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在印度和中国的冒险

待在家里、靠在火炉旁边，满足于得到关于他自己国家消息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将生命历程分散到不同国家、寻找珍贵的第一手知识的人所能体味的人生乐趣。

——马苏第的《黄金草原》

伊本·白图泰的回忆录不同于其他人乏味的游记，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记录奇怪、异域或者荒谬故事的天赋，还因为在记述中他大胆地展露了自己的个性：有时候他虚张声势并且爱好自夸，有时候则既脆弱又优柔寡断，并且在面对随之而来的不幸时能自我嘲讽。6个世纪之后，他的著述从阿拉伯语被翻译成其他文字，他的个性在书中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他表露自我本性的能力与一种天赋密切相关，这种天赋就是他能够用一两句话捕捉到其他人的习惯和风格。

对于在中国的贸易大船上生活的描述鲜明地展现了他叙事的技艺，并且他在航行去往印度洋港口时越来越多地描述了这样的生活。伊本·白图泰赞同马可·波罗对船上商人们感到高兴的事的描述，他也记述了相似的内容：“通常来讲，一个人住在一个隔间里，同船的其他人都不知道里面住的是谁，直到船在某个城镇停靠，这些人才彼此相见。”这些隔间包括几个房间和一个浴室，住在里边的人可以锁上房门，这样“他们就可以带上女奴和妻子”。伊本·白图泰对下甲板的生活也有一些描述：“水手们让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船上，他们在木桶里种植莴苣、姜和其他蔬菜。”

按照中国的习俗，管理这些有12个船桅和4个甲板的“巨兽”的重要人物不是船长，而是代表船主的总管。而按照伊本·白图泰的叙述，总管就像是“一个伟大的埃米尔”，他登岸的时候，有弓箭手和全副武装的阿比西尼亚人打着鼓、吹着号角和喇叭开路。

14世纪中国船上有阿比西尼亚人的记述揭示了，那时候经常能看到来自非洲东部的人在商船上。伊本·白图泰在另一个地方提到，在整个印度洋阿比西尼亚人全副武装，在商船上主要是担当护卫，只要船上有一个阿比西尼亚护卫，就能将海盗吓跑。他还提到一个叫作巴德尔的阿比西尼亚奴隶，因为他在战争中表现异常英勇而被任命为一个印度城镇的总督：“他高大肥胖，曾经一顿饭吃掉一整只绵羊，并且我还听说，他吃完饭之后还会按照他家乡的习俗，喝一磅半酥油（醍醐）。”

14世纪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港口定居下来，而许多非洲人作为他们的随行人员也来到印度。其他人被运送到印度，作为宫殿护卫。还有一类人朝着反方向行进：来自印度西北部大港口坎贝的印度商人跨过印度洋，前往基尔瓦、桑给巴尔、亚丁和红海诸港口。

当伊本·白图泰到达印度的时候，古印度的文化已经支离破碎。整个印度次大陆处于中亚好战的突厥人的威胁之下，他们通过北部的山口和阿富汗山谷侵入印度。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摧毁了在行进途中见到的古代印度王国。然而，由于这些征服者是穆斯林，伊本·白图泰就有机会对这些跟他有同样宗教信仰，但却在具有辉煌文化的印度北部施以暴政的统治者的行为进行特别的记述。又由于他的主人不是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可以客观冷静地审视他们。

到1333年，伊本·白图泰到达德里，当时德里的统治者是自诩为“世界的主人”的苏丹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他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夺取了权力，并且以不忠之罪让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身首异处。伊本·白图泰在德里与苏丹相处的那几年，多次面临与食人的老虎关到一个笼子里的威胁。

