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黑暗的内部传来了裂帛之声——由纪念海子和骆一禾想起的
决意要写这篇迟到的文章时，首先想起的仍是海德格尔的话。他在《诗人何为》中这样说道：“先行者是不可超越的。同样地，他也是不会消逝的；因为他的诗作始终保持着一个曾在的东西，到达的本质因素把自身聚集起来，返回到命运之中……”他是这样准确地谈到了一个与诗有关的东西：命运。无独有偶，一位中国诗人也用他的诗句乃至生命诠释了近似的意思，他说：“我听见这回声在世界的血里奔涌/我梦见一个蔚蓝的球体/正像从星际看到地球/我梦见我离它很近，伸手可及……”这是二十年前，年轻的骆一禾在他的长诗《世界的血》中写下的句子，不久以后，他那年轻而汹涌的血就残酷地外化，并且永恒地凝固为了一个被命运兑现的预言。很显然，在一些最值得纪念的诗人那里，命运与诗歌、人格与文本之间是这样天然地有着奇妙而残忍的关系。
我从多年前想起的几句诗中找到了这个题目。此刻我发现，有些东西真地是冥冥中遥远的呼应，也许是许久以来对于海子和骆一禾阅读的一种“余响”，所谓绕梁三日吧。这也是多年来梦中常常出现的声言，或者是幻感中期望出现的声言。我想这是灵魂深处一种不太妙的倾向——对于深渊的一种固执而胆怯的接近冲动。若是出现得久了，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征兆。所以，多年来我试图接近，但又一直逃避着某些最灼人的光芒。
我自然没有资格去写怀念两位诗人的文章，因为既无缘同窗，也不是故友，只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发些感慨，而已。
海子一生留下了两百四十余首抒情短诗和四部长诗（其中《太阳·七部书》为巨型长诗）作品，共约一万六千行诗歌；骆一禾一生留下了两万多行诗歌，有两首巨型的长诗，这个数字超过了海子，也见证了他们共同的诗歌理想，共同经历的彗星式的青春，以及精神的交往。但人民记住了海子，却渐渐忘记了骆一禾。这是命运，也是诗歌的一部分。一个诗人是有命运的，甚至和杰出的诗人的相处，感受他的气场，或者“唯物”地说是生活于他“人格的阴影”中，也会渐渐有自己不同于凡人的命运。读到这些句子，你没有办法不去对证，去服膺命运的力量，以及诗歌中近乎先知的谶语般的力量——
谁能够说这不是一种预言，或寓言？一双昔日的诗歌盟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而去，且都是经由了血的形相，一个是流向于外，一个则是流向于内。都是大片大片的血，汹涌不止的血。“天才背着语言和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海子一直在他的诗歌中做着这样的自我暗示，而骆一禾的诗中也似乎到处可见这样的提示和追问。
然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骆一禾与海子死后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我试图从他们的诗歌中得到答案，这当然非常困难，因为代表这两位诗人的精神核心的都是他们的长诗。海子的长诗其实直到现在也很难说有多少人真正进入，或试图进入，人们喜爱诗歌特别是长诗一类的伟大诗歌，其实很像是叶公好龙，只是“喜爱”而已，将之作为一种知识，甚至资讯，好比歌德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后，崇拜他的人穿起了维特式的衣服，装出了维特式的忧郁，有的甚至还学习维特自杀的方式，但究竟歌德的书里写了什么，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海子的长诗中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所建构的通向“伟大诗歌”的人类之塔究竟建到了第几层？这些问题至今无人能够准确回答。
一位我的师长曾十分虔敬地在报纸上写文，吁请“谁来教我读海子”，我一方面非常尊敬他的谦虚，另一方面又非常希望前去和他讨论一个问题，即“不可解读性”，因为按照某种逻辑去求解海子的诗一定是行不通的。如果不设定一个限制条件，一个关于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文化、语言的表达与不可表达、表达与语言的超越性等之间的并不对称的关系，很难进入他那复杂又晦黯的语言世界。就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样。海子是试图通过对语言施以改造，而达到返回原始与太初的“元诗”境界。而这样的努力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是巴别塔式的工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工程。因此，必须以不可解读性为解读的前提。
