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家亡百恨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12岁，在常州读初二。常州是个文化古城，人文古迹不少。我的外祖父是常州的望族，我们的住房是从外祖父家典来的，在星聚堂的最后一进，是个五开间的两层楼房，有自己的大门，院里有两棵两人合抱的梧桐树。外祖父家住在西边，我家住在东边。我的祖父是清朝末代举人，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支持民主革命，特别钦佩章太炎的为人和学问，因此给我起名为仰炎。

当时的常州通讯闭塞，报纸要从上海来，真空管收音机是有了，但却是少数人家才有的奢侈品。不过救亡浪潮还是席卷了这座古城，人们有了民族意识的觉醒。1937年“七七事变”后，京津和华北相继沦陷，“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11月上海失守，战火烧到了身边，我愤怒、仇恨、焦急、惶恐交加。祖父在南京，父亲在上海，母亲挺着大肚子带着我兄弟姐妹4人在常州，我大妹比我小7岁，才5岁，二妹3岁，弟弟2岁。我们跟祖父和父亲都失去了联系，走投无路之际，我们一家大小逃到了阿妈家，即二妹的奶妈家乡去。我们在阿妈家的小村子待了半年多，虽然没有碰上日军，但几乎天天要逃难，隔着长荡湖的烛天火光和密集的枪声，乡亲们传来的日本侵略军奸淫烧杀的暴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仇恨。

1938年夏天，我们跟上海的二舅取得了联系，一家人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当时日军还没有进租界，上海租界被称为“孤岛”，抗日的气氛很浓。我经过考试，进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初二。上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有许多好老师，受他们的影响，我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上中当时就是反汪伪斗争中心之一，由于有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对日汪痛恨之极，所以我也很快参加了进去。当时我们班相当活跃，出版了一份油印的手抄刊物《警钟》，宣传抗日思想。1940年，学生们在学校里发动反汪斗争，高中同学走在前列，我们初三丙班也积极参加，但由于学校采取高压政策，我们整个班都被开除了。

这样，1940年我考进了东吴大学附中的高中。东吴大学本来在苏州，苏州沦陷后也搬进了上海租界，在八仙桥附近的慕尔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东吴大学及其附中也被迫关闭，改办成私立的中学。东吴附中也有许多好老师，使我在学习上打好基础，受益良多。日军进入租界后，上海的气氛低沉到了极点，所有进步运动全部转入地下，我的抑郁和苦闷也发展到极点。祸不单行，我们一家又一次和祖父失去联系，经济来源再次断绝，生活日益艰难。弟弟妹妹都因缴不起学费失学在家，他们白天去轮流排队买平价米，晚上我给他们补一些功课。1943年，我们跟着二舅家搬到南市侯家路吴家弄，这里是旧市区，房租便宜，但环境相当不好，一到下雨天，泥泞满地，粪水倒流，无处下脚。冬天，路上总要看到好几个因冻饿而倒毙在路边的僵尸。

1943年暑期考大学，我先后考上了好几所大学，上海医学院首先发榜，上医是国立的，不要学费，我去报到。读了一个月，交通大学发榜，我也被录取了。交大也是国立的，也不要学费，名气还大，再加上上医要念5年，而交大只要念4年，最后我决定上交大。当时上海青年学生因家庭经济问题，上学有困难的比比皆是。上海的两家大报《申报》和《新闻报》为此都设立了助学金，确实帮助了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我考取了“青树”奖学金，这是当时最高额的奖学金。另外，交大的牌子响，我在课余去当家庭教师，很受欢迎，每月还可补贴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