在伊本·白图泰抵达德里之前不久，德里的人口因为苏丹的惩罚而减少。这是因为首都的居民对苏丹的统治怀有敌意，每天夜里都会将写满对他仇恨话语的字条团好，扔进他的会客厅里。穆罕默德感到极为愤怒，下令德里的人即刻离开，撤离到一个偏远之地。之后他颁布法令，让人大肆搜捕不遵守撤离命令的人。按照伊本·白图泰的说法，苏丹的奴隶“在街上找到两个人，一个瘸子和一个瞎子”。这两个人被带到苏丹面前，苏丹让人将瘸子绑起来，用点火的军用弹弓向他射击，直到将他烧死；让人将瞎子绑在马上，从德里一路拖行到40日行程之外的道拉特·阿巴德（Dawlat Abad）。“他在路上碎成一块一块，到达道拉特·阿巴德的时候，只剩下一条腿了。”

伊本·白图泰列举了很多苏丹对陌生人十分大方的例子，但是他并不打算因此而原谅苏丹野蛮的行径。苏丹有时候对自己的慷慨十分自得，而有时候他又似乎被自负冲昏了头脑，因为连他自己都承认，他开始鲁莽行事。当苏丹决定去狩猎的时候，伊本·白图泰也跟着去了，他雇佣了一大批随从，其中包括马夫、搬运工、贴身男仆以及送信人。很快，这位年轻的摩洛哥法官不停挥霍成为朝堂上的谈资。伊本·白图泰还厚颜无耻地讲到，“世界的主人”最后给了他3个大袋子，里边装着5.5万金第纳尔，用来替他还债。这可能也是苏丹弥补他的一种方式，因为伊本·白图泰到德里之后不久就娶了一位叫作胡尔纳萨伯的贵族妇女，而苏丹因为反叛罪处死的一位朝廷大臣就是这位贵族妇女的哥哥。

伊本·白图泰与苏丹不稳定的友谊，因为他和一位在德里郊区苦修、被称作“穴居者”的苏菲派禁欲主义伊玛目交往甚深而急转直下。苏丹不信任这位“穴居者”，还虐待他，最终用剑将他杀死。在这样做之前，他召见了伊本·白图泰，并且宣布：“我任命你为大使，代表我去拜访中国的皇帝，因为我知道你热爱旅行。”伊本·白图泰当时处境艰难，于是很快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和苏丹都很高兴：很快就再也不用见到对方了。

出发之前，伊本·白图泰与刚刚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的胡尔纳萨伯离婚了。很明显，与带领庄严的探险队跨越海洋和陆地的任务比起来，家庭生活对于伊本·白图泰不算什么。不久以前，15位使者从中国的大汗那里返回德里，带回了大量礼物，包括100个奴隶、大量的丝绸与天鹅绒布料、饰以珠宝的服装，以及各种各样的武器。苏丹不想输给中国的大汗，所以准备了大量回礼，包括100名白人奴隶、100个印度舞女、100匹马、15个宦官、金银大烛台、锦缎长袍，以及无数其他宝物。与伊本·白图泰同行的使者里有一个博学的人，叫作查希尔·阿丁，还有苏丹最喜欢的一位宦官——斟酒人卡富尔。有1000个骑兵护送他们前往印度西海岸登船的地方。

这支队伍包括15个中国使者和他们的仆从，他们刚走了几天，就到了一个正被“异教徒”袭击的城镇，这些“异教徒”是苏丹的敌人印度教徒。伊本·白图泰和他的同僚们决定用他们的护送部队发起突袭。尽管可能有自吹的成分，但是他们的确大胜了一场，异教徒的队伍被分成数段。然而，一个重要损失是主要负责照管送给中国皇帝礼物的宦官卡富尔身亡。一位信使被派往德里，告诉苏丹他们的遭遇。

与此同时，伊本·白图泰在与敌人的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中被俘，接着，灾难降临到他身上。他与他的骑兵部队分离开来，被印度人追击，他丢了马，藏在一个山谷下面，很快就被抓住了。他所有值钱的衣物和武器都被抢走了，包括一柄金鞘宝剑，他以为自己马上就会被杀死。

就在这个紧要时刻，一个年轻人帮助他逃跑，从那时起，伊本·白图泰对于他苦难的记述就带上了一层梦幻的色彩。他浑浑噩噩地穿过被毁坏的村庄，吃浆果、找水源。他在棉花地和废弃的房屋里藏身。在一个房子里，他找到一个用来储存谷物的大坛子，他从坛子底部的破洞爬进坛子藏身。坛子里有一些稻草和一块石头，他将那块石头当作枕头。“坛子顶端有一只小鸟，整个晚上都在振动翅膀。我猜它一定是吓坏了，我们是一对受惊了的可怜儿。”

