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代的史家墓

史家墓史氏一直过着聚居的生活。应全栻说：“诸史之居鄞也，族以百计，或数十家而为一支，或百余家而为一派，或三五百家而为一宗。而居则异处，处非同方。求其同出一原，聚居一处，合千百家而为一族，如吾乡之史氏者，概亦仅矣。”聚居确实是史家墓史氏的特点，它是今日宁波史氏中最大的聚居之族。

南宋时期，史浩定史氏字辈：“师水弥之卿，孙公祖必士。本立自元孝，起宗在节义。”景泰七年（1456）史立壁续编字辈：“积善致悠久，济美习庭训。纯（类）采名崇（芳）荣，慎终仍复始，懋功应隆运。”史家墓史氏就是照此字辈起名的。

清代史家墓史氏已经成为鄞东大族，开始受人关注。“百年以来，贤哲挺生，人文蔚起，登学校，饩上庠者，代不乏人，俨为吾乡之巨族矣。”因为读书人增多，文化得以提升，他们开始重视家族历史文化的积累。史氏开始确切生卒年代记载是在晚明时期，例如史起伊（1613—1687），恩授迪功郎；史宗信（1629—1706），恩授迪功郎；以及恩授迪功郎的史孝贵之夫人吴氏（1568—1634）。史孝贵卒年不详，但其夫人的生卒年倒是精确的。在第51世祖“在”字辈中，部分史氏有精确的生卒年，如史在隆（1662—1736），恩授迪功郎；中宅史在庶（1677—1738）。52代“节”字辈以后，均有相对精确的生卒年，如史节昌（1664—1742），恩授迪功郎。中宅的史节元，有一篇佚作《瑶水先生小传》，略称“性好清静，长持斋素，食力余资，悉以助侄义田，无少吝焉。”

清代后期，史家墓属手界乡十七都四图；宣统三年（1911），属于鸣凤乡。

一、宗族管理体制的成熟

（一）宗族自治管理制度

在中国古代，乡村多行宗族自治管理体制。史氏的宗族管理，设有一个宗长，担任宗长的人一般是族中辈分最高的太公。从有关情况来看，宗长管理体制的确立较晚，应在嘉庆年间。中宅的史义机，年龄八十余，恩授迪功郎。嘉庆、道光间曾为宗长，这是文献可见的第一位史家墓史氏宗长。中宅的史义敏，道光初年曾为宗长。中宅的史义隆（1768—1852），恩授迪功郎，卒年八十五岁，道光年间为宗长十余年。史永成（1764—？），恩授迪功郎，道光年间为宗长。下宅的史积程（1772—1854），道光三十年（1850）为宗长。同治十三年（1874）修谱时，宗长是史积兰、史积峻。由此可知，这一年是两位宗长的交接时期。史积兰（1800—1874），父亲史成，下宅五一房，同治十一年（1872）为宗长。史积峻（1808—1878），字子天，父义显。同治十三年（1874）继史积兰为宗长，到光绪四年（1878）。由此可知，宗长的任职时间往往不长。史积凤（1810—1881）尝为宗长，恩授迪功郎。史积泰（1822—1891）尝为宗长，恩授迪功郎。史善祥（1809—1894），光绪年间为宗长，恩授迪功郎。史善明（1813—1897），光绪年间为宗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谱时，宗长是史善鹏（1819—1909），卒年九十一岁。宣统元年（1909），史积兰的二儿子史善华（1845—1918）为宗长。下宅五一房，出了四个宗长。

上宅、中宅、下宅三房各设一人当房长。房长与宗长一样，也是由房中辈分最高的人担任。史通善（1816—1887），中宅房长。同治十三年修谱时，三房的房长分别是史善国（1802—1884）、史善楠（1798—1882）、史积凤。史致坤（1829—1902），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十七年（1901）为上宅房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谱时，史致烈、史致富、史善沛为房长。史致烈（1829—1907），光绪二十七年为上宅房长。史致富（1839—1909）为中宅房长，恩授迪功郎。由此可知，房长任职时间一般也不长。史善配（1816—1898），光绪年间为中宅房长，恩授迪功郎。史致月（1828—1900），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十六年（1900）为中宅房长。史善楚（1787—1868）为上宅房长，恩授迪功郎，处事谨慎，有功于谱。史致杨（1808—1896）史致杠（1821—1900）为上宅房长。

同治十三年修谱时，总理是史致科（1830—1879），字双福，号松馥，国子监生。“总理”职位的出现，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光绪年间修谱时，首次出现干首。“干首”这个词，可能是从外国的“干事”演变而来。商人史积冈曾为宗祠总干，近于干首。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谱时，史致习、史悠城、史久宝、史芝庭、史善章、史久烈为干首。五一房的史善章（1840—1902）为下宅干首，他是宗长史积峻的长子。而宗长是由辈分最高的人担任的。宁波东乡当地向来有“穷宗长”“富干首”的说法，之所以称为穷宗长，是因为那支贫穷，子孙不旺，所以辈分才高。而干首则是族中富裕之人，他们可能是经商致富或种田致富者。辈分高，是一种天然的宗族权力。干首属富而有能力者，是村中的能人，他们的权力是天生能力与后天财富的结合。两者结合，则是乡村宗族自治的最佳结合。

