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须沟》的人物和语言

老舍在过去是以写小说而知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主要致力于剧本创作。这位人民艺术家以真挚的感情和精湛的技巧创作出来的十来个多幕剧，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时代，为新中国剧坛增添了绚烂的光彩。其中，作于1951年的《龙须沟》（三幕六场），是老舍话剧的代表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话剧反映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生活的开山之作。

这部剧作是从北京人民的现实生活取材的。龙须沟原是老北京南城一条有名的臭水沟，是北京最脏最臭的地方。沿沟两旁住着的勤苦的劳动人民，终年挣扎在这阴湿腥臭的环境里，遭受着各种传染病和死亡的严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规划城市建设，首先把目光移向这个劳动人民集居的地方，在财政状况相当拮据的情况下修整了龙须沟，使周围饱尝臭沟之苦的劳动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获得了真正的改善。老舍在谈到剧本创作经过时说：“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并不只为通衢大道修沟，而是也首先顾到一向被反动政府所忽视的偏僻地方。在以前，反动政府是吸取人民的血，而把污水和垃圾倾倒在穷人的门外，教他们 ‘享受’猪狗的生活。现在政府是看哪里最脏，疾病最多，便先从哪里动手修整，新政府的眼是看着劳动人民的”。（《我爱新北京》）剧作家对新旧社会的这一真切感受和深刻认识有机地融合在剧本的艺术构思中间，成为贯穿《龙须沟》全剧的灵魂。剧本围绕着龙须沟，描写了沟旁一个小杂院里四户人家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这里，沟只不过是剧本情节的引线，剧作家在描写人与沟这个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同时，更侧重的是要写出人与“官”也即社会制度的关系。透过沟旁人家前后迥异的生活际遇，展现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巨大变迁，从而反映新旧社会根本不同的本质。

开始展示在人们眼前的龙须沟这个小杂院是一片十分灰暗、凄凉的景象：三轮车工人丁四一家因为无钱买米下锅而争吵，不久，他们天真活泼的小女儿又滑进了臭沟，活活被淹死；落魄的艺人程疯子找不到工作而靠妻子摆小烟摊糊口，还要遭到地痞狗腿子的辱骂殴打；王大妈的女儿闹着要离开龙须沟嫁到外面去，母女间成天拌嘴；泥瓦匠赵老头子常年发疟疾，无法做工，成天卧床不起……剧本通过人物的对话和情节的开展，明确地暗示观众：造成所有这些贫困、争吵、痛苦、不幸的根源，并不单是那条臭沟，而是那个不合理的腐臭不堪的社会。特务、流氓肆意横行，国民党强拉壮丁，当兵的坐车不给钱，物价直线上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穷人没有了活路。我们时时感到有一只沉重而幽暗的狠毒的魔爪，压在一群苦人儿的头顶上。那些“作官的”和“恶霸”只知道凶残地盘剥穷人，而不给穷人办一点好事，以致龙须沟的环境卫生恶劣到了极点，然而还要堂而皇之地向穷人摊派卫生捐，这是对于反动统治者何等辛辣的讽刺！赵老头说：“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我是泥瓦匠，我知道，城里头大官儿在哪儿住，哪儿就修柏油大马路；谁作了官，谁就盖大瓦房。咱们穷人啦没人管！”剧本借这位老工匠之口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群众受害的根本原因。龙须沟，实质上就是一幅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的缩影。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坐了天下”，穷人的命运就有人“管”了。没等群众要求，也没收捐派款，人民政府便着手治理龙须沟，把这条出名的臭沟填得平平整整，在上面筑起了又宽又净的大马路，还给这一带安上了自来水。沟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起了变化。赵老头成为除霸、修沟中最活跃的领导人物；被视作“无用人”的程疯子也找到了工作；只知道喝酒骂老婆的丁四成了劳动的积极分子；就连一向保守迷信的王大妈也逐渐觉悟过来，信服了新事物。一片清新的气息代替了往日污浊的空气。人们欢天喜地地庆祝龙须沟的巨变，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和信心。“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子迈大步。”程疯子的这段唱词唱出了人民的心里话，而这，也就是作家想说的话。剧本正是通过龙须沟及其周围居民的生活，暴露了反动统治对劳动人民的残酷迫害，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和黑暗，同时又以人民在新社会中翻身后生活改善的事实与在旧社会遭受的折磨作鲜明的对比，从而使人们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和可爱。《龙须沟》确实是一曲对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的动人心弦的赞歌。

在戏剧创作中，人物塑造是很重要的环节，关系着创作的成败。老舍的剧本在这方面尤为出色。在《龙须沟》中，他并没有去用力编造什么新奇别致的情节，而只是朴素地真实地塑造了几个普通的劳动人民的形象。正如老舍所自白的那样：“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物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和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龙须沟> 的人物》）老舍总是着力于人物独特的命运、性格的刻画，使情节真正成为人物性格的历史，让人看到有血有肉的形象和活泼泼的思想。

