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犹新的几件往事

上海解放前我还经历了几件事，要在这里提一提。一件事是所谓“甄别考试”。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原敌占区几所国立大学的学生为“伪学生”，不仅涉及在读学生，还涉及早已毕业的1943、1944和1945届学生。我们这些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忙着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通过什么“甄别考试”。于是三届毕业生经过商讨推举我、庄炳文和奚正修等几位1943届同学代表大家与吴保丰校长进行交涉，并争取到赵曾珏、顾毓琇等老校友为我们仗义执言。最后教育部同意我们无需考试，只要每人将阅读圈点过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中国之命运》三本书交给有关部门即可过关。经过此事国民政府在大家心目中颜面扫地。

另一件事就是参选“国大”女代表。1946年5月国民党当局要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为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妇女界进行一次选举“国大”女代表的活动。罗叔章、许广平、柯执之和我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如在沪东和沪西女工集中的地区召开了动员会，宣传选举意义，交代选举办法；又在基督教女青年会设立选举联络中心。4月14日正式分区域选举，职业妇女投票区有益友社、华联同乐会、电话公司、育才中学、银联保联社和威海路女青年会；劳工妇女投票区有沪东公社、江宁路女青年会、美亚九厂和市西中学；女学生和女教师投票区设在志毅小学等几所学校内；家庭妇女投票区设在黄金戏院。最终共有三万多名妇女参加投票，先选出350名候选人，又从中选出35名正式代表，我也列在其中。大家又推举罗叔章、胡子婴、许广平、雷洁琼、胡耐秋五人组成研究小组，起草宪法研究大纲，再由各妇女团体根据实际情况对大纲进行修改。虽然我们推选出的“国大”女代表未被当局承认，这也在意料之中，国民党政府后来另外搞了一个“国大”女代表竞选，但通过这次活动，广大妇女同胞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真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晰了。

再有一事就是有幸与美国进步女作家兼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见面。那是1947年3月9日下午，刚从延安访问归来的斯特朗女士受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的邀请，来上海皋兰路朱立波家中参加“三八”妇女节纪念会，朱立波是妇联上海分会理事。大会的一项议程就是请斯特朗女士介绍延安妇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记得斯特朗女士那天穿的是一件中式的对襟织锦缎棉袄，襟口和领口还镶着白边，好像是羊皮的。这身中式打扮和她的高鼻子、蓝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进门的时候，手里还捧着一袋葡萄。斯特朗女士在会上发言讲的是英语，由现场的翻译译成中文。大家似乎没有感觉到语言障碍，听得都很入神，感到莫大的鼓舞。我印象中当时好像还有一位苏联来的妇女代表在场，可惜忘了她的名字。这件事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最后一件事就是在酱业职工夜校授课。上海解放前全上海有30家大型酱园（既产又销），约有职工1200人，此外还有小型的酱酒店2000多家，有从业人员5000多人。中共上海职委想把遍布全市的酱业职工组织起来，开展酱业职工运动，措施之一就是办一所酱业职工夜校（简称“酱校”）和一份刊物《酱报》。经过筹备，酱校于1946年5月1日正式开学，以酱业职工及其亲属为招生对象。校址在格洛克路（今柳林路）上的徽宁小学内。夜校开设的课程包括国文、商业簿记、珠算、英语，外加一门专业课酿造学。我被校方聘请为酿造学课程的教师。给酱业职工上酿造学的课程是亘古未有头一遭，很多老师傅在行内干了一辈子，都不清楚何为发酵工艺、何为酿造工艺，只是凭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法进行操作。我给他们系统地上课，受到职工、业主的普遍欢迎，我自编的讲义还登在了《酱报》上。1947年夏，国民党当局借口夜校有政治活动，将其关闭。不过一年后又恢复办学。“酱校”中的不少活跃分子后来加入了地下党酱业支部，有的人在上海解放时还参加了党领导的人民保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