宗族是用什么规则自治的？宗训即家法，就是宗族内部的共同道德规则。

例如，史氏家训十六则摘录于下。

（1）立身：“以圣贤自待，则此身为圣贤之身。”“立德、立言、立功以垂不朽，莫先于立身。若身之不立，民斯为下矣。”

（2）孝友：“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有子曰：孝弟为行仁之本。”“孝父母之人，必友于兄弟，友于兄弟之人，必孝父母。”“孝友同源。”

（3）敬祖先：“敬其所尊，爱其所亲。”“春霜秋露，想见音容，疏食菜羹，如闻忾叹。”

（4）睦亲族：“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患难相恤，困乏相赒，丰俭多寡，唯力是视。”

（5）敬师：“若学者温故如新，可以为人之师。”“必因材而笃，循循善诱，不可以礼仪之厚薄为课程之真伪，误人子弟，得罪圣贤，又生平之大过也。”

（6）取友：“与贤者友，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俱化矣。与不贤者友，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俱化矣。”“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7）教子弟：“子弟未就外傅，蒙客先在家庭。”“饮食则教以节俭，衣服则教以朴素，步履则教以端庄，言笑则教以敬慎。”“庭训既端，出而就傅，自然读书明理，造就无难。故人乐有贤父兄也。”

（8）和邻里：“乡党之中，长于我者，则吾之父兄行也。幼于我者，则吾之子弟行也。等于我者，则吾之朋侪也。”“总之，忍让两字，以处邻里乡党，无有不合者。”

（9）肃闺门：“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10）御仆婢：“须悯其饥寒，察其勤惰，视其敏拙，别其忠诈。勤敏而忠者，有劳费之，有过而云；惰拙而诈者，有劳亦赏，有罪必惩。勿听巧言，勿惑谗谤，家庭乡党之不和，往往因小人而起，不可不慎也。”

（11）酬恩释怨：“吾人受人恩惠，便当铭心镂骨，不可遗忘。小惠而厚报，轻恩而重酬，未有不大喜过望者。”

（12）排难解纷：“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急难之中，易于见德。或人方构怨，而我以和言解之。”“或慷慨而息人之争，或从容而消人之恨，或苦口而出以至诚，或劝诫而本于哀矜，任劳任怨，不敢居功，无小无大，期于有济。”

（13）治家敬宾：“量入为出。”“裁省冗费，禁止奢华，稍有嬴余，以备不虞。”“接待宾客，则以诚敬为主，淡薄俭素，吾儒本色。一蔬一核，真意蔼然，宾主款洽，情文倍至。”“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古人之格言，正今日之良药也，可不勉哉。”

（14）施药传方：“施药一事，可以行己之仁而扩而充之，又自有近仁之方也。”“吾人居平无事，须精考方书，博求症变，购良药，合丸散。凡有疾而不能得药者，问症而与之，所费无几，全活实多，又何惮而不为也。”“集古今经验奇方，备细刻录，榜揭通衢，在己不必见德，在人不必知感。”

（15）不妄杀：“后世风会奢靡，酒穷内法之味，肴极山海之珍，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何曾作俑，相率效尤，何其恬不为怪也。”“欲挽今日之颓风，复还古初之敦朴，势不能矫情而戾俗。但杀生一事，非万不得已，断不可轻损物命。仁爱之道，其施无穷。”

（16）官箴：“居官不敬，非孝也。国而忘家，君而忘身，公而忘私，是之谓敬官，否则计温饱，好货财，以官为市，染指尝鼎，剖腹藏珠，招物议而速官谤，辱父母而玷声名，亲戚羞之，乡党恶之。”“古人以清白贻子孙，于公治狱多阴德，子孙有为三公者。高门大闾，自信极真。若房、杜之裔，酒囊饭袋，大坏家门，居官所当鉴戒也。”

又立宗规四条。

——百善以孝为先，则不善莫大于不孝，族内忤其父母，逆其翁姑，不孝所昭著者，败伦蔑义，天地不容，其子女均不得入谱。

——万恶以淫为首，况极恶尤在于乱伦，族内有奸其房亲，娶其族妇，乱伦有显征者，辱祖玷宗，神人共愤，其男女均不得入谱。

——托业行四民为准，族内有不顾廉耻，甘居下流，为倡优吏卒者，辱及祖先，污及宗族，其人已自外名教，不得入谱。

——立身以八行为归，族内有显背祖训，陷于匪类，身为盗贼奸宄者，不畏国法，敢犯王章，其人已甘为化外，不得入谱。

以上条规四条，通示一族，如有犯者，生不齿于族，死不入于祠，名不录于谱，凡吾族内，勉之慎之。

宗长与房长有权力处置族内事务，具有惩罚违背家法族人的权力。一旦出事，可以开祠堂门，进行家族处置。史积有的长子史善，“为吏，辱宗，削名”。有的人则因“干伦，辱宗，削名”。史善华长子史致英过世以后，其弟与嫂子私通，生一子，渎伦，削名，其子不入籍。（以上见《鄞东史氏家谱》）

