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语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有一定的“质”。这“质”是事物和现象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它是许多性质、特征、特点的有机统一体，事物和现象就靠着这种规定性来和其他事物和现象分别开来。因此，我们要研究一种事物或现象，主要是研究它的“质”，研究它内在的规定性，也就是研究它所固有的那些特性。我们研究汉语，首先要了解汉语的特性，了解它和其他语言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固然，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现象来看，语言本身也有它的特性，那是一切语言所共有的特性（对于其他社会现象来说，是特性；对于一切语言来说，是共性）。因此，汉语和其他语言也有共同之点，拿这些共同之点来比较研究也是有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了解汉语的特性，因为唯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彻底了解汉语的内部固有的规律。

依我们看来，汉语有三个特性：第一，元音特别占优势；第二，拿声调作词汇的成分；第三，语法构造以词序、虚词等为主要手段。现在分别加以叙述。

第一，汉语里的元音是占优势的。元音是和辅音并称的；元音又称母音，辅音又称子音。在许多语言里（例如西洋语言），辅音不一定和元音紧接，一个元音的前后可以带着三个以上的辅音，例如俄语 вcкpытъ（“开”“发现”）里和英语splint（“裂片”）里都有五个辅音，至于一个音节里包括三个或四个辅音的，那就更为常见了。汉语的情形大不相同。在一个音节里，至多只能有两个辅音。而且，当它包含两个辅音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在元音的前面，一个在元音的后面，例如“班”字[pan]。辅音一定要和元音紧接；不可能两个辅音同时在元音的前面（如kla），也不可能两个辅音同时在元音的后面（如art），更不可能在元音前后都有两个辅音（例如klart）。严格地说，汉语元音后面的辅音只算半个。拿“难”字[nan]为例，[a]后面的[n]只念一半（前半），它并不像[a]前面的[n]那样完整。由此看来，实际上，汉语一个音节至多只能包括一个半辅音。所以我们说，汉语里的元音是占优势的。

因为汉语里辅音必须和元音紧接，汉族人民养成了这个习惯，当他们学习外国语的时候，遇到不和元音紧接的辅音就发生困难。例如一个北京人念俄语 вcкpытъ往往念成“弗斯克雷奇”（[fu sɿ kə lei tɕ‘i]），把原来的一个音节念成了五个音节。再举俄语里一个比较浅的词为例，例如 книгa（“书”），许多人念成“克尼戛”（[kə ni ka]），也就是把该念两个音节的词念成三个音节了。汉人学外国语不容易学得像的地方，往往也就是汉语和外国语在语言结构上有差别的地方。

第二，汉语是拿声调作为词汇成分的。一切语言都有一种自然的声调，例如表示疑问的末了就常常用一个升调，表示陈述的终结就常常用一个降调，等等。这种自然的声调不算是词汇的成分，因为它们并没有词汇的意义。汉语的声调就不同了，它们是有词汇的意义的。例如“买”和“卖”，用国际音标标下来都是[mai]，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声调上。但是，这个差别可大了，拿北京话来说，[mai]念低升调表示给钱取物，[mai]念降调表示给物取钱，恰好是相反的两件事。在汉族人民看来，音同调不同（如“买”“卖”）和调同音不同（如“卖”“送”）是同一性质的两件事；因为都能影响词义的不同。外国人学汉语，对于声调最感困难。一不留神，就会把“买马”说成“卖麻”，等等。外国人难学的地方，也就是汉语特性所在的地方。

第三，汉语的语法构造是以词序、虚词等为主要手段，而不是以形态变化为主要手段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语言的语法是有很复杂的形态变化的。拿俄语来说，名词和形容词有变格，动词有变位，语尾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汉语里并没有这些变化。在西洋，小学生在学校里要背诵名词变格表、动词变位表；中国的小学生不需要这样。

但是，我们不能从这里得到一个结论，说汉语没有语法。外国人学习汉语，常常遭遇一些困难。例如词序弄错了（不说“猫比狗小”而说“猫小比狗”等），虚词用错了（不说“他为什么不来呢”而说“他为什么不来吗”），单位名词用错了（不说“一棵树”而说“一个树”）。这就证明了汉语是有结构规律的。语言的结构规律就是语法。

我们又不能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说不以形态变化为主要手段的语言是低级的语言。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汉语语法虽然在形态变化上显得比较简单些，但是它在别的结构形式上却又比较复杂些，它并不贫乏，千万年来汉族人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从来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不够用的地方；正相反，我们人人都感觉到汉语是一种丰富、严密、表现力很强的语言。

