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诚然，对剧本的主题思维，仅仅凭借作者的宣言作依据显然是不够的，要确定剧本的主旨，还是不能离开对剧本本身的剖析。戏剧的思想内涵总是隐伏在人物的性格、冲突和情节之中，渗透于剧本整个艺术构思之中，只有将剧本里的人物和事件作为整体加以研究、分析、概括、判断，才能得出较为确切的可靠的结论。
《法》剧是以科学家俞实夫在抗战前后一段遭际为线索展开剧情的。从剧本来看，它很少表现外部世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燃起的战火是剧情的背景和环境，而剧本的凝焦点则落在主人公身上，在人物的内心冲突上，剧作者刻画的重心在于深刻地反映人物的情绪，精神状态及其嬗变。俞实夫作为一个质朴方正、治学严谨的细菌学者，他在工作上热情、专一，始终不懈地埋头于细菌学的深入钻研，而毫不顾及个人的荣辱得失。当妻子发现报上登出日本文部省破格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的消息时，他即表示“真正做学问的人是不该把自己的名字在报上这样登出来的”。虽然妻子觉得这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全中国人的名誉，但他还是坚持：以后要是记者来，“统给我回了，说我不在”；当朋友向他祝贺，他更明确地说“我可没有把学位看得那样稀奇”。在他正直的灵魂里只有一个善良的愿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研究不仅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是为人类，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将来”！然而，他对科学对事业的忠实与虔诚竟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甚至于以科学排斥政治，排斥一切社会活动。当他的好友赵安涛向他谈论时事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护。在他看来，政治不过是在公园和会堂里聊天的资料，因此他不屑一顾；而只有科学是人类的上帝，并且他坚信科学与政治无关，科学不分国界，科学能保护拯救一切。
事实上，正如赵安涛所说，“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来管你”，他不读报，不愿见新闻记者，报纸、记者却不把他轻易放过去，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现实，不管他如何充耳不闻，还是硬闯进了他宁静的生活。“每个日本人的眼光，都是一根刺”，身居敌国，他感到坐卧不宁。剧本写他在一阵吃惊之后，三次“无言”地沉默，正是以静衬动地烘托出他此时内心茫然若失和极度失望痛苦的情绪。现实的政治风暴迫使他带着妻儿回国，但他投奔的竟然还是日本人开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尽管友人提醒他不能去，可他只看到研究所里有几个著名的学者，有完备的书籍和仪器，并且坚信“科学没有国界”。上海“八一三”事件和人民抗日的浪潮又波及到他，使他不能不为实验室外面的政治风云所困扰。因为他太太是日本人，佣人张妈辞职不干了，他的女儿寿美子也被邻居小孩奚落，接二连三的事件开始触动他麻木的政治神经，心与身，愿望与现实，展开着越来越剧烈的冲突。然而，他的视线并没有被群众的救亡热忱所吸引，而是躲进了自以为远离风暴的栖身之地香港，仍企图在科学的王国里寻求心理的平衡。但是，要摆脱法西斯侵略的魔爪在当时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战火蔓延到这个宁静的港湾，首先是没有米，没有水的火线下的生活，使他意识到“法西斯细菌”不是靠医生就能扑灭的；接着是赵安涛住宅被强占，货仓被洗劫；特别是日本士兵无情地捣毁了他惨淡经营起来的实验室，加上自身受到殴打，妻子受到侮辱，钱裕横遭枪杀……这一切，彻底地毁坏了俞实夫盲目的信仰，生活本身严厉批驳了他对待生活的错误看法和态度，使他领悟到不消灭政治上的法西斯细菌，就不可能消灭生物学上的细菌的真理。
俞实夫兜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却始终不能避开他所竭力要逃避的政治，他终于摒弃了多年苦心维护的人生哲学，走上为祖国独立解放效力的道路——一条千千万万人走着的道路，一条在那样的时代，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又必须经过一番波折才能磕碰着走上的道路！
《法》剧通过俞实夫从安然自得、不问政治到走向抗战和新生的历程，生动地表明，知识分子所履行的社会职能，不仅取决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而且还取决于他对待社会、国家、民族和大众的态度，取决于他自觉地选择自己的社会立场和相应的活动。这一点，对于广大知识者群来说，确实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人生路途上的参考”
。这里，剧作者并没有否定科学本身，更没有主张以政治来代替科学，似乎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就可以将科学研究全盘弃置一边，而只是强调科学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学术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尤其当民族危亡之秋，作为一名爱国的科学工作者，更不应该漠视国家的盛衰和民族的兴亡，一头扎进实验室，而应该将自己的工作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共同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应该说这种参与意识是贯串全剧的一条鲜明红线，是剧本最富有独特性和启迪性的思想底蕴。