经历了8天的游荡，伊本·白图泰找到一口井，有一根绳子搭在井边。为了缓解口渴，他把围在头上挡太阳的布解下来，系在井绳上，然后将井绳下到井里。之后，他用力拧从井里拽上来的布，以便喝到布里的水。然而，干渴还是折磨着他。他接着把一只鞋系在井绳上，用来盛装从井里提上来的水，在第二次尝试的时候，他丢了一只鞋，但是他很快又用另外一只鞋做同样的尝试。

在这个悲惨的时刻，一个“黑皮肤的人”出现在他身边，并且向他施以穆斯林之间的日常问候“愿安拉赐你平安 ”。他很快就得到了救助：这个陌生人不仅从随身背的包袱里取出食物给他吃，用水壶从井里打水给他喝，甚至还在伊本·白图泰崩溃的时候背着他。将他安置在一个穆斯林村庄附近之后，这个神秘人就消失了。

在重新加入同伴的行列之后，伊本·白图泰恢复了使者的身份，他获悉苏丹派遣了另一个他信任的宦官取代不幸的卡富尔。之后，队伍朝着海岸继续前进。这时候，一切相对平静，伊本·白图泰有时间研究印度瑜伽修行者的行为。他们令伊本·白图泰震惊的程度就像他们当年让马可·波罗震惊的程度一样：“这些人可以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能几个月不吃不喝，许多人能躺在地下长达几个月，只需要在地上挖几个小孔供他们呼吸，我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能那样待一年。”

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他们一路前行，到达大港口坎贝附近的海岸，在那里登船。船只一路向南，停靠过很多马可·波罗在半个世纪以前曾到访过的港口。其中之一叫作西里（Hili），伊本·白图泰说它是“从中国乘船所及的最远城镇”。他补充说，它位于大船能驶进的河流入口处；他的威尼斯前辈将这个港口描述为位于“一条拥有优良河口的大河”边上。

在这次航程的终点，苏丹前往中国的使命，以及所有的奴隶、宦官、马匹，都要被转移到大船上。这些船只将朝东南方向航行，前往苏门答腊岛，之后再向北前往泉州。泉州港位于中国的东南海岸，大多数外国船只都在那里卸货。一般而言，换乘去中国的船只的地点是卡利卡特，那是40年前建立的港口，在整个马拉巴尔海岸的胡椒出口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那里用于贸易的大多数胡椒和其他香料销往欧洲。

卡利卡特意为“公鸡堡垒”，它注定要在印度洋的历史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个特有的名字会成为一个有趣的挑战，因为它与印度的财富几乎是同义词。当伊本·白图泰的船队驶入卡利卡特港时，他发现港口里停泊着13艘大船。还有许多小一些的中国船只，因为每艘大船在海上航行时都需要小一些的船只提供补给和护卫。他需要在这里停留3个月，以等待适合他们航行方向的季风出现，他将利用这段时间学习关于这个地方他所能了解的一切。

卡利卡特的统治者是一位老者，他“按照希腊风俗”留着四方胡子，并拥有世袭皇家头衔“扎莫林”，意思是“海洋之王”。在商人和船长这两个群体中，卡利卡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原因之一是当船只在扎莫林控制下的任何地方失事时，船上的货物会被认真保护并且储存起来，以便于到时候返还给货物所有者；而几乎在其他任何沿海地区，货物都会被当地统治者以征用之名洗劫一空。“海洋之王”是印度教徒，不是穆斯林，但是他给苏丹穆罕默德的所有使臣提供食宿。当季风开始向南吹的时候，就是他们登上能将他们都容纳下的大船的时候。