以上所说的三种特性并不能概括汉语的一切特性，我们只拣最主要的来说。在东方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诸语言也往往具备这三种特性（如越南语）。我们说汉语有这三种特性，意思只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语言不具有这些特性，并不是说除汉语外没有任何语言具备这三种特性。相反地，东方诸语言许多是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它们如果和汉语一样地具备这些特性，那也是很自然的。

过去，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持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汉语是单音的，孤立的，分析的。

所谓单音的，就是说汉语里每一个词都只有一个音节，例如“天”[tʻien]、“地”[ti]等。其实，汉字虽然代表单音，汉语里的词却自始就不纯然是单音的。例如，《论语》里就有“天下”“百姓”“夫子”“大夫”“夫人”“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等复音词，这些词多数由仂语转成，数千年来新复音词的构成还是离不了这一种构词法。我们承认，古代汉语里的单音词是相当多的，可以说是单音词占优势的一种语言。但是，到了唐代以后，特别是到了现代，情形可不同了，由于复音词的大量增加，复音词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单音词的数量。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所谓孤立的，是指一个个的“词根”堆砌成句，由词的位置来决定词性。其实就上古汉语来说，这话已经不很适当。因为虚词如“于”“以”“乎”“哉”“矣”“也”之类绝不能认为“词根”。就中古汉语来说，尤其是就现代汉语来说，更不能说了，因为像带着词尾“儿”和“子”的名词（“门儿”“刀子”），带着词尾“们”和“么”的代词（“他们”“那么”），还能说它们只是“词根”吗？

所谓分析的，是指依靠介词（前置词）、代名词、助动词等来表示语法关系。分析的反面是综合。综合语只依靠词的内部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不需要介词、代名词、助动词等。例如拉丁语ueni等于汉语“我已经来了”，汉语用“我”字表示第一人称单数，用“已经”表示过去，而拉丁语是把“我”和“已经”的意思在ueni这一个词本身的变化中表现出来。（词本身的变化叫作“屈折”，因此，综合语又称屈折语。）在汉语和拉丁语的对比中，我们显然见到汉语是分析的，拉丁语是综合的了。在这一种意义上说，西洋语言也逐渐朝着分析的方向走，特别是英语、法语等。例如拉丁语ueni译成英语是I have come，译成法语是je suis venu，还是用了代名词和助动词。在现代语言中，纯粹综合的语言是很少了，只是分析的程度不同罢了。再说，汉语也不是纯粹分析的。拿现代汉语来说，动词词尾“了”表示行为的完成，“着”表示行为的持续，也就是综合的例子。

说汉语是单音语、孤立语、分析语，其实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从西洋语言的角度来看，汉语是缺乏屈折形式（即词的内部变化）的。屈折形式往往在一个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发生变化，汉语的词既然被认为都是单音词，就不可能有屈折形式；既然没有屈折形式，就只剩下一个“词根”，而成为孤立语了；既然只剩一个“词根”，许多语法关系都无从表示，就非借助于代名词、介词、副词、助动词、语气词之类不可了。但是，如上文所说，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西方有的语言学家说单音语是低级的语言，屈折语是高级的语言。马尔的语言发展阶段论里，也把汉语归入“合成型”（等于说“孤立语”），算是现存语言中最低级的阶段。这些是对汉民族和许多东方民族的污蔑。其实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内部发展规律；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我们应该看它整个的社会作用，而不应该抓住语法构造的某一方面去衡量某一语言是高级或低级的语言。现代英语一天比一天单音化、孤立化、分析化了，英美某些语言学者如果再坚持单音语、孤立语或分析语就是低级语言的话，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就非归入低级不可。于是西方语言学家如叶斯泊生等人又换了一个相反的说法，他们拿英语作为衡量语言进步性的尺度，以为沿着分析方向前进的语言才是进步的语言。有人甚至利用这种虚妄的邪说来为自己的侵略政策辩护。我们对汉语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坚决驳斥单音语是低级语言的荒谬理论，把爱国主义贯彻到语文教学中去；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叶斯泊生一派的错误观点，把分析语认为最进步的语言，因而贬低了综合语的地位。总之，我们要重视语言发展形式中的特性。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汉语的特性就体现着汉族的特征。可见我们研究汉语的特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