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搅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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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清晨7:30,300多位示威者聚集在一起——大多数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伯克利人民公园示威游行刚被镇压过去一天,他们就决定关闭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一家比较大的机构——卫星办公室,也就是6个月前道格·恩格尔巴特在“演示之母”中揭幕成果的地方,距离北边的门洛帕克有8公里远。这间卫星办公室离斯坦福大学校园南沿只有几个路口远。示威者们多半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叫作“四月三日运动”(April Third Movement)的学生组织,他们想要与越南战争相关的工作都停下来。1

熄掉你的引擎,不要紧张

示威者拖着标语、锯木架,还有从附近建筑工地搞来的起重机铁吊架来到了东西向的主干道上——俄勒冈高速路(Oregon Expressway)。他们把一辆校车横过来阻断了两条主干道,还扎破了所有的轮胎,这样就没人能把它开走了。一些学生站在路障附近,一边叫喊着口号一边挥舞着红旗。其他人则走进车流,分发着解释示威原因的传单。“熄掉你的引擎,不要紧张。”一份传单上写着这样的标语。2

这群人打算封锁汉诺瓦街,这条街是工业园最直接的入口,十几年前,斯坦福大学修建了这条街,想要吸引“无烟工业”来校园旁边未经开发的土地上安家落户。除了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它一半的资金来自国防部),另外两家公司也开展了大量与国防相关的项目,它们分别是洛克希德公司和伊泰克公司(Itek Corporation),并在工业园里租用了设施。这些公司的建筑十分低矮,而且很不起眼,都位于园区后方,藏在精心修剪的草坪之中,从街上看不到。

到通勤高峰时,路障已经拦住了大概100辆车。一辆卡车绕过封锁,“嚓”地一声停了下来,司机拿出一把刀,想要对付那些敲打他车前引擎盖的示威者们,但大部分司机也就只是骂几声“愤青”“无知的怪胎”来发泄怒火。一位司机告诉给他发传单的学生,自己“为他的子孙后代感到遗憾”。3

汽车开始绕过起重机架和校车做成的路障,从道路两边的空地直穿过去,示威者们放弃了路障。大概有100个示威者手牵起手封锁了斯坦福国际研究大楼的入口。那时,警察的数量已经不少,其中一些在示威一开始就已经在现场。虽然有50名警察和示威者对峙着,但这里却没有任何海湾对面的伯克利人民公园暴力冲突中的那种怨恨之气。这里,身穿制服的警察、示威者以及一小批反示威者甚至在聊天!所有人都知道,警察正在等待后援来终结这次示威。

到了11点,后援赶到了。150多名武装警察带着催泪弹向示威者逼近,命令他们解散。学生的回应则是用路边的石头、下水管以及金属指示牌砸碎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窗户。

凌晨时分,这场示威的组织者发布过一则指南:“如果你被捕该怎么办?”上面所提供的建议都非常实用:把法律抗辩委员会的号码写在你的身上,进了警察局好打电话;不要反抗;大叫你的名字好让大家知道谁被抓走了,等等。4警察逮捕了15人。“6个女孩和9个年轻男子。”一位记者说。5

不到一小时,示威就结束了。警察清理了路障,重新开放了街道。示威的学生本可以从居民区的几条街走回斯坦福大学校园,但有一大群人却选择了走主干道——国王大道。他们唱着歌,攥着拳头,接受了同情他们的司机扔来的啤酒。据一份激进的报纸描述,他们相信示威“成功地终止了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参与的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工作”6。然而,这份评估更像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非现实。苹果佬约翰尼是美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进运动中的传奇人物,原名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1774—1845),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种植苹果。今天苹果iPhone手机的宣传资料上通信录中的假想联系人也是用的这个名字。——译者注一群人在回到“四月三日运动”总部之前,还打碎了校长办公室窗户上的两块玻璃。总部就在学生活动中心门前怀特广场(White Plaza)上的一座网格穹顶里。7

这种吵闹、目中无人的示威尽管不如伯克利版的来得暴力,却在过去几个月,在斯坦福大学各处发生着。学生们关停了接受国防拨款的应用电子实验室,时间长达9天。在封锁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前几天,参与“四月三日运动”的学生已经号召学校停课,让学生去参加在怀特广场举行的一场狂欢节。在广场上,来客可以画各种图,然后让他人进行解读;可以扔网球来击打象征着校董事会的靶子,或者“砸碎国家”,比如用棒球棍去砸车,而有一块牌子提示它曾是一辆警用车辆;感兴趣的人还可以参加系列讲座。8