节义表彰。“妇人以节为重，族内有青年守志、白首完贞之妇，其已经旌表者则书其年钦旌节孝，即未经旌表者，亦书守节，待旌以表之。”如同治九年（1870），恭遇圣恩，致乾夫人董氏入祀。史久龄，同治元年（1862）八月卒，死于“粤匪（太平天国）”之难，受到表彰。

（二）修缮宗祠

宗祠是体现中国人祖宗崇拜的地方，可以理解为民间宗庙。到清代嘉庆初年时，史家墓史氏再次修缮了宗祠。光绪十五年（1889），史致鼎见家庙无门楼，“以祠前非公地，不能拓广之，劝族兄东源出资，以一倍之田易其地，得使湫隘荒祠，顿成巨丽”。可见，他的贡献是修了门楼，增加了门楼前的空地。光绪十六年（1890），史氏再次维修宗祠。史致淋（1836—1897）等人曾为祠堂修缮做出了贡献，他曾出钱修整宗祠戏台、照墙、内石板。由此可知，这次维修以后，宗祠非常气派了。

（三）编纂宗谱

每年祭祀时，各房会有本房《祭祀簿》。只录月日，不记年代，这是中国人祭祀的记载习惯。宗谱记录了人物最基本的信息，主要是生卒年与墓地之类，可以理解为宗族崇拜的谱系建构。宗谱编纂，本质上是对宗族人口进行档案管理。

史家墓史氏首次编纂宗谱是在嘉庆元年（1796），与邻村陆氏乾隆中期编纂宗谱相比，时间稍晚一点。不过，宏观上来讲，均属乾嘉时期，这是清朝最为国泰民安的时期。太平时期也是文化建设的时期。早在雍正二年（1724），皇帝在《圣谕广训》中就提出“修族谱以联疏远”，倡导民间编修家谱。皇帝提倡修家谱，影响自然更为广大。

史家墓史氏首次修谱的主导人是史积传与史积淇。下宅河东禄房的史积传（1750—1801），字世方，是下宅的著名秀才。史积淇，是中宅的县学生。宗谱编纂是读书人关注的事。在史氏中，上宅的文化层次较低，而中宅与下宅的文化更发达一些。这次修谱的原则是自“节”代以上，照旧抄录；“节”代以下，复为增订。由此可知，史氏之前也有类似的草谱存在。他们编纂宗谱的宗旨是“位次森然，序昭穆也；先后秩然，别长幼也；生卒备载，期不忘也；疑信相参，示必考也”。这是一册手抄本，流传不广。

二修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离上次修谱已有三十七年了。主持人是史积汉（1797—1860），字倬云，学名鉴，号菱湖，是中宅的县学生。“近年以来，大荒大疫，其生者无论矣，而死者每不知所终，苟非今而登载诸家乘，何自其卒葬哉？”于是，与族内诸公，先约采访之期，并议增订之事，完成修谱之作。“故有抄谱一卷，体例未备，挂漏亦多。”由此可知，到二修时，宗谱的体例仍较简单，“止有《世系图》一卷，于其名下，录其生卒配葬”。宗谱是家族档案，往往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如表格之类，这样的方式成本低，容易做，适合底层人士来做。

三修是在光绪元年（1875），距离第二次修谱又过去四十余年了。这次修谱不再由族人来承担，而邀请了著名学人应全栻编纂。应全栻，人称小园先生，是邻村雅应（今称下应）的著名学人。此次修谱始于同治十三年四月，随采随录，成于九月，光绪元年（1875）二月刊刻于世。学人的视野比较宽，在宗谱体例上做了较大的扩充。“采用欧、苏二家之法，为之发凡起例，搜访旧谱，参以谱录，合编而续修之，分为四卷。卷首为谱图，以明世序；次为谱录，以详世略，上溯列祖源流，中通旁支流派；下叙附录迁居，缀以祖训宗规。其列代世传，至旧谱所疏于考据、狃于传闻，并一切谬误而未当者，皆就所知厘正之。”系谱用图，小传用录。这次使用的谱图与世录模式奠定了史氏宗谱的格局。前后费时五月，又费五月刊刻于世，此为首次刊刻。采访之事，三房各举一人，按户访查。族内名贤史致鼎（惺夫）、史致岚（晴初）参与编修。出游外地或迁居别处者，信息以是否报谱局为原则。“谱录所载有详略，唯一视本家所报之详细为准，非关采访者之事。”这条原则，今日仍成立。

四修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邀请袁政襄为主编。袁政襄是鄞县人，修谱专家，曾主修过《浙江鄞县勾甬鲍氏宗谱》《鄞县武陵桥陈氏宗谱》《桃江张氏宗谱》《鄞邑江北戴氏宗谱》。发起人史悠樑是三修参与者史致鼎的儿子。“纲目条纪，系法欧氏，录本苏氏，世经人纬，允矣尽善尽美。”从有关情况来看，这次修谱，在体制上扩充不多。

