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散神聚的结构艺术

夏衍、契诃夫戏剧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剧情主线与副线平行交叉，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互相交织，各组冲突既相对独立又前后穿插，一起滚动着前进，以形式上的“散”反映出内在的“聚”。

在《上》剧里，夏衍铺设了五条平行的线索，将五对冲突关系同时嵌入舞台的镜框，其中以杨彩玉家的婚姻悲剧为主线。这与赵家的拮据、黄家的困顿、施小宝的沦落风尘、李陵碑的孤苦伶仃似乎各不相关，而实质上存在着结构上的内在联系。作者以杨彩玉为代表，她从一个大胆的恋爱至上主义者，变成屈服现实的家庭主妇。这固然反映出人物性格上的软弱，但另一方面难道不正是那残酷现实才逼得她作出如此痛苦的选择吗？这样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浑浑噩噩的一群。这就使各对矛盾产生了一条内在联系的纽带：即时代生活与性格的悲剧，将他们推入苦难的深渊。随着剧情的展开，作家对主线的正面描写越来越受到各个侧面的强烈烘托，各条副线间的内在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施小宝对烟花生活欲罢不能的挣扎，衬托着因匡复的到来给杨彩玉造成的两难选择；黄家楣失业的困苦，为林志成预示着打破饭碗后的生活；而李陵碑的朝不保夕，晚年丧子的凄凉，与黄家的度日如年、黄老爹为儿子所感到的辛酸互为交迭。此外，赵家的穷于应付、赵妻的精打细算，与黄家计算可以典当的衣物聊补无米之炊构成对比联系。这就从整体上揭示出他们难以摆脱既定生活的痛苦格局，从而将五组平行独立的画面交织成一幅悲惨的现实图景。杨家的矛盾成为各对冲突映射的焦点。匡复的出走是这些矛盾聚合反应的必然结果，这预示着他们整体的觉醒，并使剧情由散而聚，最后逐渐凝结在一起。

在《樱》剧中，郎涅夫斯卡雅命运的转折构成全剧的贯穿性主线。与此相应，契诃夫还设置了两条平行的副线。最明显的是罗巴辛的成功，他的善识时务、精明果断和雄心勃勃与郎涅夫斯卡雅的糊涂颟顸、犹豫不决与胸无大志处处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罗巴辛幻想着成为巨人时，她嘲讽他：“巨人在神话里确是美丽的，要是放在实际生活里那可就怕人了。”实则表现出她的软弱与无能。而特罗费莫夫与安尼雅则是全剧的另一条副线。樱桃园拍卖的当天，在特罗费莫夫劝说郎涅夫斯卡雅应当鼓起勇气、正视现实时，她的回答竟是“我可什么也看不出来，……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即使在最后被迫离开樱桃园时，她仍表现出强烈的依恋与哀伤，和前者兴高采烈地迎接新生活的开始构成鲜明的对比。这就从两个侧面揭示出她既不敢面对现实，又无信心走向未来的悲剧命运的必然性结果。在郎涅夫斯卡雅命运发生转折的过程中，作者还作了多侧面的烘托。瓦里雅对罗巴辛、杜尼亚莎对雅沙那种毫无希望和结果的追求，皮希克没完没了的债务纠葛，烘托着郎涅夫斯卡雅对樱桃园想保又保不住的同样毫无希望和结果的努力与挣扎。而皮希克最终因出租土地所出现的转机，又为她的惨败作出明确的注脚。多线索的交叉与主侧面的相互烘托将松散的各点揉合成统一的整体，使“作品的整个结构里贯穿一个显明而容易觉察的联系。”避免了各情节片断的组合跌入“插画式”的互不相继的泥沼，取得了形散神不散的结构效果。

