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十年前，程乐松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北京任教，忽忽已经十年了。六年前，他出版了学位论文基础上的著作。那是一本专题研究的作品，特别是其中关于《周氏冥通记》的讨论在中文著述中是很少见的。现在他提出的这部著作是一个鸿篇巨制类的作品，我读起来很吃力。不过他谈到的观念史话题是我很感兴趣的。目前作序成了俗套。我尽量说一些免俗的话吧。
这部著作不是一个专题的研究，似乎是要做出一个系统的建构。这不仅需要对道教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需要很高的理论修养。我自忖不足以从理论上做出评价，只是从如何突破目前的道教研究现状说一些看法。宗教学在中国的建立给了哲学史出身的人就业的机会，所以宗教学在中国成了新的神学。所谓文化基督徒是极端的表现，尽管在佛教和道教研究领域变现不是那么的明显。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辈学者们给中国哲学史建筑了坚实的史料学基础，于是道教史的研究一方面注重经典研究，同时也继承了陈垣先生的历史学研究。老实说，哲学背景的人没有历史学的出身，我们做得更多的还是利用经典解义。当然，这也是半个世纪世界道教史研究的主流。陈国符、大渊忍尔、施舟人、柏夷等前辈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学者先后有王卡、黎志添、刘屹等大家。他们都不偏重解义，但是他们的工作给未来一段时间里的解义工作提供了基础。这说明我们出身于前辈的中国哲学史的传统是有缺欠的。我们没有强大的批判资料的能力，更多的是看图说话。进入21世纪，全真道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且很多学者更关注史料记载而不是经典解义。黎志添教授主持的吕洞宾研究更反映出国际道教研究在寻找道教在明清时期的变相的努力。如果从这个大的局面上看，以前的解义也是属于建构道教史的一部分工作，因为哲学系出身的人只会用解义的方式描述道教史。或者说，我们对解义做了时间排序。
在这个背景下评价本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学里的道教研究课程如何讲授？它是否和学者的著作一致？本书的内容和目前的课程是不一致的。它是横向的，而目前的课程还是纵向的，并且没有人敢于在课堂上讲授横向的系统。北京大学目前本科的道教研究课程只有道教史和原著选读。当然，道教史的解义部分比重也很大。这个以历史线索和经典为架构的解义能避免老师天马行空。目前在中国哲学基础上建立的理论研究过于空洞，对于宗教学专业的学生基本没有用处，只是对目前的道士队伍做些扫盲工作，而且也是变相污染。然而，如果看到目前的宗教学附属于哲学学科之下，压制了宗教学课程的空间，那么从长远的观点看道教研究的课程需要大幅度增加，而增加的部分自然有理论的研究和训练。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的出版非常必要，而且目前的论述很需要大幅度展开。我以为学术界应该鼓励这类专著的出版，为宗教学科的未来特别是教学准备条件。目前的总论性道教著作还是以历史为线索。这是目前学科现状的影响。那么大学里面的道教史教学和研究应该如何建设呢？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涉及学校教育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我不知道欧美课堂上如何讲授基督教史，但是，我知道基督教的历史在欧美是社会常识，道教史、佛教史在中国不是社会常识。基督教在西方和学校教育不是矛盾的，而在中国却是矛盾的，因为中国社会对于传统宗教是持否定判断的。因此，中国大学里的宗教学课程有了一个以介绍了解为目的的宗教史。了解当然是首要条件，不过大学的任务是帮助学生理解宗教。目前中国大学的宗教学课程在理解方面的设计很不够。由于中国的宗教学附属在哲学之下，造成教师来源和学生毕业方向都是哲学的，却需要这些人在不熟悉的历史学方面花费大量精力去拼凑宗教历史，应该发挥的理论优势反而没有用武之地。我经常困惑：我们到底应该在哪个方面花工夫？中国大陆道教研究的现状受到国际同行的多方面的批评。大陆道教学者集中在哲学系，在研究课题上缺乏多样性。
就像我前面要做的铺垫一样，本书前面几章的题目或内容似乎都是在说服读者，为自己的解义论证合理性。也许作者多年受到这个教研模式的束缚，不敢解放思想。我对他的观念史讨论很感兴趣，但是对国际学界的讨论很生疏。现在也效颦搬弄几句洋话。20世纪的大家伊利亚德（M.Eliade）的一部巨著可以就叫作宗教观念史。里面讨论到中国的章节可以拿来参考。他注意到仰韶文化里面的圣地、丰收和死亡的观念。我认为伊利亚德有主观的框架。所谓圣地就是他喜欢乃至他专有的神圣空间观念。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城市也是从仪式中心发展出来的。这些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对道家给了很大的关注。他指出了道家的宇宙循环观念、萨满教色彩，指出黄巾运动有救世主的信仰。我不认为他对某些经典文字的解释是准确的，但是它的错误倒是可以使我们考虑如何看待自己理解的准确性。程乐松或许过多顾虑了自己的准确性。目前我们要打破束缚，打破禁忌。伊利亚德也注意不同文化中的类似观念，说明他的建构是有普遍性的。例如他把盘古神话和巴比伦神话相比较。尽管他的理论被批评为新宗教，但是他对于我们如何建构新的宗教观念系统很有启发。我赞赏本书作者的大胆尝试。
王宗昱
201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