二、传统的四民职业

中国传统的职业，主要是“秀者安于读，鲁者安于耕，巧者安于工，变通者安于商”。这样的职业归纳实际是按古代典型的士农工商“四民”来分类的，自然也是符合史氏家族职业分类的。农业是主流的职业，但往往留下的记录最少，所以反而无法细写，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下面只能重点谈谈其他职业的史氏祖先的历史。

（一）读书

清代，史氏出了一些读书人，不过科举考试能力不强，大都是国学生或儒士，“大都隐居不仕，授徒乡里，以世其家。史氏之家风洁白，读书为善，代有其人。”下面按下宅、中宅、上宅顺序，对其中主要人物加以介绍。

下宅河东第一代为康熙年间的史义宏（1721—1750），字上理，儒士，人称上理先生，世以“贤良方正”称之，属53代。第二代为乾隆年间的史积传，人称世方先生，著名诸生，主持第一部史氏家谱编纂。第三代为史善怀（1776—1839），字慎德。第四代中史善怀的长子史致远（1796—1864），字兆生，例授奉政大夫。第五子史致观（1810—1887），国学生，学名史致琯。第六子为史致琛（1815—1862）。第五代史悠华（1854—1925），学名彩堂，字自东，号成芳（也作“成方”）。儒士，国学生。出继史致琛为子。“至于七十，其经验至富，其见闻至广，或则道德学问之足称，或则勋名功业之有成，循古人因事致敬之义，其能已于一言乎？”第六代为史久梅，也是塾师，兼营回生堂药店。

下宅河西的松、柏、梅三房。史积昂（1781—1843），邑佾生。子史善乾（1811—1848），字九占，号韭涧，宿儒，充邑佾生。史善从（1809—1851），字用先，号蓉仙，儒士，精岐黄术。孙史致岚（1832—1875），学名清瑞，字晴初，号晓山，又号雪香。同治八年（1869）为县学诸生，充邑佾生。“亲聆庭训，攻苦揣摩，学有渊源，信不诬矣。”不过，他“青毡旧物，守以糊口，终岁所入，不满百金，而箪瓢屡空，宴如也”。可见他是一个塾师，收入不高，但心态很好。

下宅河东支的史节持，字揆一，康熙年间人，生卒年不详。有三个儿子，均读书。史义精（1716—1766），字麟玉，儒士。史义明（1718—1765），学名文辉，字二耀，县学生。史义廉（1726—？），字昌裔，儒士。

