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伊斯兰对辛吉的统治

辛吉有可以航行的海域，却没有用来航行的船只。从阿曼来的船只在辛吉登陆，其他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船只也在辛吉靠岸……印度尼西亚的居民乘着大船、小船在辛吉上岸，他们用自己的商品和对方进行交易，因为他们理解彼此的语言。

——伊德里西（1100—1165年）《云游者的娱乐》（A Book of Entertainment for One Desirous to Go Round the World）

与移民到马达加斯加就忘掉故土的印度尼西亚人不同，在东非海岸定居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总是回想中东的伟大城市。他们确实是在回望那些城市，在清真寺里朝着麦加的方向膜拜，倾听诵读《古兰经》的伊玛目的布道，维持他们的信仰。借着冬季季风，单桅帆船向南航行到非洲，带来维系他们与伊斯兰世界文化联系的货物。

公元750年或者更早一些，最早的一批定居者基本上是按照非洲人的方式居住的：住在用木栅栏围成的区域里。这些地方太遥远，以致都请不到能按照阿拉伯方式用石头建造房屋的工匠。第一批清真寺遗址的地上有木制插杆孔洞的痕迹，并且它们呈现出一个奇怪的错误：这些排列整齐的孔洞并没有像先知规定的那样直指麦加方向。这个现象表明，这群新来者只是商人，他们无法正确“阅读”天象，而他们寻找精确方位的唯一方法就来源于星空。

这些新来的阿拉伯人采取的合理的第一步，仅仅是将他们自己安置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非洲渔村里。这个渔村靠近海湾，船只能够在涨潮时安全爬升，以方便装货和卸货。在这种不受统治的无名之地，生活是残酷无情的。这种地方总是存在海上入侵者发动突然袭击的危险，而且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处求援，当然也有来自营地内部的威胁。在遥远南方科摩罗群岛上的一个定居点建在悬崖峭壁上，这是出于对附近马达加斯加岛上佤克佤克人的恐惧。

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想在这些岛上定居的其他竞争者的侵扰，也是为了与大陆的非洲人保持安全距离。早期的几个群体选择在距离大陆超出一天航程的岛屿定居，例如桑给巴尔岛、奔巴岛和马菲亚岛，它们都足够大，能够在战争时期使他们自给自足。用来在珊瑚礁之间钓鱼的非洲独木舟无法到达这样的岛屿以找回俘虏，这些岛屿也不存在新获得的奴隶试图游回海岸的可能。

在这些岛上很安全，阿拉伯人从未想过去非洲大陆冒险。他们只是等待来自非洲大陆的商品运过来。他们背后的非洲大陆仿佛是一位徘徊不去的富有敌意的“巨人”，没有人愿意去挑战他。被纳作妻妾的当地妇女和在花园里工作的奴隶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在非洲大陆传播信仰的意图，那里的人还是卡菲尔（Kafir，意为异教徒）。

几代人之后，定居点变得更加繁荣安定。他们修建了更大的清真寺，尽管还是用木质材料，但是这时它们都真正朝向麦加的方向了。每当波斯湾和红海方向有船只驶入视野，就意味着定居者可以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换取许多奢侈品。到公元9世纪，他们就能用中国花卉图案的盘子、东方粗陶器以及不透明的白瓷盛装食物。这些前哨站可以利用延伸至各地的贸易路线，穿过像尸罗夫这样的城市，到达中国唐朝的大海港。

定居者也拥有来自波斯的陶器和高脚玻璃杯、装着玫瑰油的小玻璃瓶、许多家用装饰品，以及黄铜油灯。他们用玳瑁壳做成梳子，将化妆品盛放在精雕细刻的铜碗里。他们将水存在高高的瓦罐里，这些瓦罐最初是用来盛装油和葡萄酒的，以便从波斯湾将它们运送过来。