然而，一场例示印度洋航程危险的灾难即将发生。伊本·白图泰坚持要求航行中的个人舒适，这使得他侥幸逃脱了一场灾难。他之前跟大船的指挥说：“我想要一个独立的房间，因为我要和我的女奴在一起，这是我的习惯，我在旅程中不能没有她们。”但是中国商人已经将所有的好房间选走了，所以伊本·白图泰决定和他的随从们转去大船的补给船上居住。

当暴风雨变得猛烈的时候，停在海岸附近的大船正要起航。大船在黑暗中被抛向海岸，所有人都淹死了，其中也包括博学的查希尔·阿丁，以及第二个被派来照管送给中国皇帝礼物的宦官。

因为想要在出发之前最后去一下当地的清真寺，伊本·白图泰延迟了登上补给船的时间，所以他成为暴风雨之后出去的那些人之中的一个，而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海滩上遍布尸体。补给船通过缩帆和驶离海岸的方法逃过了灾难，却将伊本·白图泰留在了岸上，并且把他所有的奴隶和货物都带走了（这是他在记述中第一次提到货物）。他只有一个刚刚被他释放的奴隶、一张可以睡觉的地毯和十第纳尔。至于这个刚被他释放的奴隶，“当他看到我的状况之后，他也遗弃了我”。

这支前往中国的探险队伍开始于盛况，却结束于废墟。伊本·白图泰首先想到返回德里，之后他想到半疯的苏丹可能会将大灾难的怒气发泄到他身上，所以怀着对他的奴隶和货物的忧心，他向南行进，前往奎隆港，他估计补给船会在那里集合。他的行程大部分靠水路，他雇佣了一个当地穆斯林在路上帮助他。但是每天夜里他的新仆人都会上岸，“与异教徒一起喝酒”，而且他的吵嚷声令伊本·白图泰极为愤怒。

尽管失去了大量财富，但是伊本·白图泰仍努力关注周边发生的事，例如一个山顶小镇完全被犹太人占据了。但是当他10天后到达奎隆的时候，他并没有发现期待的船只的踪迹，所以他被迫靠施舍过活。和他一起从德里出发的中国使臣的状况和他如出一辙：他们也遇到了海难，穿着城里中国商人给他们的衣服。

伊本·白图泰没有同胞可以求助，对于如何摆脱乞讨的状态他不知所措。他弄丢了作为苏丹大使的国书，而给中国大汗的所有礼物要么沉入海底要么四散不见。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教法官，他有权让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殷勤招待他，但是没有常规的随行奴隶，没有得体的衣物及其他象征地位的标志，他很难赢得尊重。最后，他决定到海岸更北方的希瑙尔港（Hinawr）碰碰运气：“一到希瑙尔，我就去拜见苏丹，并向他致敬，他给我提供了住处，但是没有安排仆人。”

这真是残酷的羞辱，但是希瑙尔的统治者每次去清真寺的时候都会带上伊本·白图泰，并且要求他背诵《古兰经》。“大多数时候我都待在清真寺，每天都读一遍《古兰经》，之后一天读两遍。”看起来，他急需安拉的帮助。

当苏丹决定对桑达布尔（Sandabur，后来称为果阿）的印度统治者发起护教战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好转。伊本·白图泰随机打开《古兰经》，寻找真主的预兆，发现他翻到的那一页最上边的一句话，以“真主会帮助那些帮助他的人”结尾。尽管不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但是这句话使他确信，他应该为讨伐异教徒的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海上突袭，他们向敌人投射着火的炮弹，占据了敌方的宫殿：“真主将胜利赐予穆斯林。”

伊本·白图泰展现了他的勇气。他的运气又好了起来。在返回卡利卡特的途中，他甚至能够冷静地回应由他的两个奴隶带来的消息，那些奴隶在暴风雨灾难中随补给船离开了，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船只安全地抵达了苏门答腊岛，但是一个当地的统治者抢走了他的奴隶（除了上述两个奴隶），他的货物也被偷走了。所有活下来的、曾和伊本·白图泰一起远航的人都四散漂泊，有的在苏门答腊岛，有的在孟加拉，其余的在前往中国的路上。最糟糕的消息莫过于一个即将要生下他的孩子的女奴死了，而由另一个女奴生下来的孩子，死在了德里。