史义声（1709—1761），字鹤鸣，儒士。

史义刚（1724—1760），字允阳，邑佾生。

史义集（1723—？），字浩生，邑佾生。

史积洋（1783—1844），儒士，字观涛，号馆桃。

史善相（1789—1855），邑佾生。

史善金（1791—1853），邑佾生。

史致科（1830—1879），国子监生。

史致芳（1836—1887），字林安，号信予，国学生。史善金之子。

史致芬（1826—1868），邑佾生。

史致瓒（1807—1859），学名史致广，国学生。

史悠炜（1849—1896），儒士。

史善灿，乾隆年间人，“业儒，授徒于家。中年弃儒，皈释”。史节魁的四子史小刚，皈释。由读书人、塾师，进而皈依佛教，这也是新现象。

下宅的史积全（1817—1890），恩授迪功郎。

史积云（1795—1860），恩授迪功郎。

史善荣（1814—1874），议叙从九品职衔。

史善大（1822—1892），恩授迪功郎。

史才善（1824—1882），恩授迪功郎。

史尽善（1828—1882），恩授迪功郎。

史致瑞（1820—1882），恩授迪功郎。

下宅河西诗、礼、乐三房的史积存（1734—1810），恩授迪功郎。

史积中（1740—1810），恩授迪功郎。

史积广（1750—1813），议叙九品职衔。

史积全（1757—1833），恩授迪功郎。

史善祥（1780—1855），恩授迪功郎。

史善楷（1782—1851），恩授迪功郎。

史善明（1813—1890），恩授迪功郎。

史善全（1792—1859），恩授迪功郎。

史致杰（1841—1870），议叙从九品职衔。

史致仕（1781—1856），恩授迪功郎。

史致闻（1787—1856），恩授迪功郎。

史致贤（1790—1866），恩授迪功郎。

史致锷（1805—1879），恩授迪功郎。

史致勋（1833—1890），国学生。

史悠博（1813—1887），恩授迪功郎。

史悠然（1804—1873），恩授迪功郎。

下宅史善懋（1794—1862），宿儒，充国子监生。

下宅的史在益，史节操，吏员，考授府经历，正八品，例授职郎。

史节就（1694—1771），邑佾生，吏员，恩授迪功郎。

史节名（1697—1781），邑佾生，吏员，恩授迪功郎。

史义尚（1710—1780），邑佾生，吏员，恩授迪功郎。

史悠才（1848—1907），钦赏五品军功赏戴蓝翎候补千总。

史悠坤（1846—1911），议叙从九品职衔，例授登仕郎。

上宅的史悠椿（1844—1916），候补县左堂，例授登仕郎。

史节操（1688—1733），由吏员考授府经历，例授迪功郎。

史节挺，恩授将仕郎。

下宅史积和（1757—1830），恩授迪功郎。

史积江（1791—1864），恩授迪功郎。

史善修（1771—1849），字启原，号溪源，议叙九品职衔，例授登仕郎。

史致远（1796—1864），例授奉政大夫。

史致咸（1828—1901），恩授迪功郎。

史致瑛（1809—1858），学名史致润，国学生。

史致琨（1825—1904），恩授迪功郎。

史致雅（1829—1904），恩授迪功郎。

史致昌（1809—1879），恩授迪功郎。

史悠泰（1877—1948？），史致芬之子，儒士。

史悠尚（1817—1889），恩授迪功郎。

中宅的史义昌（1735—1788），儒士。

史义标（1758—？），儒士。

史善与（1787—1837），邑佾生。

史善富（1792—1860），史积荣次子，邑佾生。

史致楹（1815—1868），儒士，邑佾生。

史致岳（1806—1836），儒士。

史致涧（1841—1880），国学生。

史悠槚（1842—1886），国学生。

史悠基（1841—1900），国学生。

史悠煌（1845—1912），国学生。

中宅的史节商（1722—1784），恩授迪功郎。

史节范（1726—1803），恩授迪功郎。

史义规（1742—1813），恩授迪功郎。

史义伸（1749—1831），恩授迪功郎。

史义敬（1734—1814），恩授迪功郎。

史义直（1740—？），恩授迪功郎，乡饮介宾（行乡饮酒礼时辅助于宾客之间的人）。

史义拱（1714—1796），恩授迪功郎。

史节麟（1707—1783），恩授迪功郎。

史节梁（1697—1777），恩授迪功郎。

史义洽（1746—1820），恩授迪功郎。

史宗泰，恩授迪功郎。

史节宏（1703—1780），恩授迪功郎。

史节大（1707—1778），恩授迪功郎。

史节筠（1711—1795），恩授迪功郎。

史义质（1753—1815），恩授迪功郎。

史义烈（1730—1820），恩授迪功郎。

史廷扬（1751—1831），恩授迪功郎。

史义建（1754—1832），恩授迪功郎。

史如成（1762—1833），恩授迪功郎。

史在华（1671—1752），恩授迪功郎。

史在圣（1683—1762），恩授迪功郎。

史义璔（1765—1837），恩授迪功郎。

史义全（1717—1793），恩授迪功郎。

史宗禹（1629—1703），恩授迪功郎。

史在锦（1667—1703），例赠修职郎。

史节明，恩授迪功郎。

史节玉，恩授迪功郎。

史义尊（1724—1796），恩授迪功郎。

史义崇（1718—？），恩授迪功郎。

史义楷（1728—1809），恩授迪功郎。

史义中（1722—1799），恩授迪功郎。

史义直（1720—？），恩授迪功郎。

中宅廿九房的史积备（1729—1798），恩授迪功郎。

史积德（1752—1821），恩授迪功郎。

史积明（1740—1805），恩授迪功郎。

史积荣（1742—1815），恩授迪功郎。

史积广，议叙从九品职衔。

史善行（1761—1833），恩授迪功郎。

史善经（1775—1848），恩授迪功郎。

史善勇（1771—1842），恩授迪功郎。

史善楠（1798—1882），恩授迪功郎。

史善玉（1754—1831），恩授迪功郎。

史善观（1784—1851），恩授迪功郎。

史善尊（1782—1856），史积荣长子，恩授迪功郎。

史善迎（1782—1854），恩授迪功郎。

史善风（1789—1857），恩授迪功郎。

史致武（1822—1895），恩授迪功郎。

史致淋（1836—1897），国学生。

史致福（1805—1873），恩授迪功郎。

史致廉（1804—？），恩授迪功郎。

史久文（1820—1905），恩授迪功郎。

