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展现腐朽制度下知识者惨澹的生活图像
对于知识者在旧中国的艰困处境，“五四”后的新文学早就做过生动的描写。郁达夫等的作品在表现青年知识者婚姻痛苦的同时，便侧重写到了生存的压力，写到现代读书人在“穷”字威压下的穷愁潦倒。鲁迅《伤逝》中的男女主人公曾勇敢地抗击封建家庭而获得自由结合，然而最后却惨败于经济生活的重压之下，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此种状况以后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是每况愈下，到抗战前后，在国统区社会，知识者的生活更为困苦不堪。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给全国人民包括知识阶层带来空前的灾难。这只要读一读巴金的《寒夜》就会有深切感受。大学毕业的汪文宣充当一名图书公司校对，在作为国民党政府陪都的重庆，受尽冷眼、嘲讽和侮辱，最后在贫病交迫中悲惨死去。“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这是这个小人物对于迫害知识分子的腐朽制度发出的最后也是最沉痛的抗议。
在现代话剧史上，如实地反映下层知识者的苦难，能与上述小说杰作比并争辉的，我以为是夏衍的作品。处女作《都会的一角》中的“邻居”是一个穷苦的小学教员，他的生活已经沦落到常常要偷吃别人包饭的狼狈境地。剧中有一段他与舞女的对话：
邻居 走啦走啦，在这儿好像你们有点不方便。（突然看见桌上点心）唔，（用郑重的教书的调子）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坏的脾气！吃东西的时候，老是剩着最后的一个不吃，这不仅暴殄天物，而且……而且，（讲不下去，拿起点心）所以，这种脾气非断然地改掉不可！（很快地送进嘴里）
……
邻居 好，你们要讲话。（走，又回身来）可是，外国货的胭脂，今后还是请您不要再用，上一次不是给您看过么，本年度海关统计，胭脂香水……
女 得啦得啦，我用的是中国货。
〔邻居重新放下报纸，走近去。
邻居 可别骗人，一点儿也不错，这是法国货。你们当舞女的用的，是一种叫做Kissproff的胭脂，……您知道？……
……
邻居 这就是看报的好处。（更走近女的）这种胭脂的好处，就是跟人亲了嘴也不褪，您瞧，您瞧，嘿，还说中国货！我有法子可以试验的。
女（猛烈地将他推开，又怒又笑）试验？谁和你……
邻居 唉，别这么性急啊，我又没有说跟您亲嘴！您瞧，（用他指甲很长的手指向茶杯里一浸）我揩给您看！
长期的艰难困窘生涯，使得这位也算得上小知识分子的人物变得如此猥琐不堪，尽管已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他还时时不忘保持自己那点极可怜的自尊心，尽力表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识，这种卑微生活景况和心灵扭曲之后的变态，正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知识者的生动写照。
在《上海屋檐下》中，除了年老的报贩、船员的妻子一类普通小市民外，主要就是像这样一群被生活挤出了轨道的知识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重苦难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遭受到种种令人难堪的歧视和酷虐的摧残。这些人几乎失掉了知识阶层最后的一层躯壳，而沦为庸碌卑琐的人物了。他们整天地为生活疲于奔命，被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小学教员赵振宇四口之家住在灶披间，只有“几毛钱一点钟的功课”的微薄薪金聊以养家糊口。赵师母为了讨菜贩一点小便宜，竟至连蒙带唬，这就可以窥见他们的生计已面临怎样困顿的窘境了。粗心的读者也许会忽略这样一个细节：当赵师母将卖菜的关在了门外之后，目睹这一切的赵振宇“望了妻子一眼，露出微笑，很快又将眼光移向报纸上”。赵先生的这一“微笑”是颇耐人寻味的，其潜台词不外是：何苦如此呢！然而他为什么又不说出，且旋又将眼光移开呢？显然，这因为他也没法责怪妻子。生活毕竟是太拮据、太窘迫了，能够少支出一些，哪怕是一点点，也是好的啊。再看第二幕赵振宇同林志成、赵妻一番对话：
赵振宇（……）譬如说，我们有机会念书，能够懂得事情，能够这样的看着这个花花世界，有时候随意的发发议论，这也是一种权利啊！……
林志成（大不以为然）唔唔，这样的权利，我可不敢当！
赵振宇 可是，林先生，平心说，社会待我们念书人，已经很不错啦，中国能有多少人能够念书，能够有跟我们一样的……
赵妻（冷冷地）还算不错，哼，那你可以去当叫化啦！
赵振宇滔滔不绝，议论风生，以此而自慰，然而林志成一语道破。仅仅讲讲空话是填不饱肚子的！而他的夫人则更直截了当：连最起码的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这能比叫化子强过多少呢？
