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上的工作

我是机要处副主任，机要处下设三个室，译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我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译电室是机要重地，规定只有胡宗南和参谋长可以进，而我是例外，我经常可以进到译电室去，甚至有时还把译电拿来看看。因此，我能看到译出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胡部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都能看到。译电室密码本一箱一箱的，一个人一本密码，有通用的，有专用的；译电员行军，一个人一个包，有专人保护。我与译电室的人很熟，他们打牌我也看看，但不与他们瞎混，因为他们来钱的，输赢很大。他们叫我来，我就说我输了不给钱，他们也就算了。译电室在师部的最后一进院落里，我就住在译电室隔壁，当时胡宗南、参谋长等人也住在这个院落内。我不问政治，胡宗南也知道，所以也愿与我讲讲话，院落中间是个院子，我们有时就在院子里聊天。外面讲胡宗南怎么坏，但我看看觉得他还蛮好的，治军很严，不吃空饷，不欠军饷。当然，后来我看到下面隐蔽的走私还是很严重的，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严重的腐败现象，赌博成风、妓院跟着队伍走这些黑暗面。我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想要离开。

1938年底，我妹妹黄葳（原名戴中扆）来我这里。她读书时就入党了，后来与于光远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清华内迁长沙，接下来又要迁去昆明，她不愿跟随，想去延安。经过西安时，她就住到我这儿了。妹妹与我谈了几天，我表示想要离开这里，要入党，要到延安去。

黄葳到延安后汇报了我的情况，中央通知八路军办事处，让我不要离开，讲我们要打进去一个人都非常不容易，我马上明白了，从外面就算打进去也没有我这样好的条件。再有入党问题，上级认为我这样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通知我暂时不要入，但一定要坚持留在这个位置上。

我搞情报，不用偷，东西就在我面前，非常方便。我的主要任务是核对或收集重大的情报，一些情报到我这儿核实一下。另外也有其他线在收集情报，我的工作还是很简单的。我不写任何东西，不得不写的必须烧掉。关键是听指示，不能妄动。当时中央派了一个人到西安，开书店，这个人在西安很吃得开，表面上吃吃喝喝，与胡宗南的情报系统一点不搭界。他派了一个青年人做我的副官，叫王金平，名义上是我老乡，说是流浪到西安的，实际上他是徐州人。我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吧，对保卫延安发挥了作用，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前阶段，上海、西安的电视台都到我这儿来过，想找点精彩的故事，结果没几天就走了。我说如果真的有你们想要的险象环生的故事，我哪里会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里还能在胡宗南那儿待那么多年？惊险动作多了，还不早被暴露了？胡宗南也不会保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