史悠才，军功正五品，候补千总。

中宅三友房的史积炽（1754—1825），恩授迪功郎。

中宅史积经（1758—1833），恩授迪功郎。

史积流（1772—1848），恩授迪功郎。

史积足（1760—1850），恩授迪功郎。

史积德（1758—1833），恩授迪功郎。

史积球（1762—1837），恩授迪功郎。

史善术（1817—1887），恩授迪功郎。

史通善（1816—1887），恩授迪功郎。

史善鹏（1819—1909），恩授迪功郎。

史致宏（1800—1874），恩授迪功郎。

史致宝（1803—？），恩授迪功郎。

史致月（1828—1900），恩授迪功郎。

史致彰（1834—1902），恩授迪功郎。

上宅的史致耀（1792—1864），恩授迪功郎。

史致中（1826—1897），恩授迪功郎。

史积琅（1801—1870），恩授迪功郎。

史悠裕（1821—1902），恩授迪功郎。

史积备（1737—1832），恩授迪功郎。

史积忠（1751—1821），恩授迪功郎。

史善良（1753—1836），恩授迪功郎。

史善功（1776—1850），恩授迪功郎。

史善述（1773—1857），恩授迪功郎。

史善足（1790—1870），恩授迪功郎。

史善国（1802—1884），恩授迪功郎。

史致震（1835—1901），国学生。

史兆庆（1777—1849），恩授迪功郎。

史致梧（1815—1884），恩授迪功郎。

史致魁（1805—1880），恩授迪功郎。

史致均（1801—1874），恩授迪功郎。

史致杨（1808—1896），恩授迪功郎。

史致杠（1821—1900），恩授迪功郎。

史致权（1811—1880），恩授迪功郎。

史致盛（1824—1899），恩授迪功郎。

史致益（1835—1909），恩授迪功郎。

史致和（1830—1900），恩授迪功郎。

史悠昌（1825—1894），恩授迪功郎。

史悠官（1819—？），恩授迪功郎。

史悠琨（1828—1899），恩授迪功郎。

史致奎（1781—1858），恩授迪功郎。

史致木（1818—1890），恩授迪功郎。

史致美（1802—1871），恩授迪功郎。

史致昌（1809—1879），恩授迪功郎。

史致林（1817—1888），恩授迪功郎。

史悠昌（1800—1873），恩授迪功郎。

史悠尚（1817—1889），恩授迪功郎。

这些迪功郎之类，应是花钱捐来的。

（二）移民外地工作

为了生存，村人往往会迁移到其他地方工作或居住。早在乾隆年间，史氏就有人居住在城中。史节魁有六个儿子，其中史廷可、史廷良、史廷秀、史千丰四兄弟，徙居杭州城新桥。上宅的史久圣（1841—？），寓居宁波城中。其弟史久仁（1844—？），寓居宁波城中，后客居福建，未归。史久武（1823—1892），寓居宁波城中。史久春（1853—？），迁居宁波城中。史善仁之子，史致耕（1823—1868）、史致耔（1828—）、史致勋（1821—？）三兄弟，迁居余杭仓前镇。史悠煊（1865—？），迁居杭州。史悠承（1832—1887），迁居宁波城中。史久清（1869—1887），迁居宁波城中。

迁移的方式，或经商，如史善凤外出就贾，托迹于石浦，侨居江北。史致山，道光间贾于慈溪后山北，未归。史善良（1810—？），出贾于外，未归。史致守（1859—？），出贾于外，未归。下宅河西的史积涛，出商于外，亡于黄河渡口。上宅的史致畅，木行失业，出外存否未卜。或打工，如史久河（1880—？），在上海。史久盈（1889—？），在上海。史久序（1876—？）与史久厢（1889—？）兄弟，在上海。史济如（1893—？），在上海。史美茂（1908—？），在上海。史久厚（1880—？），在上海。这些人应是在上海打工。同治元年（1862）八月初九，太平军进攻东钱湖，史致华（1802—1862）“奋不顾身，以死自徇”。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史悠长（1833—1892），国学生。次子史悠高（1844—1904），亦“援例入成均”，为国学生。“后为资生设策，兄弟同作沪上游。长子悠长具良材，擅奇艺，见重夷人，委以重任。季子悠高亦因之获选，积寸垒铢，囊有余储。岁时而归，以奉慈闱。孺人于此始可无家境忧矣。”由于两个儿子到上海工作，家境得以殷实。

（三）经商

史氏中的经商家族，最早出现于清代的中宅，一是史积冈家族，二是史积汉家族。

1．史积冈家族——由农而商

中宅三友房史积冈（1775—1842），字文峰。父亲声宏（义成），有贤行。母亲早卒。两世力田，有义行。嘉庆十一年（1806），父亲故世。史积冈“幼习农业，足称上农（古指种植条件好、收益较多的农民）”。农隙之时，亦有志于文墨。二十七岁，从商习贾。“克勤克俭，积久，亦囊有余资矣。购良田，营华屋，非公所重。”由此可知，史积冈经商致富以后，转而投资农业。这是保本之行。他性嗜酒，“平生好施予，尚义礼，遇饥寒无告者借贷于门无吝色，久而不归，亦不计其息”。为宗祠总干，著有劳绩。据史悠樑《先王父葆卿公行状》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修鲍王庙，他捐资，董匠，易地重建，朝往夕返，始终不怠。庙成，他则积劳而卒。有一次，他对夫人钱氏说：“民有四，士居首，农居次。吾将以长男课耕，次男课读，可乎？”得到夫人支持，于是聘请名师，“鸡黍之供，毕诚毕敬，同学诸文士，察其贤者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不贤者远之，亦不峻拒，日就月将，文行兼优，卒成名士，而公之心始慰”。

史善海（1801—1868），字曙楼，号瀛洲，为史积冈长子。业农桑，布种不违时，常以惰农自戒。可见，这是一个勤劳的种田家庭。

次子史性善（1812—1845），学名秉彝，号葆卿。夫人为柴氏。从小读书用功，“嗜学如饥思食，渴思饮，转忘饥渴之在其身”, “邃密文法，精诗律严，一时多称观止”, “卒以文名著，请业请益，咸乐追随”。他在附近柴家担任塾师，“教育弟子，循循善诱，宏奖风流”，著名弟子有柴季眉、柴小桥。道光二十三年（1843）服曾祖父母丧礼阙，赴罗宗师岁试，入邑庠。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宗师视学，又补廪膳生，参加浙江乡试，不第。次年过世，年仅三十四岁。其时，长子史致乾十一岁，次子史致鼎才七岁。