用来交换这些远道而来的奢侈品的不仅有黄金、象牙和奴隶，还有用在马鞍上的豹皮、制药用的犀牛角，以及具有浮力的浅蓝色龙涎香——它们贵重的程度可与黄金相提并论——它们是由风和洋流推送到沙滩上的。龙涎香被用来“调制”香水，也可以融入灯油散发香气，10世纪的一位诗人写道：“加了龙涎香的镀金灯盏，像珍珠一样闪耀光彩。”

中国人尤其把这种神秘的物质视若珍宝，除了其他功效之外，中国人还夸大了它作为春药的功效，他们将它命名为“龙的唾液”，但是不确切了解龙涎香从何而来。（辛吉人称它为“海洋之宝”。）事实上，它是固化的液体排泄物，有时像鸵鸟蛋一般大，是当时在印度洋数量繁多的抹香鲸从胃里排出体外的物质。

当穆斯林的这些拓殖先锋变得更加富有时，他们开始用从波斯带过来作为压舱物的珊瑚石和砖块建造房屋。他们在房屋周边种植了柑橘、柠檬和蔬菜，饲养了绵羊、山羊，甚至骆驼。

海洋本身就是现成的食物供应者，然而沿着东非海岸一些物种逐渐被捕杀殆尽。早期受害者之一是儒艮，它们是一种大型的无害哺乳动物，以海生植物为食。人们经常能看到它们躺在珊瑚礁上晒太阳，从远处看，就像人一样，所以它成为阿拉伯许多有关美人鱼的传说的来源。到公元1000年，儒艮在印度洋西侧海域永远地销声匿迹了。

遭到这些新来者毒手的其他海洋生物有巨型陆龟和海龟，它们因为拥有珍贵的龟甲而被人捕杀。根据穆斯林的法律，吃乌龟是被禁止的，而且这不仅是被穆斯林遵守的教条，为他们工作的黑人奴隶同样也有不吃乌龟的说法。但是从古代废弃物堆里找到的证据表明，在一些早期定居点，人们还是很喜欢吃乌龟的。在更南边的科摩罗群岛，人们乐于品尝狐猴，而对于虔诚的穆斯林，吃狐猴是被严令禁止的，因为这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有像猴子一样的身体。

这可能表明东非海岸的一些早期定居者是阿拉伯世界的逃亡者或者放逐者。遥远的非洲海岸超出了他们敌人的控制范围，他们与世隔绝，也许因此可以无视一些不方便的宗教规定。但是这还是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关于这些移居到辛吉的阿拉伯人的身份的传说彼此矛盾。

有一个故事家喻户晓，讲的是早期有一位哈里发，名叫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他下令阿曼所有的独立酋长都应该被废黜。这种命令很严苛，因为早在公元630年，穆罕默德还活着的时候，阿曼就接受了伊斯兰教。正因为如此，苏莱曼和赛义德两兄弟组织了阿曼人的抵抗运动，以4万人击退了一次陆上进攻和一次海上进攻。但是最后，敌人派出了5000名骑兵，兄弟俩再也无法率军抵抗下去了。他们决定带着家人和追随者逃往非洲。据说逃亡的时间就是在公元700年前后。

伊斯兰教扩张的其他事件可能也激发了向东非的移民，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发生在公元750年被称作“屠夫”的哈里发阿布·阿拔斯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事件。阿拔斯击败并且处决了倭马亚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然后组织了一场抚慰宴会，以款待之前政权的显要人物。客人们到来后，坐下来准备开始用餐，但是在正式用餐前被杀死了。阿拔斯和他的追随者扔了一条地毯，盖在尸体上，然后坐在上面享用丰盛的食物。因此，后倭马亚王朝（在西班牙重新建立国家）的支持者渴望远离阿拔斯，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宽广的印度洋可能就是比较合适的距离。