但是我们都认为海子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我们完全可以无缘由地喜爱着。而且令人惊奇的是，二十年过去之后，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海子的诗歌在岁月风霜的磨洗之下一点也没有显得陈旧过时，相反，此时此刻的重温让我坚信他语言的生长性，他的诗歌空间巨大的自我弥合与扩张。这是非常奇异的经验，十多年前读海子的时候，总感到有大量类似泥石流状的不可化解的成分，一些荒僻生硬的词语、过度奇崛突兀的修辞使人望而生畏。而如今再度进入，这种感觉早已消失殆尽，所见竟然尽是钻石般的光彩洁净和澄明剔透。这表明，伟大作品确具有恒久的生长性，即便是在诗人已离世多年以后，他的语言也仍有新鲜和旺盛的生命、不断延伸的理解可能——这让人相信，诗人的生命在他的诗歌中获得了延伸，甚至永生。这不是故弄玄虚，海子的诗歌世界与诗学思想的确在这个二十年中显现出了艺术和精神的先知性质，它前出于时间和历史，高远、超拔，富有预见性的高度与力量。他所致力要超越的当代汉语的表象和单薄，确实部分地获得了实现。尽管这些实现也许是从另外的一些“破坏”开始的，而且这超越也并非单纯地还原古典意义上的纯净和唯美，而是创造、创始，是现代意义上的丰富和原始，是混合着创世语言与个人密码、经典符号与不可解读的黑暗语义，而后又被牺牲与献祭的伟大生命之光照亮的一种语言。这很难一下子说清，但我相信，真正具有诗歌感知力与生命领悟力的读者，都会体悟到这一点。
很显然，海子创造了一种汉语的奇迹。对于一个没有“宗教语言”的民族来说，要构建语言的神学维度，没有巨大的决心和能力，没有牺牲，确乎是很难的事情。两千多年的中国诗歌传统中，中国诗人所使用的基本上是一套世俗化的语言系统，虽有祭祀、游仙、禅理、悼亡一类的诗篇，但那些作品中最核心的仍然是“人”，是人的生命焦虑，是人与永恒之间的相遇——或是一种“中国式的存在处境”，即便是《春江花月夜》那样的作品，也不纯然是对终极或彼岸世界的想象，不是对于世界的起点或终结的描述——像《神曲》《失乐园》《浮士德》那样。而海子，却是要创造一种真正属于“本质世界”的语言，一种史前的、创世纪的语言，一种上帝式的语言，一种重新给世界编码的语言，一种混沌的重新整合世界和语言的语言。
所以黑暗成为了他语言的基本属性，他在自己构造的广大的黑暗世界中彗星般划过，发出“裂帛般的声音”，还有炫目的光芒。
讨论海子的诗歌几乎涉及从古典到现代诗歌的一切元命题，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深渊和陷阱，我只能量力而行。很可能，这种认识和估价的充分与完整还需要许多年，就像荷尔德林死后几十年，才陆续有哲人和智者认识到他的价值一样，海子意义的完全彰显也需要汉语诗歌生长过程中的某些契机，在很多年后肯定还要有真正的爆发。但至少现在可以预期和肯定，对于汉语自由体诗歌语言的整体的和逻辑意义上的怀疑，可以告结了。现代汉语完全可以创造出与盛唐气象、与宋词之美以及以《红楼梦》为标志的明清小说的传奇相媲美的瑰丽而圣洁的表达，创造出完美而无可挑剔的辉煌篇章。理解这些思想和语言需要时间，需要沉淀，也需要智慧的后来者的重新发现和照亮。
上述这些说法当然不是“神化”或“圣化”海子，某些对海子文本的质疑也并非全无道理。一个诗人当然不是神，不可能没有缺陷，但对于海子来说，“一次性的诗歌行动”是理解他的关键。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海子表达了他类似于雅斯贝斯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要下决心做一个诗歌写作与生命实践成为“一次性完成”的统一而互现的诗人。对此雅斯贝斯的说法是“一次性的写作”，他的例子是米开朗琪罗、荷尔德林和梵高，是历史上一切“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诗人”。在雅斯贝斯看来，除歌德是成功地“躲过了深渊而成为了伟大诗人”的一个，很少再有例外，所有伟大的诗人都为他的写作付出了与文本匹配的生命人格实践——要么是自杀，要么是精神分裂。这些分析或许有绝对处，但我们应该同意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杰出的诗人都是在其诗歌写作中融入了非凡的生命人格实践的诗人，这种付出可以是彗星燃烧式的——像屈原沉江、海子卧轨，也可以是春蚕吐丝、蜡炬成灰式的——像杜甫悲苦沉吟、荷尔德林一生作不知疲倦的精神巡游，每一个不朽诗人的生命中，都包含了一段与诗歌文本同在的、不可复制的传奇。