示威者有时会做出一些看起来非常不理智或者适得其反的行为,9比如用红色油漆泼校长肯尼思·皮策(Kenneth Pitzer)。皮策只当了19个月的校长就倦于示威而辞职了。不过,示威也提高了少数族群在大学的录取率,推动了斯坦福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创立,并促使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和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让创业家而非收费的说客前往华盛顿的建议来自里吉斯·麦克纳,前往华盛顿的人包括:安迪·格鲁夫、史蒂夫·乔布斯、罗伯特·诺伊斯、汤姆·珀金斯以及罗伯特·斯旺森。第一个电子产业协会是美国电子协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原名西海岸电子制造商协会),由戴维·帕卡德于1943年创立。提早与校园分割开来。10

一个新点子:向商业市场发放许可

从36岁的尼尔斯·赖默斯加入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并担任项目承包管理副主任的那一年开始,他对示威便有了一些谨慎的怀疑态度。他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示威。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让他这个来自加州小镇卡梅尔(Carmel)的挪威电工的儿子上了俄勒冈州立大学,读了机械工程专业。赖默斯很同情那些若没有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支持就无法来到斯坦福大学读书的学生。赖默斯也对自己的海军生涯感到自豪,他从一名18岁的普通水兵开始,逐步晋升为一艘航空母舰上的师级军官。他退伍后,先在安佩克斯电气制造公司工作,两年后,雅达利公司的创始人也来到这里。之后,赖默斯在一家叫飞歌福特(Philco-Ford)的电子企业工作,这家企业与国防政府机构也有相关的合作。赖默斯很尊重在这份工作中结识的许多人。

在斯坦福国际研究院这份年薪13000美元的工作中,赖默斯要与被学生讽刺为“邪恶力量”的机构合作: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是它们支撑着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研究。这项工作,还有他在斯坦福大学恩希纳厅(Encina Hall)的办公室(这栋建筑里还有斯坦福大学的核心管理部门与财务部门)都让他的办公室成了活动分子的目标。就在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示威游行发生几天以后,隶属于“四月三日运动”的一些人闯进了他的办公室,翻了一遍文件,并把其中一些用一辆大众甲壳虫运走了。那次,一贯温和的赖默斯显得异常愤怒,但他骂人的话也就是“叹气”,就像“交通可能是个问题,哎”之类的,他也非常震惊于女孩子们也在说脏话。赖默斯直起了他1.88米的瘦长身躯,两只蓝眼睛冒着怒气,仿佛准备打人。但最终,他只能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安保经理处理混乱中扔进建筑物的石块,把它们收集起来整齐地摆在桌上。11

在过去几个月里,赖默斯没能在正式的工作里找到一丝灵感,他一直在一个自己创造的工作岗位上兼职:向商业市场发放斯坦福大学的发明许可。他想把斯坦福大学的想法变成能够让学校获利的产品。他干这个很在行。

赖默斯想出这个点子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68年5月他刚来学校的头几周里。一天早上,他打开邮件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来自一位化学教授的发明披露书,这位教授发现了一种合成激素的新方法。12发明披露书是一份保密的描述性文件,由发明者执笔,用以帮助决策一项发明是否应该在发表之前申请专利。赖默斯在飞歌福特公司的时候也接触过发明披露书,但在斯坦福大学还没有见过。后者大部分研究者把他们的想法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时,根本就不向大学提交正式的披露书。

赖默斯把披露书拿给一位同事看:“我们拿这些来做什么?”

这位同事让赖默斯把披露书送到研究集团(Research Corporation)去。研究集团是位于纽约市帝国大厦里的一家有66年历史的非营利性机构,距离斯坦福大学有4800公里。研究集团和全美各地的大学都有合作,如果它觉得这个想法值得申请专利或者发放许可,就会处理文书工作。研究集团从专利中挣到的钱一小部分会转交给发明者所在的大学,更小的一部分会给发明者,而剩下的钱则都用来资助研究集团所管理的奖学金。13

赖默斯做了一些调查之后发现,斯坦福大学在1954—1967年从研究集团只得到了不到3000美元的支持。他觉得这笔数字难以置信,而确切的金额是2944.91美元,14除了其中的44.40美元,其他的钱全都来自威廉·汉森(William Hansen)教授的“自动功率桥”专利。怎么可能整个斯坦福大学的发明创造平均每年才给学校创造226美元的收入?