一些新来者冒险进入更南边的未知海域。奇布恩（The Chibuene Settlement）是从索法拉朝好望角方向，经过几日航行可以到达的一个定居点。那里的商人沿着林波波河和萨比河，到非洲内陆进行贸易。在奇布恩，人们发现了一座公元8世纪的伊斯兰墓葬遗址，而这个遗址所在的城镇甚至可能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就已存在。

当后来的群体到达辛吉的时候，他们的领导者很快就主张相互独立。每个领袖都骄傲地自称苏丹，有些领袖还称自己是他们各自社群的祖先，不管是真实还是象征意义上的。例如一位在公元930年离开巴士拉前往阿拉伯半岛的著名商人，他叫艾哈迈德·本·伊萨。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统治者都是圣族后裔，这意味着他们自称是先知的后人。11世纪末，他们到达东非，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拥有用珊瑚石建造的清真寺和宫殿的新城镇，在近海岛屿或者大陆要地建立起来。很快，这些城镇开始就清真寺和宫殿的规模，以及建筑的优雅程度相互竞争起来。

这些新统治者的自信通过大规模的铸币体现出来。尽管早先几个世纪辛吉生产了一些简单的铜币，但是此时也生产银币，甚至是一些金币。这些货币都是一面刻着《古兰经》中的经文，另一面刻着苏丹的名字。小铜币是在非洲内陆用熔炼的金属制成，用来在当地市场购买货物，它们试图取代从马尔代夫群岛传过来的传统的货币形式——货贝。非洲人也使用黄金，但是白银一定是进口的，它们通常是以货币的形式进口，然后被熔化成金属。外国钱币也可以流通，主要是阿拉伯和埃及的第纳尔。贸易商将印度钱币和中国钱币带回家，仅仅是作为纪念品。在一个沿海城镇的一座矿井里发现了一个11世纪的印度小雕像，它可能反映了一个商人的地位。

统治者的家族成员，至少就男性来讲，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这通过一种特定风格的阿拉伯文书法（kufic）体现出来，这种书法作品被雕刻在清真寺里的珊瑚石板以及墓碑上。尸罗夫对它做了进一步完善，用花卉图案装饰的书法作品在远至西班牙的地方都备受推崇。最富有家庭的平顶石屋，展示出对有秩序的舒适的尊崇，这在辛吉还是首次见到：他们有浴室、水管、玻璃窗和砖墙。一些建筑有三层楼高，前门雕刻图案、装饰着黄铜钉，后面即是门廊，直通会客室。铺在地上和挂在墙上的波斯地毯布满象征阿拉伯社会的图案：在图案中心描绘的是苏丹，围绕着他的是侍臣，在图案外围描绘的是村民、工匠和奴隶。

尽管新统治者和他们的法律制定者、侍臣一定懂阿拉伯语，但是当时却没有任何关于这些王朝是如何幸存下来的记录。一部至少是400年后写就的不完整的编年史，讲述了岛屿城邦基尔瓦的历史。基尔瓦是由一个叫阿里·本·哈桑的波斯人建立的。“基尔瓦”这个名称的意思是“钓鱼的地方”，这部编年史说这个岛屿是他从一位非洲酋长手里，用足够多的布料换来的。布匹长度够环岛一周（大概为15英里）。而事实上，那位酋长可能只是获得了几捆布料而已。

基尔瓦有望成为整个海岸最富有的城市，能够控制附近的大陆地区——木里（Muli）。木里盛产大米和其他农作物。它拥有距离桑给巴尔南部地区只需几天路程的优越条件，这使得它处于向黄金港口索法拉的来往船只勒索通行费的战略位置。尽管基尔瓦路途遥远，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仍然能够确切地知道何时可以在季风时节起航，从印度或者阿拉伯半岛出发前往那里。它是与非洲进行印度洋贸易的终点。