经历了这一系列灾难之后，伊本·白图泰很多年都不再有去中国的想法。他转而漫无目的地在印度南部和锡兰旅行，在各个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统治者那里寻找机会。他对陆地和海上各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以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遭受的残酷待遇感到厌恶。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给有他这样经历的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加上他又身负才华，他随时都有可能抓住机遇。

有时，他面对的几乎是上门邀请的机会，就像他在拜访从印度大陆出发，向西南方向航行几天的马尔代夫群岛时的状况。这里有数以百计露出海面的珊瑚礁岩石，到处是棕榈树和沙滩，这种景致可能让他想起非洲海岸的岛屿。马尔代夫是繁荣的，部分原因是这里有似乎取之不尽的货贝，它们就躺在距离沙滩不远的浅水里：许多世纪以来，这些贝类被出口到中国北部，被当作货币使用，也朝相反的方向运送到非洲，用作相同的目的。

伊斯兰教在这里并没有很深的根基，它是由一位从波斯来的旅行者在1153年引入的，在此之前，当地人信仰印度教或者佛教。伊本·白图泰说他刚到这里时努力隐藏自己的身份，他担心当地的统治者会因为缺少有资格的伊斯兰教法官而将他留下，不再愿意放他离开。他很快发现，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些好管闲事的人写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说我曾是德里的伊斯兰教法官。”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怀疑，伊本·白图泰其实极其想要为当地统治者服务。

马尔代夫的主要大臣和其他贵族很快就给他送了礼物，它们包括两个年轻的女奴、丝绸长袍、一小箱珠宝、五只绵羊和十万货贝。很快，这位被视若珍宝的摩洛哥人发现自己经馈赠而得来的妻子，来自那些敌对的权贵家族。他接受了四个，这是一个好穆斯林在任何一个时期能娶的妻子的数目上限。他在马尔代夫的八个月里，一共拥有过六个妻子。这完全是依照当地岛民的习俗：“当船到达的时候，船员们就娶当地人为妻，当他们要起航离开的时候，就和她们离婚。这真是极其短暂的婚姻。”

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伊本·白图泰很快穿上长袍，成为马尔代夫群岛的大法官，开始做一个法官该做的事。他对于伊斯兰教法的解释比随和的岛民遵守过的任何法律都要严苛。当他宣判砍掉一个窃贼的一只手时，几个当地人在法庭上晕了过去。任何人如果被发现缺席星期五的祷告，都会被打，并且游街示众。丈夫如果仍与前妻同居直至她们再次嫁人，也要挨打。这位严苛的新法官制定的法令只有一条难以执行：他试图阻止妇女在街上行走时袒胸露乳，“但是我没有成功”。

如果伊本·白图泰故意让自己不得人心，并且挑起敌对者的内讧，他就可以成功地离开这里。当他以通奸罪判处苏丹的一名非洲奴隶挨打时，机会终于来了，苏丹的首席大臣恳请他撤回判决，而他公开拒绝了这一要求。即便这样，也没有去除所有使他无法离开的障碍，因为人们怀疑如果让他回到印度大陆，他会煽动那里的潜在敌人入侵这座岛屿。（这种担忧是合理的，因为伊本·白图泰承认或者不如说他吹嘘，他曾专意密谋过类似的进攻，而且后来几近成功。）最终，他在情绪冷静之后同意到各岛屿做一次旅行。然后，他与首席大臣告别：“他拥抱了我，流了很多眼泪，都滴到了我的脚上。”

在马尔代夫群岛的悠闲旅行给了这位心烦意乱的法官足够多的时间，去收集幸存下来的最早描述这些岛屿情况的材料。最后，他到达了一个小岛，小岛上只有一座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织布匠：

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子女、几棵椰子树和一艘经常用于捕鱼的船，他也用这艘船去往任何他想去的岛屿。他所在的这座岛上还有一些香蕉树，但是在这座岛上我们没有看到陆地鸟类，只有两只乌鸦在我们刚到的时候向我们飞过来，并且在我们船的上空盘旋。我有点羡慕那个人，希望这座岛屿属于我，这样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降临到我身上时撤退到这里。