这应该是“属于上帝的诗学”了——上帝从他那儿拿走多少，就在诗歌里还给他多少，上帝是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海子的诗歌理想是值得尊敬的，也许他是“最后一个”（种种迹象表明又不是）为了这诗歌理想牺牲的诗人。但至少他证明我们的时代仍葆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多年后的阅读使我坚信，海子的文本和他的人生实践之间是互相匹配的，这一“不可模仿”的条件使他保持了上升、还原和凸显的方向，他那荒古而灵幻的诗句，因此而呈现出越来越透明和澄澈的境地与力量：“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风的前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目击众神死亡的原野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当她们像大雪飞过墓地，大雪中却没有路通向我的房门，——身体没有门——只有手指，竖在墓地，如十根冻伤的蜡烛……”我不必再引用很多，没有哪一个活着的诗人的语言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它荒凉中的灵幻，它晦黯中的澄明，它陌生中的亲和，他让人惊叹和只能望其项背的一骑绝尘……当然这里也用不着引用他那些原始和混沌的、充满岩浆与烈火、洪荒与宇宙初始情景的长诗作品，那其中浩大的诗歌构架、存在的幻象与纷乱的符号，还有他那些悲伤华美的抒情短诗——这生命喷发中生出的晶莹钻石一起，表明着诗歌的形而上学的界限，最高最远的诗歌的界限。它超越，但也引领着最广大意义上的诗歌王国与世俗世界的语言。
杰出的诗歌总是为读者准备好了多个通道或者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子的诗歌也完全可以属于俗世。有人对海子诗歌的“世俗化承认”表示了忧虑甚至愤怒，连“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句如今都成了房产开发商使用的广告语。但在我看来这也没有什么，它表明最低俗的读者也可以从海子的诗歌世界中获得光明的碎片以及语言的恩惠，这不正是诗人那慷慨与悲悯灵魂中应有的意愿吗？世俗的解读或利用无损于海子诗歌的纯洁性，那原本是不朽诗歌的无形体积的一部分。就像俗人用屈原和李白、但丁和莎士比亚自我鼓舞一样，海子诗歌的被广泛接受，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2009年春天，当我在“宇龙诗歌奖”颁奖会上听到一位盲歌手演唱海子的《九月》等诗篇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许多，好的诗歌随时充满了转化的奇迹与可能，盲歌手那旷远悲凉的歌吟，与诗人的意境是如此地息息相通。让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确有真正的热爱和理解，有真正的追慕与和声，以及精神交融的眼泪，以及会心的掌声。
对海子的言说总是言不及义的。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海子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诗歌的标记，也成为了汉语新诗百年历程中的一个符号。而二十年的纪念恰好是一个关节，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契机——同龄中活着的人已经进入了中年，而海子则永远定格在了生命的青春。他在二十五岁便已完成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和履历，完结了足以留给我们终生捧读的创造，并且毅然果决地准备好了一切使之完成的仪式。想及这一切，不能不有一番同龄人的深长叹息和百感交集。
岁末时又有幸参加了一场诗人骆一禾的追思会。其间我更强烈地感受到诗歌和诗人那种有史以来不曾消湮的命运感，感慨人们记住了海子，却忘记了骆一禾这样一个事实。假使没有一两个生前好友的热心操持，几乎没人会想起，啊，诗人作古已经整整二十个春秋了。二十年来，海子的光芒彻底释放出来，他的诗歌和话语都被照亮，而骆一禾却注定要隐入黑夜之中，他的作品尽管同样充满了大诗的恢弘与深阔，充满了思想和结构上的宏伟观念，但在今天读来仍具有晦黯与混沌的性质。整体构架的清晰，仍不能驱除文本和词语中的迷雾，或者反之，局部形意的鲜明，亦不能支撑整体的通透和确定。犹如一个材料堆积如山的工地，形而上学的诗歌起始和尘埃落定的语言现实，确乎还未最后贯通。
我无法判断这一阅读的感受是来自于文本的局限，还是来自于我这读者的愚笨，相信会有真正的智者去领悟他的话语世界，但不管怎么说，作为海子诗歌的伙伴，在一颗燃烧着的巨大星体的侧畔，骆一禾注定是寂寞和黯淡的。
2009年12月26日，北京清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