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先锋派与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理论
历史先锋派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孕育，20世纪初叶，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先锋时代随着未来主义的出现而到来，相较于之后的后现代先锋派，这个时期被史学家称为“历史先锋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苏俄先锋派和未来主义一同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中坚力量，它们所携有的批判与创新精神是前所未见的。
1909年2月，意大利诗人、作家兼文艺评论家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刊发于《费加罗报》上的《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是未来主义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该文宣称，近代的科技革命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时空观念，随着新式美学观念的泛起，那些旧有的文化传统渐渐失去价值，为了与现代机器时代相适应，必须对艺术行为进行彻底革新。实际上，这场源于立体主义的未来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从绘画艺术延伸到了雕塑、建筑、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诸多领域。1914年，年轻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建筑师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发表了《未来主义建筑宣言》，反对传统的、仪式性的和装饰性的设计，倡导建筑与新材料的结合，以崭新的外观与环境相协调。这一宣言既是对未来建筑和城市景象的展望，更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诸多零散改革思想的统一。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诉求，而在1916年，兴起于苏黎世的达达主义，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所生成的一种无政府主义艺术运动。出于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战争的绝望，该运动提出了颠覆旧有社会和传统文化秩序的设想，筹划着摧毁僵化和呆板的压抑性力量，追求一种清醒的非理性状态以及一种无意、偶然和即兴而做的境界，拒绝约定俗成的艺术标准、幻灭感和愤世嫉俗。达达主义的影响涉及了视觉艺术、文学、戏剧和美术设计等诸多领域，然而，作为一种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激进流派，达达主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于1923年前后，基本上被超现实主义所替代。
1920-1930年间盛行于欧洲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超现实主义，延续了达达主义的某些精神，却又与其有所区别。
“超现实主义者不再把自己的思想寄托在达达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破坏一切的快感上，而是转向了对人类潜意识的笃信。”[2]
它以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倡导的“直觉主义”和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潜意识学说”为哲学和理论基础，强调从人们内在的先验层面出发，去突破那些看似真实而又合乎逻辑的现实感，并借助现实感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搭接，来塑造和展现一种非比寻常的情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布雷顿、马格利特、达利等，而它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对20世纪的美学产生了十分重要影响（图1-5）。
图1-5 达利创作的《记忆的永恒》，1931年
苏俄先锋派积极地对当时西欧的诸多艺术流派进行探索，从中获得借鉴，从早期的粗犷和质朴走向了抽象和实用。其中，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最大。1912年12月，作为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的回应，俄国先锋派发表了名为《给大众品位一记耳光》的宣言。它主张抛弃当时盛行的象征派诗歌，反对传统的学院派，号召创设崭新的、实验性的写作方式，倡议艺术体验回归大众生活。作为苏俄先锋派的代表，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Kasimier Severinovich Malevich）提出的“至上主义”可以被视作苏俄先锋派艺术极端发展的产物，其对单纯性的关注，以及运用几何图形与纯色来表现空间关系和运动感觉的方式都对后来的构成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苏俄先锋派在与新苏维埃政权之间矛盾激化的过程中，最终陷入分裂和衰落，但它还是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创新意识，为现代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上这些艺术流派和运动的诞生，与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也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等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当然，这些流派和运动的成员在政治信仰、哲学观念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受到了康德、黑格尔、柏格森、叔本华、爱默生、尼采等人的哲学观点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并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弊病进行痛斥，表现出反叛与激进的艺术观。