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基本理论架构

一、基本理念与传播假设

Miike（2004）归纳出了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五大基本理念：

（1）传播提醒人类认识到宇宙万物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系。而西方往往认为传播是一个表达自己存在和独立性的过程，“联系”观和循环观就是对西方单向传播观念的补充。这个命题与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整体，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感受、领悟到宇宙的整体性和全息性。

（2）传播是让人们减少个人自私心理或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传播是一个证明自己、扩展自我的过程。但是，亚洲思想者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与他人、自然进行沟通，体会世界的全息感就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和培养。通过这种长期的自我克己训练，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可能的，并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乡土自卫心理，走向广泛联系的和循环。这种理念是欧洲中心的人类传播学理论中没有的。

（3）传播是人类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儒家思想认为，人们通过对他者的感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佛教也非常强调怜悯之心的价值。这种同情式的传播与个人化的移情并不一样，它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联系的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这个命题与“他者导向”式亚洲思维密切相关。

（4）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互惠、感恩和回报这样特定的亚洲主题和概念，并展示了亚洲传播循环相与、生生不息、超越时空界线的观念和特色。

（5）传播是人们将宇宙情感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和谐构成亚洲传播的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如果个人的传播活动能够增进宇宙或者人们之间的和谐程度，那么会得到正面评价，反之则会受到批评。而且，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Chen,2001），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这五大理念直接导致了一些关于传播的假设的产生（Miike,2002b）：第一个假设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境下；第二个假设是在多情境中，传播者在认识和行为两个方面既主动又被动；第三个假设是相互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有核心价值。

二、核心概念和模式风格

对于一些新的理论主张来说，概念是如此重要，因此最初对概念建构的力度是很大的。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亚洲”或者“亚洲中心（性）”必然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围绕“亚洲”概念，亚洲中心论有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等（Miike,2002b）五大得到较多共识的核心主题。上述五个核心主题自然成为核心概念，围绕这些主题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特定文化传统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论模式。

比如中国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面子”“气”“占卜”“缘”等概念（Chen et al.,2006），这些概念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解释中国传播行为的特点，而且这是其他传播理论做不到的。陈国明（Chen,2001,2004）尝试依托这些概念来发展一种“和谐传播理论”。“报/互惠”意味着一种相互往回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具有超时空效力，当然“关系”意味着比互惠更多的东西，它们总是指向和谐。“客气”指的是为了避免冲突所保持的一种忍让、克己的态度，有时是一种尊重，这涉及“面子”问题，其目标是为了获得“和谐”的状态，最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必备的“礼”仪。“风水”“占卜”和“气”都是为了改善与各种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得诸事顺利，以达到和谐之境。

还有日本的enryo（谦虚、客气、保留）和sasshi（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恭敬）、amae（小孩撒娇式的依赖感）、awase（与他人相互适应协调）、sunao（正直服帖）、kotodama（言语和文字不可思议的灵力）、（ne）mawashi（非直接表达）、on（恩报）、en（缘）等概念（Chen et al.,2006）。Kume（1996,1997）建构了一种组织传播中的（ne）mawashi模型。（ne）mawashi源自园艺，指的是移栽时对植物根部的保护。在日本乡村社会中，（ne）mawashi指通过没完没了地在组织成员中传播观点以达成共识的办法。在（ne）mawashi的传播与决策过程中，既重视权威，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位组织成员的意见，并力求在充分磨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获得统一集体决定。

除了上述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核心概念外，亚洲各国都有很多核心概念可以被整理出来，并有很多概念都可能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传播理论模式。比如印度的建议（dhvani）、审美趣味（rase）、语境（praka-rana）等（Dissanayake,2003）。同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也能够获得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伴随这些理念和概念体系的是对某些特殊的亚洲传播风格的描述：直觉式感知、同情的、安静或沉默、内敛与敏感的（Chen et al.,2003）。

三、研究路径与实绩

Dissanayake（2003）就亚洲传播研究提出了四种路径：

（1）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比如印度的《舞论》、中国的《论语》等典籍。对传统文献的探索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已经全面展开。

（2）从传统经典文本和现代文化生活中提取大量与传播有关的概念，这类研究是当前亚洲传播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比如上面提到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enryo、sasshi、amae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模式的建构。

（3）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包括戏剧、民间舞蹈和民谣、礼仪庆典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种群体性活动非常适合我们对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进行分析。这类研究在海外并不少见，但是却很少被纳入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理论视野中。

（4）必须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序列中：一种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这类似于特定文化历史传统下的当代传播行为、心理与习惯研究，这类研究颇费周折，有待全面展开。

除了上述的研究路径，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与成果值得注意。

（1）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概念解释实际上是当前传播学“亚洲中心论”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文所提到的Miike, Chen, Dissanayake, Ishii等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亚洲中心论元理论的讨论和建构上。

（2）亚洲重要思想、习惯与传播理论研究。由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推动，从儒家思想角度研究传播的人越来越多，比如Yum（1988）的《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非常有名、影响广泛。其他的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传播研究还有Starosta和Shi（2007）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多维透视研究；Ishii（2001）从佛教思想出发对传播的独特探索；Mowlana（2007）对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其中，对伊斯兰思想传统的研究是传播学亚洲中心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3）比较研究。东西方在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比较研究非常必要，大部分亚洲传播中心论的概念阐释从广义来说都是以西方相关概念为参照系的，有针对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有Okabe（1983）的日美文化和相关传播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进行远缘类比的，比如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非洲Ubuntu（人性、人情味或人道）概念的比较分析（赵晶晶，2008）216。还有Dissanayake（2003）127对佛教“正语”与哈贝马斯观点所进行的比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