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民间继续传唱，风光犹在的柳、周词

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使得南宋当局一度禁乐，但是随着南宋政权和金政权政治上偏安局面的形成，南宋朝廷把“靖康之变”的耻辱渐渐抛诸脑后，又开始享乐成风。绍兴十二年（1142），南宋当局开天下乐禁，十四年，又复置教坊，大有追赶当年北宋之势。虽然从南渡之后，表达杀敌复国的愿望与抒发“黍离之悲”、“故国”之思就成为士人们创作的主潮流，而且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但这并没有影响南宋士民整体上表现出的歌舞声色之好和享乐之风，南宋官方庆典的规模并没有因失掉半壁江山而有丝毫的缩减，民间娱乐的风气也比北宋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林升《题临安邸》所描述的那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社会的整体风气由此可见。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氛围之下，软媚而和社会现实联系不大紧密的柳、周词，并没有因为国家失掉半壁江山而受到民众冷落，而是在南宋民间继续传唱，风光犹在！

南宋初年，柳永词在民间继续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同卷另一处又云：“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114]《碧鸡漫志》成书于绍兴十五年到绍兴十九年间，可见绍兴年间，柳永词在民间仍然十分流行，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而且一些年轻人喜欢学作柳词。

活动于南宋中期的洪迈，在《夷坚乙志》卷十九中也记载：“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115]可见柳永词在民间有广阔的听众市场，歌者仅仅因为能歌柳词便可在同辈中脱颖而出。而和洪迈同时代的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八中也有类似记载：“朱新仲少仕江宁，在王彦昭幕中，有代彦昭春日留客致语云：‘寒食止数日间，才晴又雨。牡丹盖数十种，欲拆又芳。’皆鲁公帖与牡丹谱中全语也。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乌；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酲。’又皆柳词中语。”[116]王彦昭喜欢令人歌柳永词，不仅说明他自己偏好听柳词，而且也表明此时还有人能歌柳词，可见柳词在此时仍在民间传唱、流行。而王彦昭作乐语引用柳词中语，更表明彦昭因喜听柳词而对柳词非常熟悉，能够信手拈来，随口道出。

罗烨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言：“（柳永）……词名由是盛传天下不朽。……至今柳陌花巷、歌姬舞女，凡吟咏讴歌，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117]罗烨生活的年代已是南宋后期，此时的民间，柳陌花巷、歌姬舞女仍在传唱柳词，而且对柳词多持赞美之辞。刘克庄《哭孙李蕃》也言：“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118]说明民间知晓柳永、喜爱柳词的人仍旧众多。

由此来看，柳永词在南宋民间一直传唱、流行，很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即便是以沈义父、张炎等为代表的词家，对直白而通俗的柳词大加指责的宋末元初，民间仍在传唱柳词，其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由此可见。

南渡以后，清真词在民间也继续流行，比较受民众的欢迎。毛笄《樵隐笔录》云：“绍兴初，都下盛行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渭城三叠》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送别名曲，也称《渭城曲》《阳关三叠》，千古流传，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兰陵王慢》（柳阴直）是周邦彦的送别词，人们把清真此词比作王维的送别名曲《阳关三叠》，可见南宋初年，清真词在歌妓和市民中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南宋淳熙（1174—1189）年间，晋阳人强焕主政溧水，淳熙庚子岁（1180）即周邦彦任职溧水八十年后，强焕序《片玉集》时称：“暇日从容式燕嘉宾，歌者在上，果以公（周邦彦）之词为首唱，夫然后知邑人爱其词。”[119]

庐陵人刘肃在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作的《片玉词序》，记载清真词此时仍是“欢筵歌席，率知崇爱”[120]。而大约在南宋理宗宝初（1253年前后）在世的陈郁在他的《藏一话腴》中，则干脆说：“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121]此时距周邦彦在世也不过一百多年，陈郁却说“二百年来”，不仅反映了清真词的雅俗共赏，从北宋以来就一直备受民间和部分士人的喜爱，而陈郁的推崇、喜爱之情也溢于言表。和陈郁差不多同时代的词人吴文英（？—1260）在《惜黄花慢》（送客吴皋）词序中也说：“次吴江小泊，夜饮僧窗惜别，邦人赵薄携小妓侑尊，连歌数阕皆清真词。”[122]可见在南宋后期，清真词在民间仍然传唱流行。即使到了宋末元初，民间仍有歌妓会唱清真词，张炎在《桂枝香》（琴书半室）序中就说：“如心翁置酒桂下，花晚而益清，坐客不谈俗事，惟论文。主人欢甚，余歌美成词。”[123]张炎在《国香词》自序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师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纪其事，词成以素罗书之。”[124]可见清真词在南宋民间流传的时间之长。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从南渡初到宋末元初，柳永词和周邦彦词在民间广为传唱，很受歌妓和市民的喜爱，这和许多文人的雅词在当时即多不为秦楼楚馆歌妓所歌的现象[125]，形成鲜明对照，由此也可见柳、周词在民间的生命力之强。

从北宋到南宋，柳永、周邦彦词在民间的接受情况几乎没有受到士人对它们评论变化的影响，表现出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究其原因，除了我们前面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到的几点以外，还应该强调一点，即这和词的民间接受者——宋代民众的审美情趣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宋代，城市的商业经济非常发达，士民阶层逐渐壮大，而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的需要使得宋代城市文化非常繁荣，这又带动了宋代整个民间文艺的蓬勃发展。这样，普通的民众就成为宋代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消费群体。普通民众和士大夫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受众，他们所持的文学批评观也截然不同。普通民众对文学艺术的最大要求就是娱乐，即在于满足自身感官的需求，因此，他们对文学更多地是专注于娱乐性的批评。而士大夫多具有的是带有儒家道德批评色彩的文学批评观念，因此他们对文学作品接受的态度和标准，也就更多地要求其符合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能充分体现文学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而且士大夫们的审美观念一般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不像普通民众对文学的需求主要是为了娱乐，且与他们的文化层次相适应，不论时代怎样改变，一般都是主要要求文学作品浅显、通俗、易懂。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对用于娱乐的宋代重要文学体裁——词的批评和接受上。词是宋代民众的一种重要娱乐载体，对普通民众来说，词的最大功能就是娱乐，满足他们自身的娱乐需求，而士大夫们所强调的道德教化色彩，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无足轻重，他们看重的是娱乐而非教化，符合他们娱乐需求的作品，他们必然是欣然接受。而音律谐美、语言通俗、内容贴近市民生活的柳、周词，尤其是柳永词的浅显香艳、通俗易懂正好符合他们的接受标准，能满足他们的娱乐需要，所以他们对柳、周词备加推崇。至于柳、周词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是否符合士大夫们领导的主流的审美风尚和审美潮流，这已经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视野，自然也就不会因此而左右他们的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