伊本·白图泰最终还是从马尔代夫逃走了，在此之前，他与四个妻子离婚了（其中一个当时还怀孕了）。但是，他离开时带上了他的奴隶。他的船偏离了航道，进入了锡兰的海港，而不是到达印度的海岸。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收集锡兰的信息，他发现最重要的信息是大城镇科伦坡最有权力的人是一个名叫亚拉斯蒂的海盗，他有一支由五百个阿比西尼亚雇佣兵组成的军队。

到处游历的伊本·白图泰对亚当峰很感兴趣，它是穆斯林、佛教徒和基督徒的朝圣之地。该山山顶有一个凹坑，据称是人类始祖的足迹。想要到达那里，朝圣者必须要借助固定在岩石上的铁链，攀上陡峭的阶梯。马可·波罗也描述过亚当峰，但是伊本·白图泰关于拼命登顶的描述则更具有戏剧性。当他从山顶透过云层俯视的时候，他看到锡兰郁郁葱葱的草木，遂想起自己离开家乡摩洛哥已有将近二十年了，但是他距离最终的目的地中国还十分遥远，只走了全部路程的一半多一点。对于那个远在德里、自封为“世界的主人”的疯狂苏丹，他还有挥之不去的使命感。

伊本·白图泰选择的去中国的路线十分曲折。首先，他到达印度的东海岸，在那里一度险些遭遇海难，之后他还冒险营救他的女奴。他甚至胆敢回到马尔代夫群岛，想把他与前妻所生的两岁儿子带走，但是他很快想到了比那更好的主意，他航行去了孟加拉——一个“阴郁的”国家，那儿的食物很便宜。接着，他去往阿萨姆面见一位圣人，然后到达苏门答腊，他和当地的穆斯林统治者相处得很愉快，远比马可·波罗在这个岛上与当地统治者相处得融洽。最终，他到达了泉州港，并且立即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当初代表大汗、带着礼物出访德里的中国使者。

尽管伊本·白图泰努力表示他立刻就被升任为访问大使，以很高的礼仪规格被接待，前去觐见北京的大汗，但是伊本·白图泰这一部分的回忆录仍然要比其他部分缺少生气。他承认他没有见到蒙古的统治者，说那是由于一场遍及中国北方的大起义。虽然如此，但他还是能够令人信服地记述了一场被废黜的君主的葬礼：有100个亲朋好友参加了葬礼，并以一个可怕的场景作为葬礼的尾声——马被屠杀，并被吊在坟墓上方的木桩上。

中国的奇观给伊本·白图泰持续不断地带来了惊奇，但是与马可·波罗不同，他并不喜欢中国的生活：“无论何时我走出自己的房间，总是能看到一大堆我不赞同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十分困扰，以至于我总是待在屋里，只有不得不出门的时候才出去。当我在中国见到穆斯林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终于见到了拥有相同信仰的同胞。”他感到不自在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当时完全处于伊斯兰世界之外，并且发现在这个显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异端力量竟如此强大”。

当他在福州见到一个从休达来的穆斯林医生的时候，他十分激动。休达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距离他的出生地丹吉尔只有几英里。在遥远的世界另一端相逢，这两个人都落泪了。这个医生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他告诉我，他有大概50个白人奴隶和相同数量的女奴，他送给我2个白人奴隶和2个女奴，还有很多其他礼物。”几年后，伊本·白图泰在西非遇见了这个医生的兄弟。

伊本·白图泰从中国乘船，安全地返回了卡利卡特，在那里他面临一个棘手的选择。他一度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到德里，向苏丹报告发生的一切，之后这个想法变得让他害怕：“我又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这样做十分危险，所以我再次登船，经过了28天的航行，到达佐法尔。”这个地方位于他熟悉的阿拉伯半岛的地域。从佐法尔他取道霍尔木兹、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他又绕道去麦加进行了第二次朝圣），开启了回乡的旅程。