这确是一群正在被榨干而又还未被榨干的受难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景况使他们暂时还不至于受冻挨饿，却不可能真正得到温饱。在剧烈动荡的时代中，他们无所作为，在非人的生存条件下受尽煎熬。他们已无暇“举杯浇愁愁更愁”, ——知识者不能改变现状却能敏感忧郁、借酒浇愁聊以自慰，而这也与他们无缘。他们更无心思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 ——知识者慷慨悲歌、豪放不羁的心态也不再为他们所拥有。在时代浪涛的无情冲击下，他们成了生活的驯顺奴隶。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纱厂职员林志成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夹缝中间周旋，过着介乎“狗”与“牛”之间的生活，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忍辱含垢，成天看老板眼色行事。在他，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也早已扭曲变了形。在黄家楣身上，我们更多看到了小知识分子在非人的环境下辗转挣扎的狼狈处境。一个由父亲含辛茹苦地供养出来的大学生，却为找不到一个职业而忍受着贫困和疾病的双重熬煎，这是何等残酷的人生！为了报答老父养育之恩，他隐瞒了失业的真情，不惜典当衣物，强作笑容，由此引起同妻子的龃龉，也给自己更增添一层懊恼和哀伤。现实似乎与这些不幸的人们开了个大玩笑，一下便把他们所有的憧憬和希望掀下了万丈深渊！应该说，这些都是正直的读书人，然而，在买办豪绅统治下的旧上海，他们不可能企望得到公正的待遇，只能长期在重压下呻吟和喘息。这几个人物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加上夏衍以他特有的白描手腕，成功地渲染出一种同黄梅天气一样沉闷阴惨的总体氛围，剧本收到了显著的艺术效果，激起了人们对那令人窒息的旧制度的极大憎恨。
在夏衍笔下，另一些人物具有较高的知识技能，在生活待遇上比平民好些。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很强的事业心，渴求施展自己的才干以报效国家，造福人类。然而由于政权的腐败和社会动乱，加上统治者采取残酷的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他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威胁，精神上蒙受着种种苦痛。以《芳草天涯》为例，剧中写的是两个出过国留过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报人孟文秀一再为前线失利而逃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从香港逃到桂林，途中差点饿死。而作为大后方的桂林也并不能安生。政府官员们（剧本原提示是“每个人”，因作者在国统区还难以明说），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逃难，如何保全所有的财产，至于如何才能强化作战努力，如何才能阻抗敌人，却变成只有 ‘愚人’才思考”，因此桂林“成了一个混乱的坩锅，冲突、争吵、残害、相互践踏、相互杀害，……人变成了苍蝇，人变成了泥土”。剧本写尚志恢望着孟家壁上挂着的一幅“斗酒每因知己醉，文章不为稻粱谋”的对联，有这样的对话：
尚志恢（……）唔，这对联，有意思，这正好表现了你的性格。
孟文秀 哪里哪里，这年头儿，哪儿还谈得上文章？剪刀浆糊，剪剪贴贴，还不是为了生活，哈哈。
一位有水平有抱负的报馆主笔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文章不与稻粱谋”的座右铭，而写一些不愿着笔的文字，靠剪贴拼凑卖文糊口，成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庸人，这对孟文秀来说是何等可悲！这里语气貌似轻松，其实蕴蓄着一股辛酸和不平之气。尚志恢作为大学教授，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又无孩子，两口之家的生活也过得如此清苦，连买肥皂的钱也没有。他的妻子埋怨道：“没有米啦，没有柴啦，谁来理呀，这鬼地方，什么东西都难买……人总是要生活的呀！”这不只是一位家庭主妇的怨嗟，而是现存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的哀叹！生活的贫困已令人难堪，更令人痛心的是由此而导致的家庭摩擦。石咏芬这个念过大学、能够教书的女性，却在家里为琐碎的家务而操劳，忽略了青春的消逝，忘记了知识的熏陶，常常与丈夫故意寻衅、争吵，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婚姻不美满的悲剧么？不，这恰恰是广大知识分子在旧中国卑微可怜的社会地位和悲惨境遇的一个缩影。剧作家在一派淡淡的生活场景中将人物的灵魂细致入微地镂刻出来，传达出一种诗意的悲哀，令人扼腕称叹。
长期来，不少评论家批评夏衍对知识分子给予了过多同情，在谴责他们时总“带着温情”，因而“表现作者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有着同样的弱点”
。我觉得这类意见过于笼统，脱离作品的时代，也不尽符合人物实际。列宁曾经肯定过考茨基早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这样一段话：