史致乾（1835—1861），字大元，史性善之子。“励志躬耕力穑，有秋便能。综理家政，外而春粮秋税，邻里馈遗，宾客回答，内而庭除龟湢，条次井井。”说明家庭管理能力较强。可惜早卒，年二十七岁。

史致鼎（1839—1896），学名锡祺，字大魁，又字新甫，晚号惺夫。为史性善二子。“稍长，从师攻苦力学，经书以外，兼修子史。”因家境窘迫，想弃儒而就商。幸得父亲学生柴小桥、柴季眉的栽培得以坚持下来。当时遇太平天国之乱，停试数科。同治五年（1866）受学于吴学政，为县学生。以后多次参加乡试，均不第。光绪十四年（1888），在廿九房设馆。后应陈仁初聘，在教书后约董缙恒、钱风翰，同设帐于竹中精舍，“考核经义，参稽掌故，无日少懈。至拟制艺文字，犹其余事”。史致鼎为人师，为后进所宗仰。后假馆小亭林顾氏，小亭林多顾二鹿先生手订之本，有藏书数万卷。往往挑灯展读，达旦不倦。与其子顾鸿彩医生，“同佐雅谭，拈题唱和，饶有兴致，间得佳句，还共饮赏”。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为堂备（主考官在落卷中选优者，在其卷内批下“备”或“堂备”字样）。光绪二十年（1894）乡试，荐卷（试卷被推荐）。一生以塾师为业。初应郑弼葊先生之聘，设馆数载，教学相长，益若匪浅。“顾不给于养，为巨室作拟题，经岁不下百余首，以是用佐菽水。”也就是帮大家猜题，拟写作文，换取报酬。晚年丧偶，郁郁家居，无意功名。著有《竹荫轩诗文稿》《小字大魁》。“性敏沉，研究经史，皆有所获。”“天资秀挺，学力坚贞，恒虚心以待物，不与世浮沉。其学诗也，得力于汉魏乐府尤多。至于唐宋元明，精于诗者，靡不搜罗遗书，悉心研究，故兴之所至，发为讴吟，非声锵金石，即律中宫商。文则尤闳中而肆外者矣，根柢六经，以及历代史学诸子百家，流览博观，都能领其精英。故著述留贻，篇篇可观。惜功名不显，稿中撰文所丐言者，仅耀于鄮东一乡。”曾编纂《历代帝王纪要》数卷，后知人已有同名书，没有刊刻。光绪十九年（1893），鲍王庙重修，出资出力。史致鼎曾对儿子说：“读书非为谋利，他日家道优裕，昆仲析居，当置若干学田，以资培植后嗣，断书香于弗替，汝其勉旃。”他过世不久，两个儿子也相继过世，只剩下老三史悠樑，“辍儒业，离郡经商，凡十载，家隆隆起”。

2．史积汉家族——由塾师而商人

中宅三友房的史积汉（1797—1860），字倬云，学名鉴，号菱湖，县学生。“入塾习章句，辄能颖悟。比稍长，博览群书，历严寒酷暑，手未尝释卷，刻意冥搜，率常废寝食。帖括之文，初不求工，顾必取资经籍，而以清真雅正为宗旨，皆有目共赏，卓尔不群。”道光三年（1823），杜文宗到宁波选考人才，他补为县学生。“由是名噪乡邑，远近从之者日益众，后进之士习举子业，经其口讲指画，悉有法度可观。”可惜，屡困省闱，参加浙江乡试不第。但他“安之若素，谓士之遇不遇，莫非命也。其遇者，童子操觚，骤掇高第；其不遇者，浮沉场屋，为老师宿儒。吾读书穷理，未窥其奥，名在孙山外，分内事耳，有何咎于有司之不明？彼自号通儒，诿于时运，而郁郁不得志者，抑何所见之不广哉？”可见，他的心态较好。平时，他“诗酒自娱，豪爽之气，扑人眉宇，坐花醉月，至老不衰。课读之暇，邀二三知己，相与谈古今得失之事，以佐觞咏，态度轩昂，须发苍古，洵飘飘乎有风外意。为人不立崖岸，诚以待友，和以处众，而亲礼贤士，体恤姻戚，故三党（三党指父族、母族、妻族）多称之。他若排难解纷，凡里中有不平常事”。“晚年，为他姓纂修家乘，辨源流，序昭穆，质则不诬，详而有实，矢高矢慎，不敢或私，其为功岂非浅鲜哉！”这说明他参与了他姓族谱的编纂。

史善恩（1824—1884），字惠堂，号苇塘，史积汉子。“自幼沉毅敏悟，在塾攻书，矫然自异。趋庭之训，无时或忘。”他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当塾师。“乃家境贫乏，道光间，岁荐饥严。授徒乡里，所入修脯，不给于用，不得已，弃儒服贾。”二是进入商业界。“初学业于慈北，尊师重友，每事必禀命而行。继乃至宁海胡氏经营八载，淬励倍常，主人甚相契合。后又至梅林王氏，主事十二年，屡获利益，司计者倚为左右手。”太平军进宁波时，仓皇出走。三是独立创业。同治元年，“立业于奉邑。家无余资，赖亲友赞成之，始得措时理。数年之间，无甚生色”。同治五年（1866）, “渐至亨通，由是利常倍蓰，而声誉日益隆，家业亦日益起”。这是他“才识精明，谨厚持重”的结果。光绪五年（1879），援例入成均，为国学生，以继家声于弗替。一般的经商之人，唯利是图，看见人“施施然而骄，有告贷者，辄谢绝不与通”，他则轻财重义。

