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创新引领转型升级
——2016年我省经济工作对策建议
一、2015年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呈现高开稳走向好态势
(一)主要经济指标翘尾回升,转型升级步伐继续加快
浙江经济2015年的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意义的趋势性和全局性变化,引领浙江经济加快转型发展,表现在:服务业引领经济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引领工业增长,大企业引领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内需消费引领需求侧增长。
以上四方面的变化,不仅仅是2015年以来出现的新现象,更是这几年综合施策与转型升级组合拳积累的成效,印证着我省经济正在加快形成服务型、创新型和内需拉动型的新经济发展格局。
(二)部分经济指标分化加剧,风险防控压力正在积累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我省经济在新旧发展动力转换的“衔接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区域、产业、企业分化明显,经济金融风险加快释放。
二、经济运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预测
当前,全球经济呈现出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高债务的“三低一高”特征,随着美国从量化宽松周期转向升息周期,输入性通缩的风险加剧,以美元计价的海外债务风险进一步暴露,新兴经济体结构脆弱性将进一步凸显,2016年全球经济将会延续曲折复苏的态势。
国内经济表现出GDP增速下降、价格水平下降、贸易总量下降、投资增速下降和债务总量上升的“四降一升”态势,可以说,2015年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从分化复苏走向趋同的转折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归因为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提出以五大政策支柱和“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全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调整关口。
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已进入跑道,但在国内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也难以独善其身,2016年我省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当然,从国内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看,2016年我省经济发展在资金、汇率和企业成本方面也将面临一些有利条件。综合考虑,预计2016年我省经济将呈现平稳开局后小幅波动最终企稳的运行态势。
三、对2016年我省经济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需求侧与供给侧同时发力
在基础设施短板领域抓好一批项目投资。以综合交通为重点,在轨道交通、公路建设、港航建设和机场建设方面抓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城市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绿色循环低碳化改造,在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美丽乡村建设等领域加快上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重点,加快投融资机制创新,推动一批PPP示范项目落地。
集中资源培育新增长点。明确七大万亿级产业发展重点,促进产业链式化、集群化、高端化、特色化发展,围绕产业进一步提升发展省、市两级特色小镇。谋划实施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化改造工程,打造一批具有柔性制造、网络制造特征的智慧工厂示范项目;加快建设汽车电子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新能源汽车及其充电设施和销售网络布局。集中资源支持杭州的创业投资、互联网金融,宁波的石墨烯,台州的汽车电机及核心零部件等新增长点,推动其尽快形成竞争优势。
全力抓好项目引进和市场开拓。大力发展国际营销网络,到“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建立连锁超市、商场等中高端零售网点,努力形成一批浙江产品在沿线国家的分销、配送中心,加快电商海外营销渠道建设。积极发挥海盐秦山核电城、三门核电、宁波高铁等产业优势,参与国际核电基地和高速铁路建设。积极利用我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达成的国别自由贸易协定,面向特定国家深化市场开拓力度。
多措并举服务企业,切实为企业减负。在行政事业收费上为企业减负,结合全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清单之外无收费”。在融资上为企业减负,对担保机构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性贷款收取的担保费用提供适度补贴,建立省级代偿补偿资金,对省级再担保机构开展的比例分担再担保业务进行代偿补偿。
(二)稳增长和促转型同时发力
加快处置僵尸企业。通过要素市场化手段倒逼僵尸企业处置。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兼并重组僵尸企业的龙头作用。对依法关停破产的企业,在资产拍卖时优先考虑省内上市公司;对省内上市公司兼并僵尸企业的,免征或减征资产转让收入营业税;通过企业债、公开市场定向增发等金融手段,助推上市公司进行兼并重组。
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大产业创新的投入力度,探索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重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众创空间”,建立若干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孵化链;大力支持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程等新型孵化模式。以未来科技城和青山湖科技城为核心,加快建设一批集高科技研发、制造、孵化为一体的科创小镇,以轨道交通为通勤主干道,形成杭州创新走廊;提升杭宁温湖嘉绍六大高新区发展层次,支持台州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建设新的创新平台。