* * *

到达沿海地区的一些访客对大陆的非洲人很感兴趣，而且他们的观察十分敏锐。其中一位访客叫作阿布-哈桑·阿里·马苏第，他是一位阿拉伯作家，于公元916年第一次从尸罗夫坐船到达辛吉，那时他刚20岁出头。他是一个典型的旅行家，总喜欢问问题，热情从不衰退。他出生在巴格达，去过印度、波斯、亚美尼亚、里海、叙利亚和埃及。在东非的时候，他主要待在甘巴鲁，他说那里的人口是“穆斯林和讲辛吉语的辛吉异教徒的混合体”。辛吉语是一种优雅的语言，辛吉的布道者通常聚集一群人，并劝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取悦神、顺从神”。人群之后被要求铭记他们的祖先和古代的君王。马苏第接着写道：“这些人没有宗教法规……每个人都崇拜他自己喜欢的事物，比如一种植物、一种动物或者一种矿物。”这是关于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地区）人的最早描述，表明至少还有一些非洲人在坚持他们自己的非洲宗教。很明显，这些城镇的人口由一群统治精英、非洲本土居民和阿拉伯移民共同构成。

根据马苏第的记载，辛吉的村庄沿海岸延伸长达2500英里；从红海入口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南部对面大陆的精确距离也是如此。尽管两次造访东非，但是马苏第从没提过他是否到过南至索法拉的地方，可以确定的是，非洲的一位国王统治着那片遥远的地域，而且还有许多酋长服从他。这与考古发现相吻合。考古发现表明，那个时期在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内陆，早期的非洲国家正在形成。因为商人们经常在海岸地带往来活动，甚至是在甘巴鲁，所以他们能够容易了解到遥远南部诸多养牛王国的情况。

马苏第写道，当地人不知道马和骆驼，但是他们拥有很多牛群，并将它们当作驮畜。考虑到他之前说这里的人不知道马，这里的国王拥有“30万骑士”的说法听起来就十分奇怪了，但想到南部非洲的勇士们是大牛群的守卫者，并且骑公牛，这样的说法就可以理解了。

马苏第在总结非洲的情况时说，辛吉的国王叫作瓦夫里米（Waflimi）。这是他对瓦夫尔姆（Wafulme）的音译，是一位至高无上的首领非洲名字的复数形式。这位国王是“伟大的神”穆尔肯德朱鲁（Mulkendjulu）的后代。马苏第强调一些非洲人是食人者，他们用锉刀磨尖自己的牙齿。非洲内陆的地形“分成山谷、山地和多石的沙漠”。

非洲大陆最常见的生物是长颈鹿，但是最常被捕获的动物则是大象。马苏第说，捕获大象的一种方法是放置一种树叶诱饵，诱饵里包含能让大象完全麻痹的一种毒药。他讽刺地评论道，大部分象牙被售往印度（他曾经去过）和中国，这就是象牙在阿拉伯半岛罕见的原因。辛吉人在海上也是好猎手，他生动地讲述了辛吉人如何追捕鲸鱼，又是如何用鱼叉捕获它们的。

但是，航行去非洲是危险的。“我在很多海上航行过，但是我没见过比辛吉更危险的海域。”他列出了那些和他一起出行的船长，他们都在冒险去往非洲的途中溺亡了，付出了他们最高的代价。每一次凭借脆弱的船只达成的印度洋（马苏第称之为阿比西尼亚海）之行都是真主馈赠的礼物。

甘巴鲁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尽管阿拉伯的金第纳尔是印度洋多个港口的主要流通货币，但是它仍铸造了自己的货币。马苏第记录了他与许多阿曼船主从索哈尔出发，航行去甘巴鲁的事情。贸易商也从写故事的布祖格船长的家乡尸罗夫出发，前往甘巴鲁。马苏第知道布祖格的作品，他们是同时代人，并且都在巴士拉或者巴士拉附近长大成人。

