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又一扇关闭的门
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出门前，我往四下支棱着的头发上，喷了一些“摩丝”，先用手把头发往直里拔起，再向斜里按出类似理发店弄出的大波浪。
这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很像年轻时的母亲，当然也像后来的母亲。出门之前，总要在镜子前头，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要去看望袁伯父。
也许从袁伯父那里，能得到我要找的、那个人的线索。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六月间，母亲曾在那人的麾下，有过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虽然袁伯父没有见过母亲，但他知道我是张珊枝的女儿，所以我得穿戴整齐。不但整齐，还要体面，因为我是张珊枝的女儿。
我父亲的朋友，大多知道他和他妻子张珊枝的故事，就是不详尽，也能知其大概。反正，我父亲的朋友就是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
全国解放不久，我父亲就从解放前那个落魄的境地，沦落至另一种落魄的境地。
人一旦处在落魄的境地，是没有多少朋友的，不论在新社会还是在旧社会，社会就是社会，在很多方面是没有新旧之分的。
他们在读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故事时，有什么感想，我管不着，但作为张珊枝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再为我感到丢脸。虽然一生不曾干过一件让人白眼的事的母亲，活着时为我那“辱没门风”的事，受尽了世人的白眼。
我连累了母亲。
虽然我一直是母亲的累赘，从生下那一天起。母亲要是没有我，她的命运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但累赘还算不了什么，主要是连累。这是我对母亲那数不清的愧疚里的一大心病。
好在我父亲的那些朋友，大多在我还不会制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和我父亲一样，从我和母亲的生活里消失了。
他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孤助无援的女人终于把孩子拉扯成人的现状，而不是那个打掉了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咽的过程。
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已经不是当年沦落为他们马弁的那个人所遗弃的我，而是一个和那个马弁完全不同的我。
就是把他们全摞在一起，也只能望我的项背而已。
我敢肯定，这让无论过去、而今——还谈什么而今——都不曾为自己争过一句什么的母亲，扬眉吐气了。
…………
不过袁伯父和那一堆人，大不相同。
认识袁伯父的人都会说：“这人真好。”
我和他有四十多年没见、也没通信了。似乎也没有见面、通信的必要。解放初期，我趁当时乡下孩子千里寻父，或乡下女人千里寻夫的大潮，也到北京千里寻父时，就在袁伯父家暂住。
那时候，袁伯父还很有钱。我在他那里知道了，人在世上应该这样过日子：诸如每天洗个澡；厕所里有抽水马桶；窗子上应该挂上窗帘，而窗帘的色调应该和室内的陈设相谐调；饭后也可以吃点水果；即便夫妻间也不能随便拆看对方的信件；应该会说“谢谢”“对不起”“请”；不应该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以及不应该勉强，也就是尊重他人等等，并且很容易地接受了这种后来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学习革命理论后，又知道人不应该过那样的日子，不但不应该过那样的日子，还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一九九一年我得到了他的新地址，在团结湖中路的一栋统建楼里，据说是个两室一厅的单元，当时就想，比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四合院，一定是“鸟枪换炮”了。
虽然他的钱财在各种革命运动来到之前，就已如数贡献给了新政权，但他还是没能“破财免灾”。其实他既不是旧政权的党政要员，也不是中统、军统，不过是靠与西方人做猪鬃生意发了点财。按照老人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钦定的杠杠，算是民族资产阶级。
我往团结湖中路写了一封信。
但是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以为他不一定想见我，加上那时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心血来潮的成分比较大，就没再联系他。不像现在，是为了了解母亲当年如何为糊口而挣扎。
几个月前，我听说他一接到我的信，就给我打了电话，可是我不在家。后来他再没有来过电话，八十七岁的老人，再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是很困难的。
想来家里也没有了电话。
…………
这样，八月三十一日，我就到团结湖中路去看望他。
按着地址找到他的居所。
门上是把锁。
我敲开对面单元的门：“请问，有位袁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女邻居很不利索地说：“袁先生去世了。”
我看出，即便袁伯父真的不在了，她也不愿意说出这句话。
我呆呆地站在她的门前，立刻想到过世不久的母亲。那一瞬间，我才切实地感到，人到一定时候，真是过了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吃了早饭，还不知道能不能吃晚饭了。