剧本所揭示的这一主题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仍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从整个历史的趋势来看，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政治的民主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有头脑有远见的科学家，不能只看到科学技术能造福于人类的一面，而不去关心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完善。如果社会制度不合理，科学技术成就也会被误用而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大声疾呼过：“要是我们的社会制度能够跟得上技术的发展，那么上一世纪人类发明天才的果实就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过得愉快、幸福而无忧无虑了。事实上，这些辛苦赢得的成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正像刚学步的小孩去玩枪一样危险，我们有着奇妙的生产手段，产生出来的却是贫困和饥饿，而不是自由”。因此，他告诫学习科学的青年们：“你们只懂得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夏衍在四十多年前作的《法》剧，在这方面不也给予人们以长久的教益么？
如果我们结合夏衍同一时期所写的剧本系列来加以考察，对于剧作家的创作意图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在这些剧本中大致可以窥视到这样一种自觉的创作意识，即往往不是从正面揭露日本法西斯屠戮中国人民的罪恶，而是将其作为客观背景，而侧重从主体一面写出各类人物在战争期间的心路历程及所经受的思想洗礼，帮助他们清除历史的灰尘留在他们身上的沉垢，这可以说是他抗战剧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一年间》，并不直接展示侵略者造成人们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而主要揭示刘乡绅一家人面对民族危机的不同反应，对那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狭隘意识和民族失败主义予以批判。《愁城记》则是刻画那两个颇有教养而富于幻想，却丧失了生活自主能力的“小圈子主义者”，对于企望离开社会而求得个人安逸的知识青年给予针砭。《芳草天涯》则通过对一位中年大学教授在爱情、家庭中遇到的矛盾冲突，写出知识分子在报国无门的困境下感情上的消沉和忧郁，鞭挞了那种在严峻现实面前的惶惑、规避心理。人的命运是由两种力量促成的：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的，是个人无法掌握和难以回避的力量；一种是自己的性格和意志，也就是自己灵魂里的力量。人们的命运之所以不同，后一种力量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因为这样，夏衍在包括《法》剧在内的一系列剧作中，总是往返回旋着迷惘和彷徨的知识者命运的主题。这些人物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善良、诚实、正直等品质，但又明显地表现出耽于幻想、不切实际、洁身自好、纤细荏弱等特征。邪恶的现实使他们备受磨难，但他们又缺乏广阔的胸襟和对生活的清醒认识，因而陷于泥潭而难以自拔。“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式各样的路，而达到他们必须达到的境地”。如果我们细细地观察一下俞实夫，就会发现这一性格正是体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知识阶层身上留下的洁癖这类历史积淀，概括了他们在那个特定年代中的典型的特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足以使那些避忌现实斗争、孤芳自赏的知识者们震惊和醒悟。
诚然，法西斯侵略者对于科学的摧残，对广大科学家的迫害也是必须揭发的，剧作家完全可以以此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然而就《法》一剧而言，这样来概括作者的主题思维似乎总不很贴切。在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主题都不会是单一的，直接的，它总包含了丰沛的内涵，呈现出多种意义。但一般说来，其间总有一种是主要的、最核心的思想，而这思想同剧作的人物和情节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这对像夏衍这样的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就更是如此。夏衍说：“戏的主题，我欢喜 ‘单打一’，即一个戏谈一个问题，一服药治一种病，我不大相信真有一种 ‘能治百病’的膏丹。”在《法》剧中，要写出一个科学至上者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和失败，说明其理想的虚幻性，自然必须写出外部世界对它的剧烈撞击，而这就不能不涉及法西斯战争对于广大人民包括科学家的暴虐卑鄙行径，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否则，主人公憧憬的科学之宫怎么能一朝崩坍呢？如果不是侵略者的屠刀一直把他逼到山崖边上，使他意识到毁灭的威胁和死亡的恐怖，他又怎么能领悟到法西斯细菌是比自然细菌更要凶残可恶百倍这样的真理呢？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毒害，它与科学的不两立，可以看作是剧本的一个副主题，一个派生物，既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抨击和指控，又起着突出、丰富和深化“科学与政治关系”这一中心主题的作用。然而，这毕竟不是剧作所要表现的“基础观念”，如果将它看作全剧主题，就会使整个作品的意义笼统和模糊起来，而掩盖了这部杰作特有的思想光彩和审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