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中心城市的转移
北京真正成为“天下之中”，对区域中心城市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保定，它从一座府城变成直隶省的省会城市，进而影响到了其他相邻城市的地位变化。
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开始以直隶省省会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直隶巡抚迁驻保定后，集市贸易兴盛起来，集市分设在各街道，开设了布、谷、鱼、果、蔬、盐、灰、煤、炭、骡马、牛羊、芦苇等十多个专业集场，“各依集期，轮迴开市”。[132]
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仍驻保定。此后直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成为直隶省省会的保定不仅承担着直隶省的行政管理、征收赋税和司法审判等职能，且承接了首都北京扩散出来的部分政治、文化教育职能，是北京的政治辅助城市。同时，保定还是北京的重要军事屏障，为北京南部的门户，向来有“都南屏翰”之称，有大量军队驻防，承担着拱卫京师的职能。
作为省会城市，政府办公驻地的建设便成为当时保定城市政建设的重点，所以直隶总督衙署的修建成为重中之重。之后，以直隶总督署为核心，省、道、府、县行政衙署及军事机构在保定城有几十个，如布政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分巡清河道署、新道署、保定府署、清苑县旧县署、清军同知署、水利通判署、理事同知署、藩经历署、藩库大使署、按司狱署、按经历署、府经历署、仓大使署、府司狱署、督院笔帖署、督标中军协镇署、左营督司署、右营游击署、前营游击署、右营守备署、前营守备署、后营守备署、保定营守备署、保定营参将署、把总署、军器大库、新设火药局、驻防城守尉、府学、县学、典史署，等等。[133]因之，使得保定城内官衙林立，号称七十二衙署[134]，从此处也可看出保定的城市功能，即以政治功能为主、军事功能为辅。
另一方面，保定自明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京师文化辅助城市的地位，在清代虽然有所减弱，但莲池书院的建立又给保定披上了浓墨重彩的文化外衣。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谕令在全国各省建立书院。时任直隶总督李卫遵照朝廷的谕令，按传统书院的规制，选取有着浓郁文化特色的古莲花池建为书院，即命名为“莲池书院”。莲池书院于当年建成，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结束，历时170多年，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教育及学术重镇。书院聘请学界名士来此执教，同时广置图书于万卷楼，吸引八方学子慕名而来就学，以至于出现了弟子盈门的场面。当然，书院培养的知名之士也不在少数。书院既是教授学生之所，还是编纂书籍之处，清同治十年（1871年）纂修的《畿辅通志》就成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清朝皇帝曾多次临幸巡视，在此赋诗作画，保定也因莲池书院而声名远扬。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莲池书院及由此形成的书院文化，不仅使保定城的政治功能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使得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得以发展，并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主导功能。”[135]此言不谬。
保定成为直隶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使得正定的城市地位下降了许多。正定不仅不再是直隶巡抚驻苑之地，而且还失去了原先所领的许多县份。清雍正年间，为避清世宗胤禛名讳，“真定”改名为“正定”，又分设了深州、冀州、赵州、定州4个直隶州，正定府原辖的32个州县，仅存14个；嘉庆年间，又分设大名镇，裁去了隶属正定镇统辖的南部6个标营。正定辖域缩小，客商减少，商品贸易额一落千丈。到光绪时，正定城关厢内仅在学门口（今正定县解放街小学广场）设二、七日大集，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136]但正定城的真正衰落，还是在20世纪初正太铁路修通石家庄崛起以后。
正定古城图②
与正定城的命运相似，河间府城也随着天津城市地位的上升而相对衰落。清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州升为天津府，析去河间府管辖的静海县、青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等5县和沧州，河间府的辖域明显缩小，自然也影响到了它的地位。而沧州则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升为直隶州，辖南皮、盐山、庆云、东光4县[137]，两年后复降为散州，划归天津府管辖。但是，作为运河城市的沧州，后来又因铁路的兴建而重新崛起，成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一座重要城市。
在这一轮城市地位变迁中受益最大的保定，却也存在着先天不足，这影响了它未来的命运。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中，保定在区域内的经济功能十分有限，其经济腹地的范围不仅十分狭小，而且与周围城市的经济联系也很薄弱。如保定城内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是为城市中的官僚阶层服务的，长距离贸易几乎没有任何发展。因而有研究者认为，“保定城市商业是依赖于官吏消费取得畸形繁荣”[138]，这样的城市经济是不具备发展后劲的。
清代的天桥是一处有名的民间活动场所，但最初天桥本是专供皇帝走的桥。天桥位于正阳门与永定门之间，它的东边有天坛，西边有先农坛。皇帝每年到天坛祭祀，出正阳门，走一条笔直的石板大道，大道中段有一座高大的石桥，因是“天子”行走的桥，故名“天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座桥被拆掉，改建一座矮的石板桥。[139]道咸年间，因天坛、先农坛墙根一带不纳地租，有些小贩就到这里摆设浮摊，买卖旧货和杂货，渐成小市。桥西有游艺场所和鸟市；桥北两侧各有一个大空场，里面有茶楼、酒肆、饭铺、说书摊，颇有一派繁华景象。
北京天桥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北京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气息的变浓。但是，在天津开埠前，北京的政治职能要远远大于它的经济职能，其需求仍然是北京周边城市发展的最大动力源，这在承德的兴起上表现得最为清晰。不过，由于北京真正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防御外敌入侵的必要性降低到了最小限度，其周边城市也因此而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商贸职能，如张家口、天津等。这是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中华帝国大门之前内部的自然变化，可看作是正向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