母亲那一辈人，渐渐地走着、渐渐地没有了，这个道理，就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我都不能明白：母亲怎么就丢下我去了？
晚了！
我再一次感到母亲去世时，那种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可挽回的“晚了”。
“晚了”是什么？
是悔恨；
是遗憾；
是惩罚；
是断绝你寻求弥补过错的后路的一刀；
是最后的判决；
是偈语；
是悟觉；
…………
我想再问些什么，可又尴尬地问不出什么。
我还能问什么呢？
“是三月份去世的，心肌梗死，没受多少罪。不到两天就过去了，终年八十八岁。”她接着告诉我。
袁伯父，没受什么罪可能是人生最后的期盼了——我在心里对他说。
“你要是早来几个月就好了。”
我垂下我那荒草一般衰败的头。
这一年，我把很多东西都荒废了，尤其是我的头。
“袁老头可好了。”女邻居继续对我追思着他，她可能把我当做袁伯父家的熟人了。
然而什么是“好”？
“好”有什么用？
“好”的意思，也可能是无能、是软弱、是轻信、是容易被欺骗……
我谢过了她，转身离去。
想我去年和袁伯父联系未果，今年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却也总不见回音，这才打定主意找上门来，转眼却是阴阳阻隔，看来我们是无缘再见的了。
团结湖有302路公共汽车，直通西坝河，西坝河东里有我和母亲住过四年的房子。
我挤上302路公共汽车。
我走上前不久还走过的台阶，进二单元大门之前，回头向二层楼外的大阳台望去。
去年的这一天下午，母亲还在这阳台上锻炼行走呢。忘记那个下午，我为什么事情出门，从楼梯上下来，一走出单元大门，就看见母亲在这大阳台上走步，就在那一刻，我心疼地觉出，母亲是真的老了。
到了后来，母亲除了早上由小阿姨陪着，到河边快步行走一个小时，作为锻炼之外，下午还要加一次走步，在这个阳台上。不要小阿姨陪着，也不用手杖，她说，她要练练自己，什么依赖也没有时的胆量。
这时，她已是八十有加的人了。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母亲离家前的最后一天，在这阳台上最后一次走步的情景。
那老迈的，摇摇晃晃，奋力想要站直、站稳的身影……她的每一步迈进，其实都是不甘的挣扎，她要在自己还迈得动的脚步里，找到自己还行的证明；她要自己相信，这锻炼对延长她的生命有益……
而她这般苦苦挣扎，没有别的，实在是因为舍不下我们。
除此，她对这个操蛋的人生，还能有什么别的想头！
第二天，九月一日上午，母亲给对门邻居打了个电话，不知是否因为她身体弱得连走那几步路都感到吃力？她对邻居说，明天就要住院去了，这一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打个电话告别。
邻居赶忙过来看她，母亲又说她做的是小手术，没事。
手术的确没问题，可还是让母亲说着了，真是见不到了，不但母亲见不到这位邻居，我也见不到母亲了。
…………
我摩挲着楼梯上的每一根栏杆，每一寸都让我难舍、难忘、难分。因为母亲每次上下楼，都要拽着它们以助一臂之力。这一根根铁栏上，一定还残留着母亲的指痕、体液，因为这栋楼里，再没有像母亲那样年纪的老人，需要拽着它们上下楼了。也就是说，再没有别人的指痕、体液，会覆盖在母亲的指痕、体液上面。我估计就是全市卫生大检查，也不会有人想着擦擦这些铁栏杆。
我摩挲着那些栏杆，就像往日拉着母亲的手，带她出去看病或是镶牙。好像人一到了老年，就剩下看病这件事了。
自从搬到西坝河后，母亲虽然从家务劳动第一线退了下来，可还照旧给我熬药；当我和小阿姨都在先生那边照顾先生的时候，她还要给自己做饭；喂猫、煮猫食；应付居委会、派出所，和发放票证等机构的工作……
母亲在世时，我从没有领过粮票，我是一九九一年九月才第一次去领粮票，那是因为她已经住进了医院，再不能到粮店领粮票了。
除了每日出去锻炼身体，她不再出门为家里购物。早上锻炼回来，偶然会在楼下的副食店或菜站，顺便买点青菜、杂货，进了二单元大门，将要上楼的时候，她会站在楼梯下，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让我下楼接她。
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上街采购回来，也会在楼下这样地叫我，不过那都是在她肩挎手提过多的时候。
每每她大声呼喊我的时候，声音里老有一种久远的凛冽和凄厉。不论我已多么习惯这呼喊，还是会吃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惊。十万火急地跑下楼去，见到她安然地提着很多东西，才放心地接过她手中大大小小的提袋。
她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呼喊我了。从她越来越频繁的呼喊我的声音里，我渐渐感到我已成人。尽管我也几十岁了，但凡有母亲在，就永远是她的孩子。
我为自己终于能够顶替母亲来支撑这个家而奋起，同时又为母亲最后总要交班，而感到无法对她言说的悲凉。
其实，母亲又何尝没有想到这些呢。
不过她不说就是了。
这真是苦不苦，两心知了。
我顺着楼梯往上走……慢慢地到了四楼。
每当我从外面回到家，母亲常常是一手扶着门框，站在401室的门口，迎我走进家门。
我不由地朝401室的门口望去，那里已是一扇紧闭着的、变做他人家的家门，我再也看不到站在那里，等着我叫她一声“妈”，并迎我进家门的母亲了。
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只要听见我上楼的脚步声，或是她不知怎么算准我就要到家的时候，就会走出房门，站在401室的门口，迎我回家。
她那时对我的依恋，似乎比什么时候都深。
最后几个月，母亲几乎就是扶着那个门框，眼瞅着一天比一天衰老不堪的。
但那时我们都没想到，几个月后，就是永诀。
…………
我扒着窗子往厨房里看了看，不是为了看它如今变成了什么样，而是再看一眼，母亲偶尔在里面做饭时用过的炉子；踩过的地面；拧过的水龙头，以及她的眼睛掠过的每一方墙面，每一扇玻璃窗……
1992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