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田野工作——实地考察与感悟

田野调查是民族音乐学人的必经之路，它给了我这个初涉其中的人很多感触与启示。虽然接触田野的时间还不长，但为了完成这个研究，我经历了诸多的“第一次”，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与珍贵的回忆。

一、初下田野的深刻记忆

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来说，田野考察之路并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自是深有体会。从确定研究对象开始，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去哪里寻找可以提供线索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刚刚进入“田野”的新人，缺少寻找线索的灵敏度。无奈之下，只好秉着笨鸟先飞的原则，多找点，反复找。记得当年太公生病，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又因为害怕火葬，所以偷偷逃到奉化棠云乡下，希望百年之后能够土葬。可是，他祖籍并非在棠云，更无任何远房亲戚，所以，太公就找到他干儿子“张泥水”，由张泥水安排，在其妹妹的夫家汪家村的下汪终老。每年清明，我的父母都要带着姑婆去给太公上坟。从父母与姑婆的一些聊天中，我隐约知道张泥水的妹夫是个民间乐师。

2009年5月23日，一个下着大雨的糟糕天气，上午9点15分我赶到宁波汽车南站，坐上开往棠云的中巴车。大约1个小时后，中巴司机让我在棠云下车。经过询问当地村民，步行约20分钟，我找到了张泥水妹妹家，他们两夫妻在下汪的汪一村开了一间杂货铺（图2-5）。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泥水的妹夫，一位非常健谈的民间乐师——汪根福。因姑婆已经事先打过电话，因此，他知道我的身份，对我十分客气。但聊天过程中，因为我习惯用普通话，说书面语，而他习惯说当地“土话”，开始的沟通不太顺利，两人都需要重复表达要说的意思。在聊天中，我向他询问了奉化一带的丧葬习俗，并约好下次他“接到活儿”（指有丧家找他做丧仪负责人）时，就打电话给我。

这是我第一次独立进行田野调查，尽管考察地点并不算太远，但我从未跟乡民们打过交道，与他们顺利地进行沟通，了解到我想要的内容，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至少，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二、第一次考察丧葬仪式

2009年6月4日上午7点多，我接到汪根福的电话，6月4—5日汪家村有一场丧仪，他是负责人，我可以过去进行采访。当时我正在杭州上课，但据汪根福说，这场丧仪因去世的老太太儿子众多，所以仪式的规模较大，于是，我带上摄像机、录音笔、照相机、笔记本等考察工具，找了同届读研的同学徐海波帮忙，两人一起奔赴杭州汽车东站，坐大巴到宁波南站，再从南站坐中巴车到汪家村。到汪根福家的杂货铺时，已是中午12点40分了。随后，我们就跟着汪根福去了举行丧葬仪式的汪氏宗祠。

我记事后，家中虽然也曾有长辈去世，但城市里的葬礼比农村的要简单多了，且我只是孙儿一辈，并不需要我出面去做什么，只需在祭拜的时候拜拜就可以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正式地考察陌生人的葬礼，心里有点隐隐的恐惧。出发前，老妈再三叮嘱我带上姑婆为我求的平安符，更是让我有种说不清的感觉。

来到汪氏宗祠，看到整场丧葬仪式程序烦琐，丧家的人个个忙得天昏地暗，一个个仪式程序在汪根福及念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根本来不及顾及心中的各种感觉，全心投入到了考察中。为了尽量全面地了解丧仪的过程及其音乐，我跟徐海波忙得团团转。他主要负责扛着摄像机到处拍，在我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帮我记录丧仪的现场。因海波来自甘肃，听不懂奉化话，因此与人沟通、提问等都由我完成。除了不停地录音、录像、拍照外，我还不时地跟参加丧仪的乐师、歌者、念伴等聊天，询问仪式中我看不懂的地方。我吸取了上次跟汪根福聊天的教训，尽量用宁波话去表达我想说的意思，与他们沟通起来果然顺利不少。

到了晚上，我和海波陪着丧家家属以及乐师们守亡灵。一片悲悲戚戚的哭声中，我不自觉地感到有点心酸。同时，看着白纸上大大的一个“奠”字，脑子里开始浮现以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劈棺惊梦》里灵堂的景象，那抽掉背后支撑竹条就会动的纸人……人的恐惧其实都来自于自己的内心，而且越想越多。

然而，正是由于我亲身感受到了仪式的特殊“磁场”，感受到了仪式音乐的某些“神力”，也感受到不同面孔后不一样的内心，在写作过程中才有了更多探寻的欲望。

三、第一次感受农村生活

我是一个典型的“城市人”，虽然也有在农村的亲戚，但由于都是祖父母辈的亲戚，一直走动得不太勤，因此，我只在幼年时去过两趟奉化。即使奉化离宁波市区并不算太远，可对于我来说依旧是陌生的。这次来到汪家村，除了对田野调查的烦琐事务感到有点累之外，也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感。