这一主侧面互相烘托的结构手法，还突出表现在对主要矛盾冲突高潮部分的正面描写常常让位于侧面的烘托。《上》剧重点是写匡复性格的转变，它根源于主人公“为着大多数人的将来”的革命理想和使家庭幸福的美好愿望。在处理上，夏衍并没有被那些琐细的事实和具体的过程所纠缠，而是通过匡复的访友、会妻，让他耳闻目睹自己的亲人朋友的不幸遭遇和屋檐下惨淡的人生场面，从侧面突出他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为人物的转变造成客观的内在的依据。而对人物性格上的阴暗面及转变的整个过程，只作约略点拨。在写匡复最终转变时，也没有正面展开他内心的冲突，而是从人物目击杨、林间的难以割舍和倾听女儿的歌声后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中，将人物内心错综复杂的感情和剧烈的思想斗争折射出来。这一结构上的精心编织，既紧扣情节主线，又避开了对主题作“席勒式”的描述。

《樱》剧的主要矛盾是它的未来归属，拍卖樱桃园构成全剧的冲突高潮。但结构上契诃夫同样绕过了这一重大情节，而代之以一个舞会，有关拍卖的情况只由罗巴辛口头作出简单的交代。于是，樱桃园内舞会开始时的热闹气氛、喧嚷的人声，和郎涅夫斯卡雅对拍卖的担心，成为整个紧张激烈的拍卖现场的外部延伸，衬托出樱桃园主人不敢正视现实又无力抗拒命运，既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又要强作镇静的可笑举动，从侧面深刻揭露出旧事物在迅速衰亡的过程中种种徒劳无益的努力和必然覆灭的趋势，达到了“借助于情节，一个人物形象的真正富有人性的、个别的、典型的种种特征才能变得生动起来”的结构目的，使主题得到深邃而含蓄的显现。

如果说戏剧冲突是“舞台运动的刺激物”的话，那么人物（角色）则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夏衍、契诃夫的戏剧里，作家善于“把一切集中在一个冲突的周围”，用有形或无形的线索，将分散的人物连结起来，编成一张主次分明、结构完整、联系紧密的网络，使主题得到立体的显现。《上》剧五户人家组成五条横向平行的外部线索。每个家庭的男女主人分归各自线段的左右两端，组成具有内部联系的两根链条。根据生活现状分类，将他们按上下次序排列组合，赵家、林家、黄家、施家构成这一网络的主体。在它左边的链条上，顶端在业的赵振宇和下方失业的黄家楣是明显的两极，林志成介于其中。在它的右边，上面赵妻的生活暂时安定与下边施小宝的家庭破碎、烟花生活形成巨大的落差，杨彩玉的改嫁与已出现的危机则处于其中。而桂芬与黄家楣，如按婚姻状况，他们与赵家站在一起，如按生活状况，则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不同分类标准所造成的线段在平面上的飘移滑动，说明各条线索互有交叉，使整个网络呈不稳定状态。但是无论人物在平面上（既定生活）作怎样的上移下滑，都跳不出这个怪圈，其趋势只有越来越下落。两根链条组成男女主人共同的命运锁链，不同仅在于每一链上的人物，后者只是前者继续下跌的结果。李陵碑晚景凄凉，就是左链上人物剧烈跌落的明证。而林志成的中途失业已经在暗示着他们下滑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结构的巧妙，还在于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林家始终处于这一网络的中间，而匡复恰好介于林志成和杨彩玉之间，成为全部冲突交汇映衬的焦点。葆珍的出现将两代人的命运粘连在一起，加强了人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并使他们形成一个立体链式网状结构，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结构功能。葆珍的歌声与匡复的离开从上下两面对这个立体网络形成推拉作用，造成了所有人物觉醒的必然趋势。这一结构有力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与主题的深化。

《樱》剧里，契诃夫用费尔斯、罗巴辛、特罗费莫夫组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个不同参照系，组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全剧的主要人物郎涅夫斯卡雅作为樱桃园历史的延伸，暂时处于三条线的交汇点上。而且作者还用叶比霍多夫、瓦里雅、安尼雅加强主要人物和三个参照系的联系，将所有其他人物纳入这一立体的系统。随着樱桃园的被拍卖，郎涅夫斯卡雅脚下三线构成的支点立刻崩溃，这个网状立体也随之倒塌，人物关系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费尔斯死了，叶比霍多夫倒向罗巴辛，罗巴辛与瓦里雅割断了关系，郎涅夫斯卡雅兄妹与罗分道扬镳，和安尼雅、特罗费莫夫结伴同行，而仆人们也各寻归宿。作家对人物关系结构的成功，形象地突出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