然而，之后的岁月马苏第是在开罗度过的，开罗是一个宽容的城市，因为他的宗教观点不是很正统，所以在开罗他可能感觉更安全一些。他的三十部作品只有一部幸存于世，内容涉及地理、医药和自然历史。他的世界性百科全书《黄金草原》以手稿的形式流传，但是他的知识有时也稍显浅薄：当他描述大西洋时，他说“大不列颠”（Britanya）靠近它的北端，并且由十二个岛屿构成。此外，他是第一个确认巴黎（他称之为“巴里萨”〔Barisa〕）为“法兰克人”首都的穆斯林作家，并且他能准确地列举出法国国王的谱系。（那时候，大约是10世纪中期，西欧还没有人对阿拉伯半岛或者印度了解到这种程度。中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开始描述世界时，他们坚信世界是由三个大洲构成的一个整体的理念，圣城就位于世界的中心；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但认为东方是人间天堂，四条大河从那里流出。）

虽然马苏第是唯一一个亲眼见证10世纪辛吉生活状态的人，但是他的同时代人中也有几个人尽力收集了一些关于辛吉的事实。这些信息对于一位知名的地理学家伊本·豪盖勒而言是不够的。他所了解到的非洲人“并不喜欢艺术和科学”。但是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白人“从别处带来了食物和服装”（毫无疑问，这是指来自波斯湾的阿拉伯商人）。10世纪末，波斯一位不知名的地理学家写了一本名为《世界地域》（Regions of the World）的书，书里只是说辛吉之地在印度对面，有很多金矿。至于其他情况，作者只是道听途说，并且充满偏见：辛吉人“圆脸盘儿、大骨架、卷发”，肤色极黑；阿比西尼亚人性格懒惰，但是十分顺从他们的国王。

记录下这些内容的时候，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商人在印度的西南海岸也建立了定居点，他们将这块地方称为马拉巴尔，意为多山之地，这是因为丘陵在沿海平原后面陡然隆起。他们也开始控制锡兰的肉桂出口。东非与马拉巴尔的穆斯林社群之间有许多共性，包括创造了独特的本土语言，书写还是用阿拉伯语。二者都在印度洋沿岸的人口稠密地带进行广泛的贸易，他们的船只都经常去往中国。

伊斯兰世界所有的地理学家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比鲁尼，他是波斯人，公元973年他在咸海附近出生。他还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被誉为“百科式的学者”。他的成就之一是比以往任何人都更精确地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他的计算误差只有70英里。他曾作为一名俘虏被掳至阿富汗，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在旁遮普，他编辑了一部《东方民族编年史》（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他周游印度，写了一部名为《印度考察记》（An Inquiry into India）的书。不出所料，比鲁尼对非洲人没有什么好评价：“辛吉人如此不开化，以至他们没有自然死亡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自然死亡，他们就认为他是被毒死的。对于他们而言，如果一个人不是被武器杀死的，死因就是可疑的。”

在地理学方面，他大胆地批判了托勒密（托勒密的著作在他之前就已被翻译），并且提出了他对非洲大陆形状和范围的看法。从北方看非洲大陆，他认为非洲“延伸进海洋深处”，跨越赤道和“西部黑人的平原”。这比月亮山脉和尼罗河源头的说法更进一步。“事实上，它延伸进我们不确切知道的地方”，在北半球还是夏天的时候，那里正被冬季占据。“辛吉的索法拉”之外的海域无法航行，到那里冒险的船只还没有能顺利返航、宣扬船员所见的先例。对于其他地方，比鲁尼的记述似乎自相矛盾。“南方的海域可以航行，它并不是适于居住的世界的最南端。相反，后者可以延伸至更南的地方。”

比鲁尼感兴趣的一个终极地理学之谜是非洲在哪里终结。他不满足于托勒密的说法：非洲向东部延伸，与沿着印度洋南端的一小块狭长土地连接起来，最后一直通往中国。与此不同，他认为有一条海路环绕非洲，这条海路将大西洋与印度洋相连：“尽管没有人能亲眼证实，但是这种连通一定存在确证。”

近5个世纪之后，他的猜想被证明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