赖默斯开始整理专利清单,列出了校园里所有与专利有关的人士。商务办公室有一位律师偶尔会做点专利工作。校园西南角附近新成立的SLAC国家线性加速器实验室雇用了一位全职的专利顾问。有位校外律师每周也在汉森实验物理实验室(Hansen Experimental Physics Laboratory)工作一天。15也就这些了。

赖默斯不是律师,专利法知识也懂得非常有限。他认为,斯坦福大学还可以在知识产权上多做些事情。赖默斯知道,佳洁士牙膏就是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一所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他们把这项许可独家授予资助该大学研究的宝洁公司之后,学校赚了大把的钱。16他还知道一个颇有警示意味的故事,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医生曾提议,学校授予他为橄榄球队配制一种补水饮料的全部所有权,学校拒绝了,这种饮料叫佳得乐(Gatorade)在幕后推进降低资本收益税率和改革“谨慎人”政策的关键人物有贝克曼仪器公司的威廉·巴尔豪斯(William F. Ballhaus)、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罗杰·肯尼迪(Roger Kennedy)、风险投资家戴维·摩根塔勒(David Morgenthaler)和里德·丹尼斯(Reid Dennis)。埃德·肖(Ed Zschau)是一位代表美国电子协会领导了降低资本收益税率游说工作的创业家,1983—1987年,他担任了加州第12选区的共和党众议员。1986年,硅谷再次展现了它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对从日本的微芯片公司进口的3亿美元的产品可以征收100%的关税。17

赖默斯觉得斯坦福大学应该创立一个团队,集中关注发明的许可授权与商业市场的引入。这种提法虽然不是前无古人,但也算是颇为大胆:在全美,只有9所大学开展这种工作。他觉得斯坦福大学应该创造一些激励机制,鼓励研究人员把它们的点子上报给学校,而学校也应该雇一些知道如何把它们卖给商业界的人。赖默斯相信,最能帮助一个点子走向公众的,就是让一家公司来推动它的发展。

赖默斯仔细思考后,就知道应该让谁来帮他推动——弗兰克·纽曼(Frank Newman)。纽曼41岁,高大英俊,就在恩希纳厅的楼上工作。虽然他做的事情与专利和授权都没有什么关系,但他特别喜欢新点子。纽曼在布朗大学和牛津大学都学过经济学,有哥伦比亚大学的MBA学位,还作为一名反战共和党人进行过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国会竞选。他曾放弃了在贝克曼仪器公司(Beckman Instruments)的杰出事业,这家公司曾在1956年资助威廉·肖克利在一所老旧的半圆拱形活动房里启动了晶体管项目,这个项目一年后就开始走向没落,8位核心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并创建了仙童半导体公司。

营销,营销,还是营销

在斯坦福大学,纽曼掌管着大学的公关工作,他同时也是校长的参谋之一。不过,即使是这份重要的工作也没能耗尽他天才的能量,在闲暇时间,他还攻读了技术史博士学位。将来,他会担任一个全国性高等教育任务小组的领头人,之后还会成为罗德岛大学的校长。18

在斯坦福大学,纽曼虽然看起来还算年轻,但他是赖默斯见过的最忙碌、最高效的工作者。纽曼对于恩希纳厅外面的学生示威的解决方案是,把办公室搬到他的车上去。他的秘书那几天就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办公,完全没受到任何干扰。19

第一次见面,纽曼就完全支持赖默斯关于成立一个专注于专利和许可的小组的想法。提案里有一点让他特别感兴趣。赖默斯认为,斯坦福大学应该在大学投钱申请专利之前就请公司来评估这个想法的价值。不过,这种做法有些风险,一家不讲道德的公司可能会在专利申请到之前就偷走这个想法。不过赖默斯觉得,与其浪费时间和金钱保护那些根本就没人想要的发明,还不如冒点风险。

纽曼同意这点:如果有一家公司认可并愿意在产品中使用斯坦福大学的发明,这也算是找到了一个更广阔市场的间接证明。“我在贝克曼仪器公司工作的时候,很乐意大学愿意这么做。”他解释说。两个人开始讨论一些想法和问题。他们如何才能找到一家公司来请它评估呢?应该找公司里的谁呢?如何去解释他们试图做的事情呢?