进一步发挥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新引擎作用。提升发展电子商务,推进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加快发展大数据和云服务产业,支持建立若干家大数据资源管理公司,培育一批大数据应用企业。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推动更多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并购重组,鼓励民营龙头企业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大力发展资产管理行业,建立完善与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信用体系。探索放宽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对社会资本的限制,探索允许并支持外商独资办医疗机构;推动浙西南山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激发各类生态型消费。
大力推动市场主体升级。引导和动员小微企业参与大企业外包体系,推动小微企业进入现代农业(家庭农场)、服务业、社会事业、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新领域。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发展跟踪联络机制和成长辅导机制,深入实施“品牌战略”“电商换市”“质量强企”战略。实施“互联网+小微企业”行动计划和“小微企业智能化改造行动计划”,推动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升级,加快推进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三)抓改革与促开放同时发力
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依托杭州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综合执法机制。改革创新型药品、医疗器械进入医保名录,风电、光伏发电进入电网,新能源汽车上牌上路的准入模式,加大政府对创新产业和服务的采购力度。强化产业技术政策的引导和监督作用,明确并逐步提高生产环节和市场准入的相关标准,形成统一权威、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推动新技术的应用。
优化引才和引资环境。在高层次人才比较集中的区域资助一批学校开展双语教学,鼓励和支持知名学校开办国际部,在杭州的定点医疗机构开设高层次人才就诊绿色通道,解决高层次人才后顾之忧;以高新区和开发区为主体,强化与国内外知名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信息交流与业务合作。大力建设国际产业合作园,推动浙江企业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积极吸纳先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人才、资本与国际市场。
整合宁波海关特殊监管区,以梅山保税港区为核心复制上海自贸区政策。依托梅山保税港区在金融、贸易、医疗和创新资源等方面取得的条件,寻求自贸区政策在浙江落地。着力突破离岛免税、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等特殊功能制度,争取人民币跨境融资试点,争取境外风险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境内创新企业试点,争取在国际化知识产权交易、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医药CMO)等领域实现突破。推动将宁波六大海关特殊监管区整合成一个大型的宁波综合保税区,为自贸区政策的进一步向外辐射创造基础条件。
加快构建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实现高水平走出去与引进来。以宁波—舟山、金华—义乌为枢纽,以甬金铁路、台金铁路等交通干线为纽带,联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加强沿线海陆空口岸一体化和海铁联运等集疏运体系建设,联动推进舟山、宁波、梅山、金义等保税区建设,提升宁波北仑、大榭、金华、义乌、衢州等开发区发展水平,打造沿海和内陆开放、对外和对内开放统筹联动的开放大通道。打造以义乌国际商贸中心为重点,连接“一带一路”的开放战略支点。提升义乌国际商贸中心建设水平,强化国际陆港枢纽功能,加强义乌国际陆路口岸、航空口岸和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加快设立国际邮件互换局和交换站,推进“义新欧”班列常态化运行。
(四)攻难关与防风险同时发力
着力消化房地产库存。主动控制土地供应,引导企业将未开发土地转型用于新兴产业,允许企业调整房地产开发节奏和户型结构,对已经形成的库存,打通存量房向保障房、安置房、公租房、人才房转化的通道,探索政府回购部分商业地产改造为“众创空间”,将提供场地和财政补贴以股权投资的形式支持孵化器的发展。大力提升杭州都市圈的城镇化水平,依托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引导更多符合条件的周边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在杭州都市圈购房,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特殊人群购房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等方面办法。
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保、医保、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专项奖补。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消除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短期行为,打破“过剩、干预、再过剩、再干预”的怪圈,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着力降低负债率。积极发挥浙商资产等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依托地方政府更强的协调能力和民间资本更强的价值发现能力,扩大不良资产处置规模。提升省股权交易中心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能级,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发展。通过主动对接注册制改革加大直接融资规模,以做大权益资产的方式降低杠杆率,以低成本债务替换高成本债务的方式优化资金杠杆。
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完善银政企合力处置的组织协调机制,实现省市县(市、区)联动,将涉险企业的风险化解在可控状态,强化各县(市、区)政府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属地责任;坚持分类处置,再次监测排查处于产能过剩行业、存在盲目多元扩张、负债率高、民间借贷依存度高的企业;大力打击非法集资和逃废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纳入规范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