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IAPS）、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RSIS）多年以来为我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工作环境。我尤其要感谢亚太所前所长张蕴岭教授以及RSIS院长巴里·戴思科（Barry Desker）大使的卓越领导和友善支持。

2005年4月到8月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I）做客座研究员，得到了王赓武教授的友好款待；其时，本书的写作工作刚刚开始。能有机会向王赓武教授这样的大历史学家学习是无数学生梦寐以求的事，而我则极为幸运。我也感谢东亚所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众多学者面前检验我的观点的机会。

我还要向四位特殊的朋友致谢：崔涛、李红梅、李洪林、张愚。他们对我的坚定支持一直给予我灵感，以及极其重要的支持、鼓励与理解。冯元良（Leslie Fong）、韩兢和严新——三位特殊的朋友和导师，教会了我很多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包括有关制度变迁的东西）。

我要感谢Hong Yung Lee教授引导我从制度角度来理解经济发展。此前和现在的同事与朋友向我提供了令人兴奋的讨论、批判的阅读以及坚定的支持。其中，我至少要提及拉杰·巴舒尔（Rajesh Basrur）、理查德·卡尼（Richard Carney）、高超群、高程、蓝建学、王玉主、王正绪、张建君、张宇燕、赵江林、赵立涛、郑宇，以及周小兵。最后，我想感谢许多杂志的众多匿名评审所给予的批判性评论，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他们的观点。

洪彦为本书的文献引用作出了极为出色的研究支持。

我最深挚的感谢，献给我的大家庭。我的父母不仅赋予我极大的耐性让我坚持到底，而且对于这些年来我常年不在他们身边给予无私的包容。我的妻子和岳父母承担了养育我尚年幼的儿子的重任。最后，感谢我的儿子，我只能抽出极其有限的时间来陪他玩耍，而他已然学会了珍惜这宝贵的父子同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