博古录》试图通过各种写作技巧揭示前辈史家较少措意的罗马掌故，既表彰伟人的丰功伟业，又表达自己对客卿生活的知足和感恩。尽管他说自己努力追求真实和公正，但实际上却主要是展示修辞和连篇累牍的演说，以及对读者的善意教诲。从今天专业化史学的要求来看，他算不上高明的史家，但确实代表了当时文法教师的历史写作水平和欣赏口味，也反映出他们所面对的庞大的贵族读者群的历史阅读偏好。

在共和国晚期出现了集大成式的博古学者——瓦罗（Marcus Telentius Varro，约公元前116—前27），他被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前96）誉为“最博学的罗马人”。“他创作了大批博古学作品，对拉丁语、希腊和罗马的古物有着惊人的了解。”[56]

瓦罗的作品很多，影响极其广泛，但传世作品并不多，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他属于庞培分子，在安东尼时代被抄家，致使作品散佚。其他的原因还有可能是，作为集大成者的罗马民俗学家，他表彰罗马诸神，因而受到基督教教父圣奥古斯丁的激烈批判，并被后者的论述所取代，从而不传。此外，从现存作品来看，瓦罗经常混淆名物的实物起源和仪式起源。例如，他说棕榈冠（palma）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戴的时候头的两侧要同样地覆盖，因此源自于“均等”（paria）。而在解释罗马大神庙卡皮托尔（Capitoline）的来历时，他又说因为建神庙时挖出了一个头盖骨，结合此山原名塔尔陪安（Tarpeian），因此附会，这个头盖骨就是维斯塔贞女塔尔陪安的。[57]这种将传说、辞源、制度变迁和现实遗存结合起来汇通串解的做法，尤其满足了罗马扩张后大批外省人涌入之后的阅读需求，流行一时。如果说瓦罗的写作程式是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那么李维则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对史料加以排列。与瓦罗相比，李维更加善于从历史变迁中反思罗马精神的嬗变。

博古学者们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掌故，给后人留下了关于罗马的百科全书式知识，而且还提供了“罗马建城以来”的纪年体系。罗马纪年，本是用执政官的名字来名年，因此有许多执政官表（Consularia）。至共和国末期，不仅由于怀古之风盛行，帝制的出现也使得最初的王政时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维吉尔写作《埃涅阿斯》，讲述拉丁城邦的渊源，流传一时。而为了计算时间的远近，有必要找出罗马独特的纪年起点，并加以推算，于是有“罗马建城以来”的纪年体系。但是，各家对罗马建城时间的推算并不一致，自公元前814年至公元前729年，差别将近百年。[58]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瓦罗的推算，约相当于公元前754/753年。希腊人一般接受哈利卡尔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的推算，起点约为公元前753/752年。在帝国晚期，首都东迁，这种计算方式为基督教史家广泛接受。狄奥尼修斯本人在《罗马博古录》中使用的建城起点是公元前751年。罗马建城以来的纪年方式与执政官名年纪年共同构成了罗马纪年方式的核心要素。

共和国晚期政治局势扰攘，刺激了许多历史学家写作当代史。可惜的是，这些作家都没有萨鲁斯特那样的好运使其作品流传下来。现存的罗马时代的作品大都为通史作品，如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史》、西西里的狄奥多鲁（Diodorus Sicilus，约活跃于公元前50年）的40卷本《历史集成》、哈利卡尔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博古录》、卡西奥·戴奥（Cassio Dio，约163—230）的80卷《罗马史》，等等。这些作品都颇有世界史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