恰恰就是这些反叛与激进的流派和运动催生了历史先锋派，推动着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包豪斯宣言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伴随着表现主义的衰退，功能主义的兴起，以及机械美学的扩散，新式的建筑思想迎来了大发展的重要时机，但它却与危机同在，因为人们根本不确定在使用工业技术和新型材料之后，建筑的形式会发生怎样改变。然而，包豪斯的成立，则直接宣告了现代设计的诞生，并成就了建筑历史上的第一个先锋阶段。包豪斯从成立伊始便提出了远大的目标和基本的设计原则，时任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就曾在《包豪斯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提出，
“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标。艺术家最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3]。
而其三大设计原则也让现代设计逐步从构想走向现实，让建筑中机械美学和理性思想取代了艺术上的自我表现和浪漫主义。
包豪斯校舍自身就是机械美学和理性思想实践的产物，是将法古斯工厂的工业化风格推广到民用建筑之上的经典案例。它打破了传统的建筑样式，获得了纯净与简练的艺术效果，是对“形式追随功能”的完美诠释。在平面布局和空间划分上，它强调分区的明确与便捷实用；在立面造型和视觉构图上，它突出体型的纵横错落与变化有序。同时，它也让新的材料和结构形式得到了充分展现（图1-6）。
图1-6 包豪斯校舍轴测图、平面图与外观
现代主义背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包豪斯的基础上发展成熟，反映着精神上、思想上、技术上与形式上的全面进步，具有明显颂扬功能主义的倾向。它打破了千百年来建筑服务于权贵和宗教的宗旨，鼓励建筑师摆脱传统形制的束缚，大胆创作适应于工业化时代的崭新建筑。
“住宅是居住的机器”
作为现代主义思想的奠基者，勒·柯布西耶认为新建筑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既要满足形体的几何尺度和功能的合理要求，也要遵循工业化的建造方法，来反对装饰和超越个人情感，而这些在当时较为前卫的观念也集中反映在他以萨伏伊别墅为原型所总结出的“新建筑”的五大特征之中（图1-7）。
图1-7 萨伏伊别墅外观与平面图
柯布西耶以改革适应新时代为起点，极力推崇工业化的影响，并持续关注现代机械秩序的合理成长。他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痛斥了19世纪以来墨守成规的建筑思想和复古倾向，并坚称“我们的时代正在每天决定自己的样式”。他认为工程师们的工作方式让他看到了时代的先进性。在柯布西耶看来，随着人们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观的普遍接受，数学无可置疑地成为了人类创造和用于揭示自身存在的伟大系统，而“机械决定论”所框定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了富有创造性和展现时代精神的特殊产物。他甚至认为，任何一种服务于人类的设计作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机器，就像他所提出“住宅是居住的机器”的口号。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市》一书中曾旗帜鲜明地强调：
“如果我们承认机械之美是纯粹理性的结果，问题立马就会出现：机械作品没有永恒的价值。每一件机械作品都将会比之前的作品更加完美，不可避免地，它也必将会被后继的作品所超越。昙花一现般的美丽很快落入可笑的境地。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严密的计算过程中，激情已经产生。”
马赛公寓的设计暗合了“居住机器”的理念，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设计理念上的创新与更替（图1-8）[4]。
图1-8 马赛公寓外观与剖面图
“少即是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密斯受到格罗皮乌斯与柯布西耶所推动的建筑新观念的影响，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建筑风格，转而强调理性的指引。他在对钢框架结构和玻璃应用于建筑的探索中，发展了一种具有传统式的均衡和极端简洁的风格、一种符合大众化的建筑美学新标准。在这一风格和标准中，密斯秉持了“少即是多”的建筑哲学，力求通过大胆创新的设计手法，来实现完整的建筑形式与朴实的结构的完美结合。另外，密斯还主张在建筑中生成一系列相互渗透和流动的空间新概念，力求实现内外空间的自由融合。所有这些想法在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图1-9）、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克朗楼等建筑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
图1-9 巴塞罗那德国馆外观与平面图
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密斯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建筑师中奋力将建筑从折衷主义的时代错误中解放出来的那个人。1930年，在格罗皮乌斯的推荐下，密斯被任命为包豪斯学院的校长，在教学与实践的过程中，他从一系列原则中得出如下的结论：
“驱动和支撑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力量是：科学、技术、工业化，以及伴随他们而引起的社会模式和相关需求的经济。通过使用当代的建筑技术，遵循构造清晰的要求，并以结构的原理作指导，他以创造性的建筑语言努力去诠释那些力量。”[5]
显然，通过逻辑的手法，密斯拓展了建筑的观念，并赋予了建筑一种极具先锋精神的目的性和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