在他抵达丹吉尔前不久，他守寡多年的母亲死于黑死病。在他远行的25年间，摩洛哥发生了太多变化，而该地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忘记了这个饱经风霜的伊斯兰教法官。直布罗陀海峡对岸发生的事让人内心焦灼，因为在主宰西班牙南部地区700年之后，伊斯兰势力正一步一步地失去它的控制力。

伊本·白图泰似乎对于接下来该做什么感到迷茫，他跨过地中海去了欧洲，暂时加入到讨伐不断前进的西班牙异教徒的战争中。他在那里过得并不开心：在一次意外中，他在一座叫作马贝拉的“漂亮小镇”差点儿被基督教恶棍俘获。他很快回到了安全的摩洛哥，决定最后再冒一次险。他穿过撒哈拉沙漠，沿着罗马时代柏柏尔人的先辈开辟的贸易线路南下。

他又旅行了两年（1352—1353年），骑着骆驼、驴子或者步行，行程达数千英里，到访了马里和其他强大的西非国家。25年前，传说中的曼萨·穆萨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他的巨大财富震惊埃及。这里曾经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但是它明显不同于20年前伊本·白图泰在非洲靠印度洋一侧所拜访过的城市。在那里，统治者是阿拉伯人，他们统治的是非洲人，但是坚守的文化却不是非洲本土的。而在西非，文化是土生土长的，统治者使伊斯兰教适应他们的传统。

他对西非的富有感到震惊，通过在尼日尔河拐弯处的廷巴克图获得的学识，他知道那个时候西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他评论道：“非洲人拥有一些可敬的品质。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比较公正，并且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憎恨不公正……在他们的国家十分安全。无论是到这里的旅行者还是定居者，都不需要担心有抢匪和暴徒。”

不幸的是，他对于非洲的地理结论错得离谱，因为他认为尼日尔河向东流向廷巴克图，之后就变为他在埃及见到的向北流淌的尼罗河。（这个错误是依照了12世纪的作家伊德里西和许多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的理论，他们认为存在一条发源于大西洋方向的“西尼罗河”。）伊本·白图泰甚至可能认为尼罗河还汇入了赞比西河。回忆他在东非的经历时，他说索法拉距离黄金产地尤菲（Yufi）有1个月的路程。在描述他所认为的尼罗河流经的线路时，他说：“它从木里流向最大的黑人国家之一尤菲，尤菲的统治者是整个地区最大的国王。”

他接着说：“任何白人都无法到访尤菲，因为他们会在到达那里之前被杀死。”既然伊本·白图泰认为他自己无论在肤色还是文化上都是“白的”，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没能到访金矿，这个话题引发诸多猜测。

当伊本·白图泰最终从西非返回摩洛哥的首都菲斯的时候，他可以宣称他到访过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统治或者定居的地方。宫廷中有许多人坚持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到过那么远的地方旅行，并且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之后还能幸存下来。这些争论因为苏丹首席大臣的证明而平息下来。这位大臣曾经派给伊本·白图泰几个书记员，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向他们口述自己的经历。这位大臣还派给他一个叫作穆罕默德·伊本·朱扎伊的年轻宫廷书记员。对自己不多的海外旅行经历感到骄傲的伊本·朱扎伊，怀着钦佩的心情，写下了对他的年长主事的评价：“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会承认，这位谢赫是一代旅行大家。”

这位年迈的冒险家住在宫殿附近，筛选他的回忆，并让书记员记录他的口述，他们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把回忆录整理完。有时候，伊本·白图泰支支吾吾，记不清有些人的名字和地名了，但是他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在印度的经历，他记得那里的女人尤其美丽，并且她们“以交际魅力而闻名”。伊本·白图泰最后被派往摩洛哥一个不知名的城镇做立法者。据说他在1377年死于古城马拉喀什，享年73岁，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关于他的记录了。

那时候，他和马可·波罗曾经游历过的那些遥远国度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汗不再是大汗了，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之快，就如同它开始的时候那样迅疾。13世纪中叶，蒙古骑兵以无法抵御之势席卷亚洲和大部分的欧洲地区，而此时他们则从世界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明朝取得了“中央之国”的政权，在接下来的300年里掌握了它的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