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说来惭愧，作为一名教育史从业者，我真正关注并认真研读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教育思想和著作大致是2007年以后才开始的。当时，我正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学术兴趣，制订了一个所谓的十年计划，准备用大约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阅读和研究一批清末民初的士人日记，藉以丰富对那一时期社会变革、教育变革所引发的士人心态变化的理解，从而加深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心理层面的认识。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尽可能地收集各地整理出版的日记类文献，从晚清四大著名日记，到乡村士子刘大鹏、朱峙三的日记，从黄炎培、胡适、吴宓的日记，到恽毓鼎、张謇、吴汝伦的日记，只要得到有关信息，总是千方百计购置。在此前后，已大致浏览过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五卷本《竺可桢日记》，这个五卷本由于是“摘编”，所以读起来总是觉得有点不满足，关键时刻常常被省略号所打断。正在此时，看到了由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从200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竺可桢全集》。从“前言”中得知，《全集》的6—19卷将全文收录竺可桢1936年至1974年的全部日记，于是，生活中多了一份期盼，出版一卷购置一卷，终于在2013年把已出版的24卷购齐。
当时刚刚结束了《胡适留学日记》的研读。在1915年1月2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他在哈佛大学与竺可桢、张子高、郑莱等同学的一次聚会，聚会讨论的主题是“设国立大学以救今日国中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之失”的问题。这次聚会由竺可桢作东，当时的竺可桢和胡适他们只是一群20岁出头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一月的波士顿，室外寒气逼人，室内却热气腾腾，“畅谈极欢”。这样一幅图景，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决定调整计划，接下来重读《竺可桢日记》，先从1936—1949年这一段读起，因为这是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校政的13年，也是他全面实现自己20多年前理想抱负的一个重要时期。反复捧读这些7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写下的数百万言《日记》，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在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与同事和学生们谈起，阅读竺可桢校长的日记让人有一种接受精神洗礼的感觉，有一种精神境界升华的震撼。深刻地感受到，正是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西迁”，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空前民族灾难中，实现了由一所地方性大学跻身于中国著名大学的关键性一步。可以说，浙江大学在成长与发展进程中的最重要时期，正是在竺可桢长校期间经历的。
另一方面，在阅读这些日记和研究竺可桢教育、科技活动及其思想时，总感到有些遗憾，即是觉得像竺可桢这样一位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一位在国内外交游广泛、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现有的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的积累真的是远远不够，与他的地位和影响太不相符。别的不说，据我粗浅的了解，迄今为止，除了李玉海先生的《竺可桢简谱》，还没有见到其他更翔实的“竺可桢年谱”。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于人物研究而言，一部翔实可靠的年谱是多么重要，说得极端点，几乎就是一种必备的工具书。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各种版本的年谱，何止一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张伯苓、叶圣陶等，都有了数百万言的年谱长编；胡颂平编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早在1984年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煌煌十卷，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巨著。这些年谱和年谱长编的编辑出版，无疑对推动有关谱主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在研读《竺可桢日记》时，每每有一种冲动和期盼，如果能在《竺可桢日记》的基础上，参考其它史料文献，下功夫编辑整理一部《竺可桢年谱》，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说来凑巧，2016年12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李杭春老师送给我一部《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打印稿，说是让我提些意见。书稿拿到手后，我用了两天时间即把20余万字的稿子读完。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即是，这部书稿使我近些年来阅读《竺可桢日记》所获得的一些感想、印象和留存下来的一些疑问一下子清晰起来、连贯起来、丰满起来。这可能正是一部翔实的年谱之于人物研究所发挥的作用。读了《后记》我才知道，这部书稿完全是作者利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完成的：“这是一个‘四无’产品：年谱编撰者一无学历，二无职称，三无课题，四无时间。”说是无学历、没资质，实在是过谦之词，作者1994年即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差不多十年之前就参与编纂了12卷本的《郁达夫全集》和两部郁达夫研究资料。后面的“三无”却是实实在在的。凡是在高校工作的同志都清楚，在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中，没有高级职称、没有纵向或横向课题、没有经费状态下从事科研工作是个什么滋味。但是，作者却认为：“其实，除开时间是个硬伤，惟透支生命别无他法；其他的，对于一个人文学者，应该都是浮云。尤其是每一个字都靠自己敲打，每一条信息都由自己掌握，每一句表述都经过自己的思考，这样做，无论如何都让我欣慰，让我心安。”说得真好，我相信这不是无可奈何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种对学术研究本质的理解和认知。顺便说说，我认为，破除多年来对“三有”的盲目和追捧，摆脱“三无”的桎梏和束缚，应该是改造当前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并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竺可桢年谱》，与一般的年谱类著述不大一样，书稿定名为《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把谱主与一所他曾经工作过的大学放在一起考察，上自1936年1月，下迄1949年12月，以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校政的时间为始终，蕴涵着作者的深意。应该说，浙江大学的这段经历，不仅在其自身百年发展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示，其中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是，一所地方性大学或者说一所普通大学，如何在一位校长的带领下，审时度势、努力处理好学校发展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关系，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当年的浙江大学当然远远谈不上是世界一流，但是，基于一所大学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经验，折射的是现代大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她的主持者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今天，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与70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能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而现代大学赖以生存的中国这块土地的历史文化血脉，在我看来似乎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对于我们学习、理解、研究竺可桢的办学理念、思想境界和个人情操，对于我们继承、发扬、光大浙江大学的“求是”传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最近几年，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在探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借鉴西方现代大学的治理经验提出很多极好的建议和设想。诸如办学理念、制度建设、组织构架、知识生产，大学与外部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好的设计和制度都是要靠人即大学校长来执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大学校长这一角色的特定涵义还关注不够。我常常在想，和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他们那一代人当校长的时代相比，我们当代高等教育缺乏的难道仅仅是完善而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吗？恐怕未必，可能更缺乏的是一批有高尚远大的办学理念，有只问是非、不计个人利害的崇高境界，有清正廉洁、襟怀广阔的个人情操的大学校长，这很可能是一个许多人心知肚明而大家又都不愿意挑破的话题。在这方面，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榜样，我们应该珍视并善待这份精神遗产。
我期待着作者能在这部《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的基础上，往前追溯，往后延伸，把这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做下去，下个三年五年功夫，编撰出一部内容更加全面、资料更加翔实的《竺可桢年谱》。事实上，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已46岁，卸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也才59岁，除此之外，他早年的学习、生活经历，他留学美国期间的学业、见闻，他回国后从1918至1936年期间的研究与教学生活、广泛的社会交往，以及1949年后他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内24年的风风雨雨，可以说，他的一生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竺可桢不仅是浙江大学永远值得怀念和敬仰的一位校长，他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中国大学校长、现代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中国当代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从他的身上、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汲取营养，获得精神和力量！
是为序。
丁酉年岁初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