程疯子是剧中最富有性格特征的人物。他本来是个聪明能干的曲艺艺人，由于不肯低声下气伺候有势力的人，“受欺负，丢了钱”，被赶到了臭沟沿。他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只得靠老婆养活自己。长期的压抑和屈辱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挫伤，形成了带有神经质的疯疯癫癫的性格。在恶势力的袭击面前，他变得十分自卑和软弱，满肚子委屈却又不敢公开反抗。冯狗子凌辱他的妻子，还找到家来“管教”他，把他打得满嘴出血，他只有隐忍着，老老实实地挨打，流泪，不吭一声。然而，他并不真是一个没出息的“疯大爷”，他的心地是明亮的。他有明确的爱与憎，能够分辨善与恶。对旧社会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他在内心深处积聚着深沉的仇恨。你听：“……好人要是没力气啊，就成了受气包儿！打人是不对的，老老实实地挨打也不对！可是，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挨打……哼，我不想做事么？……”我们从这里可以感觉到他的心灵的隐痛和对那个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旧社会的愤懑。然而，当他同邻居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怀着那么深挚的温厚的感情。为了不伤害小妞儿那颗幼小的心灵，他宁愿脱下自己仅有的一件长衫去抵偿金鱼。之后又抱着孩子的遗物——小鱼缸而伤心流泪，在梦中呼唤着小妞儿。程疯子在旧社会的苦痛经历和善良的品格，使他对新政府衷心地拥戴，无限热爱自己的工作。当他对别人说着“自来水的钥匙可在咱身上呢！”这句话的时候，人们是不难感觉到他对新生活怀着多么大的喜悦和自豪的。是的，旧社会把一个有才能的艺人逼成了疯子，而新社会却使他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老舍用深切的同情和精细的笔触刻画的这个人物，像浮雕一样，给予人们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

另一个人物王大妈是思想守旧的老一辈妇女的典型。这个五十来岁的寡妇勤劳刻苦，但又深受旧的传统意识的毒害。她只知道拼命干活，除了自己的家，什么也不感兴趣。只要母女俩能吃上杂合面，她便心满意足了。明明知道沟又脏又臭，然而她却不愿抱怨一句，竟然还以为这儿有活儿做，就是“宝地”。对于压迫人的“官府”，她胆小怕事，成天告诫女儿“别给我惹事”，唯恐流露了不满情绪而招来灾祸。新中国成立后旧的意识仍然束缚着她的思想。在她看来，凡是当官的都是谋私利的，因而听到新政府派来测量队准备修沟的消息，她却疑心是来“跑马占地”的。政府给龙须沟修厕所，安自来水，她又感到纳闷：“现在做官的都把钱给咱们修厕所什么的，他们自己图什么呢？”然而，后来在事实面前她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给咱们修茅房，抓小偷，还要挖沟，总算不错”，终于消除了疑虑，同人们走到了一起。王大妈的形象生动地显示了现实的变革所引起的人们深刻的心理变化，有力地体现了新社会、新意识的强大力量。

剧中对其他人物的刻画，如赵老头的正直刚强，二春的单纯憨直，娘子的任劳任怨，丁四的自暴自弃，丁四嫂的勤劳、邋遢等，也都栩栩如生。这些人物有自己特定的性格和觉悟程度，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速度进步着，因而显得真实可信，富有说服力。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龙须沟》，在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时，将赵老头的特征任意移到了丁四身上，这就混淆了彼此的面目。这样做，既使作品的真实性和感人力量受到了削弱，也不可能真正反映党和政府的政策的具体性和正确性。

《龙须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剧照

《龙须沟》的戏剧语言是极为成功的。剧本中的对话异常洗练，很少长篇大论，往往三言两语便将人物的出身、经历、教养、性格及其在特定的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勾画出来，真正做到了言如其人，各有特点，绝不使人感到一般和雷同。程疯子是个艺人，而且性格有点“疯”，因而他经常是开口便唱，富于风趣，有时则又显得唠叨啰嗦。赵老头是个泥瓦匠，疾恶如仇，为人刚直，因而他的话干净利落，毫不含糊。丁四嫂一开腔就带着一股泼辣劲儿。刘巡长为人热情又谨慎，因而讲话则恳切、周到。人物的个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推移，每个人物的生活、思想都起了一定变化，性格也不能不有所发展。龙须沟的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性格上都涂上了一层明朗的色调，但人物形象前后还是贯串和统一的，并不给人以生硬拔高的印象。比如冯狗子在新政府教育下决心改邪归正，去找程疯子道歉，疯子并不介意地要他伸出手来给他看，他说了一句：“啊！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走吧！”这句话同疯子的一向表现是很吻合的，活活地画出了这个忠厚人的善良灵魂。剧本最后一场，修沟工程告竣，人们充满了愉悦和感激，然而各人的具体表现却是不同的，并不是同样的笑容满面，同样的歌颂和言词。丁四嫂为沟“劝动”了丁四而掩饰不住地高兴，居然设想了一段丁四同沟的相互对话。娘子的兴奋则表现为埋怨疯丈夫近来的过分“积极”。而当有人问起王大妈有什么感想时，她“哦”了一会，只说了一句“沟修好了，我可以接姑奶奶啦”，便真切传神地传达了老人特有的个性及此时此地的情绪。这种质朴、简洁而又高度个性化的戏剧语言，体现了老舍剧作的独特风格，赋予剧本以十分动人的艺术魅力。

（原载《语文战线》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