史致习（1854—1916），字传曾，号兆财，例授登仕郎。史善恩之子。“性伉爽，有大略”，未成童即随父亲到奉化蒪湖（莼湖）经商。因僻处乡村，数遇盗，难以发展。夫人张氏主张“争利于市”，认为“（宁波的）江东为水陆交会地，距故乡又近。若以固有之资财及前得之经验，移其业于此，所获必较厚”。于是，“近浮桥设店，大营金铁，迄今三十余载”。这家铁器行位于浮桥东。此序写于民国十三年（1924），倒推三十余年，则迁移是光绪十七年（1891）以后的事。“箕裘绍述，旗鼓重张。”二十余年，“商战屡捷，益能恢广其先绪，而家道蒸蒸日上”。“虽饶于资，但自奉菲薄，惟于义之所宜尽，则积而能散。戚党有贫乏者，每解衣推食，施无吝色。至若造梁砌路者善举，躬自倡率，为里中之有力者劝。”

3．史善凤家族

河西支的史善凤（1829—1880），外出就贾，托迹于石浦。太平军占据宁波期间，他带领家眷避难东钱湖。事后，侨居于江北，“维持家业渐饶，储有薄资”。同治十年（1871），居守。同治十二年（1873）, “设泰和布肆，兼理农业，不复作远行计”。也就是说开过“泰和”布店。“疏财仗义，凡三党有急难告者，无不尽力佽助，以是家无余蓄，致多窘迫。”三个儿子中，史致灿（1861—1905），字骏华，号光甫，出继善性，议叙从九品职衔。次子史致炳（1865—1919），字荣华，号荣棠，托业于城市。三子史致焕（1869—1904），字宝华，号文耀，设肆于湖南。可见，他远到湖南经商。

4．史久枬

史久枬（1863—1916），原名久楠，字泗绥，号祯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史悠昱（1824—1878），字人杰。祖史致远（1796—1864），字兆生，恭房祖。其家中土地不多，终岁勤劳，勉强自给。史悠昱“幼时产乏中人，奉严命务农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岁勤动，足资衣食”。他曾对人说：“吾妻能馌，吾子能牧，亩亩中非无乐事，惟冀物阜年丰，我愿足矣。”后来人口增加，仰事俯育，入不敷出，仍不管。“终岁勤劳，粗足自给。”习惯于农业生活，没有更高的要求。史悠昱有三兄弟，但其兄与三弟没有儿子，而他正好有四个儿子，于是他将长子久根过继给兄长，将三子久棋过继给三弟，但仍然保持了长幼顺序。这是孝友制度。四个儿子，或课以耕，或课以贾。由此可知，他选择了农耕与经商两条道路。

史久枬读书以后，颇聪颖。光绪二年（1876），以乏膏火资，即没有学费钱，遂弃儒而就贾。是冬适严寒，其父担心他不耐劳，要他返乡务农。次年，父亲故世。过了一段时间，自叹：“长守此亩中，何日能出人头地邪？世之席丰履厚者，必历艰辛而后得，苟有援引，吾往焉。”这就是农民与商人的不同之处。史悠昱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有到过外面，不知道还有其他职业适合他，以种田为满足。而其子因为到宁波城里的商店工作过，不安于种田，而有更高的职业追求，要出人头地。于是往东走，来到蛟川（即镇海）学习商业。“敦厚周慎，能得肆主欢。”同县张君传十分器重他，聘他为“锦盛洋货庄”的出纳，如此来到宁波城中工作。“持筹握算，既敏且勤，而尤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历三十年如一日。诚意所孚，而信从者众，亦可谓无忝厥职矣。”

史久枬“天资颖悟，处事谨慎。立业郡城，主宾契合，诚市井之巨嬖也”。光绪十七年（1891），代办军装，赏加五品军功。光绪二十二年（1896），以资授中书科中书暨州同衔，赠奉政大夫，追封三代，悉如其官，光宗耀祖。光绪二十六年（1900），邻居家着火，他家也受牵累。于是，“纠众集赀，鸠工庀材，先肯堂构，兼营宫室，轮奂落成，视旧有加焉”。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十岁的他，急流勇退，回到家里，当时母亲应氏尚在，两位兄长早逝，他“抚恤其遗孤，经纪其家业”。故有人赞他：“世之人贪婪无厌，竞逐商场，恒知进而不知退。君则避廛市而居乡井，颐养天年，怡然自得，其殆合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义欤！生平恬淡寡欲，无声色货利之求，而遇义之所当为者，则慨然引为己任，此岂非古君子之淡泊明志，而尤能急公好义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