还有花费呢?纽曼大声地说出了内心的疑惑。斯坦福大学并没有什么钱能用在实验项目上。赖默斯自愿在日常工作之外花时间来管理这个项目。

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把这个新小组的办公室当成一个营销车间。“成功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营销,营销,还是营销。”赖默斯这样写到。20这个小组需要向教职员工做营销,鼓励他们向新的办公室提交发明披露书,而不是自己去申请专利,或只是把它们写在实验室记录本上,又或者直接发表。这个办公室也需要找到并说服公司来购买许可,以使用发明者的想法。大多数想法都非常尖端,把它们变成产品可能要很多年,有些可能永远都不会变成产品。还有第三类营销工作需要做。对于那些在联邦政府合同下产生的想法,赖默斯需要说服合适的政府部门,并告诉他们,这些发明的所有权属于发明者或者斯坦福大学,而非政府。

“技术许可办公室需要有创业精神。”赖默斯告诉纽曼说。赖默斯每次打开自己那本书页已经卷起来的西部电子制造业者协会(美国电子工业协会的前身)会员的目录时,都会觉得这是创业的“脉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公司中“跳动”的证据。这本书里面画满了横线、箭头、潦草写上的新名字以及加了括号的备注,用来标注哪位有影响力的执行官或是工程师跳槽了或者创建了一家新公司。

赖默斯希望这个新创部门里也有一种同样的创业精神。位于纽约的老派的研究集团需要两个月来评估一个想法,他所构想的这个办公室动作会更快。研究集团申请了专利之后就放手不管了,斯坦福大学的计划则会帮助公司为这个想法想象一个市场出来。

赖默斯希望,在斯坦福大学收到专利税,然后办公室扣除15%的花费之后,剩下的1/3都能给发明者,其他2/3由发明者的科系和大学平分。这个安排非常慷慨。在麻省理工学院(他们于1963年停止了和研究集团的合作),发明者可以得到专利税的12%;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发明者能得到总专利税的15%。21

赖默斯相信,把专利税的一大部分给发明者和他们的科系,能够激励研究者向新的办公室汇报他们的想法。弗雷德·米德尔顿说“生物科技”(biotech)这个词是由名叫纳尔逊·施奈德(Nelson Schneider)的分析师于1979年10月的一次会议发明的。之前,人们称为“基因工程”或者“基因剪接”。然而,赖默斯又担心这项计划可能会危害大学的根本使命:增进世界的知识储备。研究者可能会过度关心如何保护一个想法,或是如何通过新办公室来营销,从而推迟文章的发表时间,直至专利申请成功。按赖默斯的话说是:“大学科研的推动力是为了搜寻新知识,而不是搜寻新的专利点子。”22他不想“挣来很多钱却丢掉很多科学研究”23

纽曼也有自己的担心,这些担心大部分滋生于他所熟知的大学官僚体系。他知道斯坦福大学信奉在科学和商业存在跨界与交融的可能性。在充满雄心壮志的“代表人类与文明行使影响力以推进公共福利”的目标之外,学校1891年的成立注资文件里也谈到了一条:“目标,乃是赋予学生以资格获取个人之成功,并对准生活之实际效益”24。示威者们所针对的工业园区,正是学校为与高科技公司加强联系所做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公司里的工程师可以付费通过闭路电视来上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提供了赞助的公司还能够提前看到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成果,并和研究者交流。

即使是斯坦福大学,在迎接变革上也是步履缓慢的。纽曼知道,赖默斯不可能提议说,让斯坦福大学和研究集团分道扬镳,转头使用一家未经测试的内部机构。“我们就把这个叫作试点计划,”纽曼建议说,“比如只做一年,然后再做评估。”纽曼肯定也建议了让自己,而不是赖默斯,来向斯坦福大学当局提供这个提案。25

会议结束了。赖默斯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在他起身离开时,纽曼已经飞一般地开始了他日程表上的下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