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开设缘由
一
人类的文化几乎都始于读图，文字的产生则要晚得多，从图形到文字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因此，当人们将21世纪称为“读图时代”时，自然不会是简单地重返过去，而是立足于信息社会中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改变。数字化的时代使得图像的生产和消费愈来愈轻松，图像（图形）的直观性已成为大众接受信息并完成沟通的重要条件。对此，我们似乎可以说，从历史比较而言，占据文明传承交流主体地位的文字正在衰落，图像（图形）已逐步成为文化的核心因素。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代文化越来越围绕着图像来结构和运转”。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必然要求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因此，对图形语言的研究也就需要建构新的适合于视觉传达的方法和观念。
目前学术界针对视觉文化以及图像学的研究异常丰厚，针对图像的象征意义、图像的传统承继关系、图像的形式和意义等方面的理论也多有创新，这些成果都将成为本课程教学的理论基础。但课程教学毕竟有自身独立的框架结构和需要指导学生解决的问题。“图形语言分析”课程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一直是作者在教学、教材论证以及写作中不断思考的问题。
从我们多年从事的设计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来看，学生从大三到研二这四年的学习以设计创意为主，其间大多面临两大学习难题：
第一，意义的图形转化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分析设计主题（文本分析），如何由设计主题提炼出设计概念，如何完成视觉化（设计）过程中由文（概念）到图（图形）的信息“等值”转换（图形分析），如何展开设计思路的可行性分析，文案撰写（广告语）如何补充、关联和提升图形的力量，如何看待创意图形的意义反馈等等问题。解答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最终完成图形对主题意义的视觉传达。
第二，形式（版式）表现问题。我们知道，设计最终以图形说话，通过图形来解读意义，这就依赖于形式的表达。目前国内设计界争议最多的即如何解读形式构成中的民族化与国际化这一难题。针对此问题各院校设计专业在教学中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坚守传统，但有研究经验且能讲授的教师不多；二是完全从洋，可喜于有大量海归进入教学第一线。
针对以上问题和教学环节中的研究现状，有分析指出：从事技法实践教学的老师侧重于个人的设计艺术实践，而理论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史料、文化背景等图像的外部社会学关联，对图像本体的研究是这个领域中最薄弱的环节，后果是设计艺术领域的图形研究失去了自己本应具有的学科特征。
作为具有三十多年本科兼十多年研究生教学经验的教师，作者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家族民间美术的风格特征及表现形式》（1999-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语境中图形创造的审美思维研究》（2005-2009年），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环节，最大的感受就是学生对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优秀设计资源的了解越来越少，这显然是教育的缺失；另外，作者认为，教授学生在设计中学会思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是教师的责任。
二
关于能否将图形或者说艺术视作语言的疑问，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回答较为精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语言，但它们又只是特定意义上的语言。它们不是文字符号的语言，而是直觉符号的语言。”在卡西尔看来，图形作为语言是毋庸置疑的，但却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语言。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图形语言就是人类用来表情达意的一种视觉信息符号系统。作为图形的“语言”，其意义在于：
第一，作为“人为工具”的图形语言。图形语言是人们用来表达、交流价值观念与审美情感的手段和工具，诸多制约与影响图形价值观念与审美情感的自然因素（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与社会因素（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会自然而然地渗透或折射到图形语言中来。因此，图形语言具有与一般语言相似的地域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
第二，作为“传达信息”的图形语言。图形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图形语言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表达和交流价值观念以及表达和交流审美情感。由于传达的具体方式与途径不同，图形语言在“表情达意”方面受到它自身结构及相关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图形语言的传达不能像交际语言那样直截了当、一清二楚，这是图形的视觉特性所决定的。
第三，作为“符号系统”的图形语言。人们对具体图形的感受和认知，是通过媒介提供的图形视觉信息符号系统获得的。同交际语言一样，图形语言的系统性也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规则，涉及图形语义、图形修辞、图形审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图形语言这一符号系统必须同时具备认知性、文化性、直观性、传播性的视觉沟通特征；以及平面性、多媒介、新技术、可视化的审美装饰特征。
相对于文字而言，图形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以及进行视觉表述的方式，同样存在着“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正如德国设计大师霍尔戈·马蒂斯（Holger Matthies）所言：“一幅好的海报，应该是靠图形语言说话而不是靠文字注解。”具体到教学环节，正是学生面临设计大赛、设计项目、毕业创作选题等时常常会提出的“做什么好”或“如何做好”的问题。作者通过十年的“图形语言分析”课程的教学，认为图形功能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借形（图形）寓意。也就是意义（思想、信息）转化（视觉化）为图形符号，通过图形符号来传达（转述）意义（信息）。这一功能解决的是“说什么”这个问题。
第二，以形（形式）达意。图形符号通过符号间的形式构成完成意义的传达。图形的形式构成类似于语言学中的修辞，它解决的是“怎么说”这一问题。
应强调的是，“图形语言分析”课程不同于更为基础性的“图形创意”课程，后者教授构成图形的方法与技能；前者则适用于进一步的视觉设计创意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认知及创造能力，即培养学生在现代语境中把握传统，以创新为目的发掘现代性的审美品质，并自觉地将图形的视觉特征与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相联系，使历史、社会与民俗等内在的文化因素在图形的表现形式中体现出来的能力。
三
瑞士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提出“视觉本身有自己的历史”，他将视觉形式理论作为分析艺术风格演变的工具，从知觉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视觉形式风格的转变。同时代的奥地利艺术史家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从装饰艺术的角度提出“纹样也有一部历史”，他将学术注意力放在纯形式问题上，认为“风格就是纹样；风格问题也就是纹样的问题；纹样史就是风格史”。借鉴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冀在研究中国世代传承下来的图形资源，以及国际设计大师们的视觉表现形式的基础上，从构成学的角度追溯图形语言的视觉形式发展历史，解读设计风格的发展和变迁，有效掌握图形创意的设计思维与方法。
当下，设计界希望中国融入世界的同时，“世界的中国”仍以“中国”作为前提。置身于图形设计这一现代语境之中，我们一方面以带有中国元素的设计话语来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文化心态与国际设计界保持一种对话的姿态。只有当我们将中国传统图形资源与设计的现代性结合在一起时，传统图形才可能成为现代设计的增值资源，我们在全球化的现代设计语境中才会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和话语权，才会避免盲目跟从或拒绝，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中国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