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虽然他们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式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流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社会歧视，所以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
我们知道，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除了极少数接近帝国主义和上层统治者的以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同劳苦大众一样，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加上战乱频仍，社会极不稳定，他们大多生活在失业的威胁和贫困的煎熬之下，差不多已沦落到“流民”的境地。这与富裕的西欧知识分子截然不同，即使与较为贫穷的俄国知识分子相比也大大不如。
我们不妨把夏衍的人物与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大师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作一点比较。契诃夫剧中的艺术家、作家、医生、教员，也“由于生活不称心而苦闷，就像画家由于不能成功地构思表达在画面上而苦闷一样”。这种苦闷主要是属于精神上的，是所谓“有创造性的苦闷”。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尚未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幻想美丽的爱情，幻想荣誉和事业上的成功，幻想美妙的明天，然而在丑恶的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感到什么都不像应该的那样，什么都不行，因而灰心丧气。契诃夫通过对他们的刻画，固然反映了19世纪沙皇残酷统治下俄国社会的动荡和崩溃，然而他更侧重的是对这些知识者本身作尖刻的嘲笑和严厉的谴责。这种嘲讽无情到如此地步，以至连憎恶小市民习气的高尔基也觉得，“在这个剧本里（指《万尼亚舅舅》——引者）您对待人们比魔鬼还要冷淡。您对于他们漠不关心，就像雪一样，像暴风雪一样。”夏衍剧中许多知识者尽管也都扮演着在现实中失去了独立意志的可悲或可笑的角色，但比起契诃夫的这类人物，赵振宇、黄家楣、林志成、赵婉，甚至大学教授尚志恢、医学博士俞实夫等，他们的生活更加困窘，苦难更其沉重。他们受到的压迫是双重的，既有物质生活的匮乏，又有精神上的折磨；既有来自社会的挤压，又有来自内心感情的冲撞。他们的人生悲剧固然与其自身弱点有关（详见下文），但更主要的还是那可诅咒的暴虐时代所造成。是时代的桎梏，使他们的形象缩小了，贬值了，扭曲了。这种对知识者的价值和生命、尊严和才能的漠视和肆意践踏，正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罪恶本质的集中暴露。因此，对他们的不幸倾注深深的同情，对他们在现实中的蹉跌愤慨不平，在夏衍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对于揭示人们痛苦的根源，唤起知识分子民主意识的觉醒，激起他们变革现实的热情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把对俞实夫、赵振宇等的批判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要求将此放到与对他们的肯定同等重要或更加重要的地步，那么，这些作品的浓重的悲剧性和社会批判的锋芒就会大大减弱乃至消失。
在审视知识分子时，我以为如果不具备那种审视整个中国社会背景的眼光，不看到这个阶层不管怎么弱小、无望，它仍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社会力量，那就会产生巨大的思想偏颇。
夏衍毫不含糊地认为：“他们是可悯而值得同情的人物。他们是被作践、被伤害了的人，只要能换一个环境，他们是能够走上正路，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这里的“环境”一词异常重要。联系后来极“左”路线对待知识分子的种种否定、排斥、打击，我们即可看出夏衍从中国社会历史建构中获得的明确的历史感，体会到体现于剧中夏衍见解的明晰透彻。评价一部作品如果不与特定社会构架相联系，从具体的时代环境剥离出来，我们就无法鉴别作者对人物的憎爱臧否正确与否。对知识者的弱点和局限是不应回护的，然而这里有一个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分寸问题。夏衍正是本着他对现实的深刻体认，浸润着深挚的同情，多方面地辨证地解剖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在巨大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能很容易地看到：“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剧作家引导我们所达到的认识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相吻合，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