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举左翼文学、戏剧的大旗

左联——革命文学的摇篮

当夏衍踏上祖国的土地的时候，经过“四一二”血洗的上海，正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工会组织被解散，革命团体被查封，进步书报被禁止，到处是戒严、搜查、殴打、逮捕、公开的或秘密的杀戮。独夫民贼蒋介石在工农的血泊中建立起了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国统区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座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然而，即使最黑暗的地方，也不全然是魔鬼的天下。中国共产党人是征服不了的，革命者在农村和城市重新集结力量，像阳光透过狭窄的地狱窗口，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夏衍到达上海不久，处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掀起了反蒋高潮，因此他一度打算奔向这在当时被称作革命中心的名城。然而不久，在拜访刚从武汉到沪的经子渊先生时，获悉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不足信、右派势力己在酝酿又一场“清党”阴谋的内情，夏衍于是果断地打消了去武汉的念头，决定留在上海。

夏衍回国后住在虹口有恒路一号绍敦电机公司。这家公司的主人蔡叔厚是浙江人，也是夏衍中学时代的同学，当时还是独身，也还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但他的楼上却经常住着“四一二”之后受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人。夏衍寄居到这里之前，住在那里的已经有在广州和沈雁冰一起编过革命刊物的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张秋人和杨贤江的一家。夏衍住进来之后，很快便与他们熟识了。张秋人当时在地下党的中央宣传部工作（后被派往杭州任党的浙江省委书记，不久被捕壮烈牺牲）。他为人耿直，经常大声地议论时政，对那时尚未入党的夏衍、蔡叔厚也毫不掩饰他的观点。杨贤江平时则沉默寡言，除了大清早用两个哑铃锻炼身体外，整天埋头读书写作，他当时在上海的学生运动中负责实际工作。这两人性格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在大革命的转折关头，都对国民党蒋介石充满强烈的仇恨，对革命事业的信念毫不动摇。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夏衍与他们朝夕相处，处处感到他们政治上的坚贞和生活上的严肃。当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以后，一天，张秋人拿着一张登满了“脱党启事”的报纸，指着一个人的名字，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人我把他当好人，现在也做出这种事来！杨贤江看了看报纸，淡淡地一笑，低声地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像这样的对话是时常可以听到的，给夏衍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也是在这家商店楼上，夏衍还见到了分别担任地下党沪东、法南（法租界南市区）区委书记的郑汉先、庞大恩。他们都是夏衍在日本“明专”的同学，由他们介绍，夏衍于1927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分配，他深入到沪东一带，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对纱厂工人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早在留日期间，夏衍即参加过左翼工会的工作，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虽有些初步的认识，但在当时还不是出自明确的信念和有组织的行动。“回国之后，因为自己的专门只能供给一部分人剥削大多数人，所以将它完全抛了”。现在成了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一员，在党的统领下，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夏衍便以自己的全部热血献给推翻地狱和魔鬼们的战斗。

1928年，夏衍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为了维持生计，在从事工运的同时，他开始为开明书店译书，并在立达学园、劳动大学兼授物理、日语等课程。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一个历史的机缘把他召唤到文学的战线上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大资产阶级叛卖革命，统一战线急遽破裂，革命的战舰不得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导航。为了适应形势的剧变，在文艺领域必须提出无产阶级自己的主张，组织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队伍。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便提出和倡导起来了。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 ‘清党’ 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当时，一批急进的文艺家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海外，相继来到上海，他们编辑刊物，发表宣言，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力图在文艺战线上为革命重新杀出一条生路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在当时青年中的进步影响和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开创作用是不可抹煞的。然而，就在革命文学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却出现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一场论争。由于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上受到国内外极“左”思潮的影响，他们一开始就把鲁迅当作了提倡革命文学的“障碍”和“对立面”而加以攻击，这样不但混淆了敌我界限，而且很难得到文艺界同盟者应有的广泛支持。一场破天荒的革命文学运动濒于可能遭到夭折的险境。剧烈的论战，使双方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隔阂，以至互相抵销和削弱了力量。1929年秋，党中央不得不出面制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并决定将党员作家与党外进步力量联合起来，筹建统一的左翼文艺组织，以便有效地开展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夏衍这时的组织关系在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也即创造社、太阳社一批党员作家所在的所谓“文化支部”。鉴于这一点，并由于夏衍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而与鲁迅相识，加上他没有卷入这次笔战，便于从中斡旋，因而江苏省委宣传部便确定调他参与筹备组织左联的工作。这样，当时并非作家的夏衍便成为左联的十二位筹备人之一。这，也就成为他漫长的文学生涯的起点。

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里，文化支部的书记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夏衍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在内的座谈会。潘汉年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宣传部长李富春同志对这场论争的意见：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战斗过来的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创造社、太阳社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党要求停止论争，在刊物上要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要尊重鲁迅。这次会议还决定派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三位同志去会见鲁迅，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不正确的作法。事实很快便表明了这个决定是十分明智的。鲁迅对年轻人的作法毫不介意，表示谅解，愿意团结起来。不久，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召开了左联第一次筹备会，会议决定，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这两个文件拟出初稿后，先送鲁迅审阅，征得他的同意后，再送党中央审查。潘汉年还要夏衍、冯雪峰、冯乃超等三人把每次筹备会的情况经常向鲁迅报告。

