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妇女命运的强烈关注

唐弢在《夏衍剧作集》的序文中指出：“妇女形象生动多彩，是作家（指夏衍——引者）的一个特长。”当我们谈到夏衍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剧作时，总忘怀不了闪现在他剧中的那些“或老练，或深沉，或活泼，或娇柔，姚黄魏紫，各尽其妙”的女性形象。

从夏衍于1934年创作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到1945年春创作的四幕话剧《芳草天涯》，其间夏衍以其简洁的笔墨，疏淡的色彩，贴切的描述，细腻的心理刻画，勾勒出许许多多焕发光彩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都会的一角》的张曼曼可称是最初的一个女性形象，紧接着《赛金花》中的赛金花，《秋瑾传》（即《自由魂》）中的巾帼英雄秋瑾、吴其瑛，《上海屋檐下》中的杨彩玉、施小宝、桂芬、赵妻，《一年间》中的喻志华、姑太太刘绣笙、阿香，《心防》中的铭芳、杨爱棠、施小琳，《愁城记》中的赵婉、梅香，《水乡吟》中的梅漪、何漱兰，《法西斯细菌》中的静子、钱琴仙、珍妮、《芳草天涯》中的石咏芬、孟小云、孟太太等等。在夏衍解放前创作的几乎全部话剧剧本中，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些笔墨也许不多，但其魅力与人格色彩丝毫不逊色于男性主人公的女性形象，有些剧本中女性的光辉甚至远远超过了某些主要人物。夏衍经过细心的观察和认真的揣摩而建构起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与政治环境下，作为女人而艰难地生存着、反抗着的女性世界。

我们知道，女性最早是以神的形象走进文学殿堂的。在人类文学的童年期——东方上古神话和欧洲希腊神话的历史中，作为原始社会母权制征服自然力的象征的女神，在那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便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和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而每况愈下，直至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家庭方式的产生，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为女奴，从此，妇女开始了她们漫长的苦难历程。马克思早在一百年前就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五四”以后的剧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本身，就是他们进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的。在中国数千年的宗法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礼教束缚下，女性被扭曲了，她们不再成为一种社会的人，更不是一种自由存在的人，她们依附于男子，被男子所拘制奴役。社会赋予她们后天的品性渐渐成为她们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在文艺作品中，她们的形象被扭曲得更厉害，不仅常常处于作品中被支配的次要地位，而且就性格来说大多也是模式化的，温顺贤淑、自甘卑下成了她们的共性，即便有所反抗，但这种反抗推根究源也多少掺杂了传统贞操观念的成分。这些形象所包含的封建思想毒素，对于历史的发展起着阻滞的作用。

现代剧作家运用从西方引进的话剧形式，首先在舞台上复活了在中国沉睡了几千年的女性作为“人”的独立的自我意识。郭沫若笔下历史女性的叛逆，田汉、欧阳予倩笔下社会女性的反抗，对于唤醒女界投入解放斗争产生过开聋启聩的威力。到三十年代，曹禺所创造的女性形象，由于带上了畸形社会残酷压榨下形成的精神性格的异常性，具有更加强悍的叛逆色彩。

纵观夏衍的全部文艺创作，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夏衍对于中国女性命运的思考是一贯的，并且具有不同于以往剧作家的见地和特色。

夏衍的早期译著中，已可看出他对妇女问题的热烈关注。1927年由他译出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又名《妇女与社会主义》），是一部最早、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著作。它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妇女的历史命运，对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私有制的产生是“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开始”，妇女问题的解决“是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完全一致的”。这部著作对夏衍以后创造女性形象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1929年夏衍又在开明书店出版了由他翻译的俄国柯伦泰的《恋爱与新道德》，他在书前写的译者的话，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世界人民向往的苏联，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并通过苏维埃作家对于恋爱婚姻确立了新兴阶级独具的道德观，表示了对妇女解放问题的鲜明立场。尤其是，夏衍于1925年译出了高尔基的巨著《母亲》，尼洛夫娜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位坚强不屈的革命者的历程，显然引起夏衍对苦难中的中国女性的联想。

在夏衍早期电影剧本中，对妇女命运、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更是引人注目。1933年由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以一个女店员的痛苦经历，真切地反映都市职业妇女的不幸遭际和痛苦呻吟。针对电影公司老板对影片结局的篡改，夏衍指出：“《脂粉市场》一片，其主张在说明现代妇女运动与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同一的命运，盖编剧者之意，以为在现社会之下，所谓男女平权等等，实为一种黄色的欺骗与自慰的梦想也。”夏衍的这部电影从经济权问题引申到社会制度的改革，触到了社会人生的最根本的客观基础，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给同类题材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以后，夏衍还创作了表现妇女走向独立道路的《前程》，批评了妇女依赖丈夫、苟安一世的寄生思想；在另一部影片《自由神》中，又描写一个血与火中磨炼成长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表现了妇女为争取独立自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鲜明主题。

从早期文字中体现的对中国女性命运的思考探索，在夏衍以后的话剧创作中进一步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这些剧本中的妇女形象，是一个不断地受到社会、现实撞击的女性世界。本来处在那个充满压迫、苦难的时代已经是够残酷的，但作为女人，作为历来被视为弱者的女人，她们稚嫩的肩膀也许要承担起更多的苦难和不幸，她们心灵的重荷必然要增加无尽的苦楚和辛酸。在传统伦理道德、家庭观念的压迫下，她们作为母亲、妻子要肩负起人生的许多哀愁和烦恼。她们的社会地位在旧中国是卑微可怜的，这更加剧了女性世界沉郁悲哀的情调与氛围。夏衍戏剧中的女性形象无疑真实地展现了广大被压迫妇女的性格和灵魂，表达了她们在人生旅途上的苦闷和欢愉。在众多的林林总总的女性形象中间，夏衍无论是在写女革命者、女知识分子，还是在写生活在灰暗人生底层的贫苦妇女，都不忘将她们置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和时代潮流之中，深入地去发掘她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她们年龄悬殊，身世不同，性格迥异，志趣与追求各自具有独特的印迹；然而，她们的婚姻、爱情、生活正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在黑暗中挣扎着抗争着的女同胞们的一个个缩影。我们说，夏衍笔下的知识者形象塑造得真切感人，富有丰厚的思想内涵，同样，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仅折射着人生的悲欢，也牵动着国运的艰危、社会的风涛；从她们的形象里，隐约却又厚实地透露出时代的身影和中国女性成长道路的艰难和坎坷。

现在，我们将这些女性形象分作三种类型加以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