一个寒冷的冬日的午后，夏衍与冯乃超带了拟好的两个文件一道来到景云里鲁迅寓所。鲁迅瘦削的脸上露着微笑，操着带绍兴口音的普通话，对年轻的朋友们表示热忱的欢迎。他们将初步拟定的两个文件交给鲁迅，鲁迅很仔细同时又像很吃力的样子阅读了那份文字简直像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纲领，后来慢慢地说：“我没意见，同意这个纲领。”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接着他又仔细地看了发起人的名单，当碰到不认识的名字，夏衍他们一一加以介绍。最后他提出怎么没有郁达夫参加发起？他们回答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老朋友来往。鲁迅听了之后说：“那是一时的情况，我认为郁达夫应当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夏衍等当即表示同意。在谈完工作之后，闲谈中鲁迅还讲起了家乡的一些笑话。他说，有两个农民，一个说，皇帝这么有钱，这么舒服，不知怎么过日子的。另一个农民很有把握地回答：皇帝的生活么，一只手元宝nia nia（捏捏），一只手人参jia jia（嚼嚼），讲着讲着他自己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两句话完全是用绍兴话讲的，冯乃超听不大懂。这个讽喻人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小故事是耐人寻味的，夏衍至今还留有真切的记忆。当时是隆冬时节，屋外正刮着凛冽的寒风，然而，鲁迅的风趣的谈话和真挚的感情，在夏衍等人的心里漾起一股温暖的潜流。

正像现代革命史上无产阶级认识自己可以信赖的领袖经历了反复曲折的历程一样，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要看清自己可靠的带头人也不是很容易的。当夏衍等同志带着党的嘱托来到鲁迅身边并达到预期的目的的时候，这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论战平息了，隔膜渐渐消除了，左联的筹建工作在紧张而有步骤地进行。筹备会每周举行一次，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这家咖啡店设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现名多伦路）口上，它的二楼出售咖啡等饮料，上午几乎没有人去，很安静。在这里的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里，夏衍自始至终参与了左联纲领、组织机构、内部分工等一系列讨论。当筹备工作告一段落后，由鲁迅、夏衍出面邀集上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萌芽月刊》有下列报道：

中国新兴阶级文艺运动，在过去都是由小集团或个人的散漫活动，因此运动无大进展，且犯各种错误。同时，过去的文学运动和社会运动不能同步调。因此，由一二分子发起，邀集在上海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开一讨论会，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讨论题目，这会议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开成了，到会者有沈端先，鲁迅等十二人。……

1930年3月2日，阳光和煦。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二楼一间教室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秘密召开成立大会。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会前的准备工作极其严密。夏衍在前一天即与潘汉年、戴平万和闸北区委的负责人查看了会场环境，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的交界，到艺大二楼的进口处，直到全校的房间，都仔细作了视察，有哪几个门可以出入，有没有后门，经过后门可以从哪条路出去，都作了周密的检查。潘汉年还要夏衍通知冯雪峰、柔石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先陪鲁迅从后面撤出。成立大会由鲁迅、夏衍和钱杏邨三人主持。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讲话。会上通过了左联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并选举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以后夏衍又为历届的左联党团成员之一。左联的成立，是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一个巨大的飞跃。左联的文艺纲领说，要使革命的文学艺术能够焕发出它的“明耀的光芒”，必须“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因此，文艺家“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左联第一次把来自不同方面的包括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联合起来，在文艺战线上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从此，革命的文艺战士才得以鲁迅为盟主和旗手，高擎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旗，以整齐统一的步调，向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买办文化展开声势浩大的殊死搏斗，顽强地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发展成为黑暗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

左联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革命文学作品创作，国际革命文学经验介绍，以及新作家的培养等方面，夏衍作出了许多贡献。根据常委分工，夏衍主要负责国际文化研究会。他除了在《萌芽月刊》《拓荒者》《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等左联刊物上翻译、介绍日本、苏联等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作品外，还担负了对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络工作。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尾崎秀实、山上正义等，当时与夏衍都有密切的接触。夏衍通过他们向国外报道了有关左联的情况，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国际革命文艺动态。1930年5月，胡也频、冯铿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后，左联决定向全体盟员作一次传达报告。在当时，要找一个能容纳四五十人的会场是十分困难的。夏衍经过多方打听，找到日本在上海的左翼记者尾崎秀实，借到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在那里开了盟员大会。从这类事情不难看到，夏衍在左翼文艺运动创始阶段即默默无闻地承担了许多具体的任务。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决议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定稿，夏衍参加了讨论。尽管这个文件没有彻底清除“左”的偏向，却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左联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的阶段。而促成这个转变的，自然首先是鲁迅、瞿秋白，还有就是左联成员中一批坚决信任和支持鲁迅、秋白的同志，“这些同志中间就有冯雪峰、夏衍和丁玲”。夏衍认真贯彻了秋白的指示，团结了广大的进步文艺家，使左翼文艺运动从文学领域扩大到了具有更广泛群众性的戏剧、电影方面，从而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