6月4日中午到达汪家村后，观看了下午的仪式。晚上与汪根福、乐师、歌者、念伴们坐一桌，吃了一顿奉化丧仪中的斋饭。祠堂大厅内摆了30多桌酒席，桌子上摆了满满一桌菜。汪根福一直夹菜给我和海波，在我客气地请其他乐师一起吃时，他说：“你们吃，他们有的吃的。”乐师和歌者时不时地与我们聊天，互相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晚上我们一直观看、拍摄仪式到11点半。等乐队的成员都回去休息了，我们才收拾东西回汪根福给我们留的房间休息。那是他以前住的老宅，自己盖的二层小楼。一楼有两个小房间，其中唱戏的吴素芬住一间，另一间是拉二胡的永刚住。二楼有两个大一些的房间，我和邵亚玲（另一个唱戏的）住一间，另一间住的是其他乐师以及海波。我很少和陌生人住一起，除了感觉有点不习惯外，还挺新鲜。我来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晚上12点多了，邵亚玲已经睡下了，她看起来很累，有轻微的打鼾声。我小心翼翼，尽量不吵醒她，因为他们明天4点钟就得起来，没多少时间可以睡了。简单地洗漱完毕，我也躺下了。听着外面的狗叫和不知名的虫子的叫声，窗户边树叶一明一暗地闪现，心里忽然有点发毛，脑子里有出现江老太的脸，赶紧叫自己别乱想，抓紧时间休息。定好闹钟，数着羊，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早上迷糊之间，感觉有人来敲我们的门，邵亚玲起来了。我没听见闹钟，因为实在太困了，就打算再眯一会。过了一会，听见他们都走了，我怕错过时间，于是挣扎着起来，叫醒海波，我们也赶紧去杂货铺找汪根福。出门看了下时间，刚好5点半。

早晨，村子里还比较安静，空气很清新，虽然昨晚并没有充足的睡眠，但新鲜的空气马上赶走了我的疲惫，让我一下子神清气爽起来。沿路还听得到公鸡的打鸣和狗叫声。走在小小的石板路上，有种很不真实的感觉，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在这里过了一夜。走在路边，看见这里的“公厕”里有一个老太，不远处另一个“公厕”里有个老头，他们很大方地看着我和海波两个外乡人，而我实在不好意思看他们。汪家村的公厕都是在路边的，而且不分男女。最常见的是木条和木板搭建的一个坑，有些更是干脆在地上放口大水缸，缸口放一块木板可以坐。顶上有棚，周围几乎没有能够起到隐蔽作用的遮拦。这个让我和海波都极不习惯。在考察过程中，我们都尽量少喝水，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必要时，我们都是一个在外放风，一个快速如厕。

到了汪根福的杂货铺，他正在等我们，还为我们买了大饼、油条和豆浆。我们吃完，就跟汪根福一起赶去汪家村祠堂。

四、热情的乡民

每次到奉化汪家村考察，汪根福都会周到地帮我们考虑很多事情。2009年6月，因为要考察整个丧葬仪式，我们需要在村里住一晚。他帮忙接待、安排住宿，甚至还考虑到我们洗澡的问题。他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说实话，听他讲话我也得很小心，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他讲什么了。但看得出他对我们很热情，安排我们跟着乐队一起吃饭，向其他乐手介绍我们，还不时地夹菜到我们碗里，让我们多吃点，并很直接地说：他们（乐手们）都有的吃的，你们很辛苦的要多吃点。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看看其他人似乎习惯了他的直接，都说说笑笑地吃着。短暂的相处中，我跟他们聊了不少，尤其是从宁海过来的两个女性歌者。他们的善意回应，大大增强了我进行田野工作的勇气。

对于我们的到来，乐队的人都有一些了解。可是丧家亲眷与绝大多数村子里的乡民并不清楚，终于有人忍不住询问我们的来意，解释之下，竟然传开了。还有人过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顾希佳顾老师，并自豪地说顾老师之前来奉化采访过奉化布龙。接着，那位大叔很激动地跟我说，是否能转告顾老师，他那时采访的不是正宗的，他们这一支才是正宗的。他们极力邀请顾老师再来一趟奉化，到时一定把压箱底的绝活表演给他看。也有村民偷偷地在我们背后看我们拍摄的东西，更有的问我们是不是电视台的，拍的东西会不会在电视上播出。还有的村民在研究我们的拍摄和录音设备，问我们好不好用，打算自己也去买一个，去外面玩还可以摄像，去听戏还可以录音，回来继续听，挺好。甚至还有两派开始争论：争论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电视台派来的。真是一群十分友好又可爱的乡民。

在2009年6月，对整个丧仪考察结束后，我便对采录的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发现好多疑问。于是，在2010年3月27日，我再次到汪家村拜访汪根福。这次，除了找他“解惑”外，还请他联系当地较为有名的职业歌者和一些乐师，以便让我更多地了解丧仪的用乐及歌哭情况。

2010年7月14日，我第四次来到汪根福的杂货铺，他联系的乐师和2个奉化籍的歌者也已经到了，在简短的寒暄之后，算上汪根福一共5位乐师，向我展示了丧仪中使用的一些器乐曲，两位歌者也展示了“哭七”及部分闹丧曲目。一上午，汪根福的杂货铺里里外外都是看热闹的村民，有些过来买东西的，站着就不走了。更有一位妇女因平时越剧唱得不错而被周围乡民推出来，现场给我们唱了越剧《双珠凤》中的一折《送花楼会》。其间时不时地有乡民鼓掌、叫好，让这场本是私人性质的“演出”变得公开。因为乐师并不都是汪家村人，他们有来自溪口镇、大桥镇等地的，所以，我出了“演出费”。因不是在丧仪中，所以汪根福做主，算上汪根福一共7个人，收了我一个“友情价”1000元。

2010年8月，我第一次去北仑霞浦霞南村拜访从事“吹行”的民间乐师胡志道，与他聊得非常愉快，转眼间就到了午饭时间，我觉得不好意思，便起身告辞，胡的妻子要留我吃午饭，我说有人等着我，就客气地回绝了她的好意。2014年6月，当我再次走进她家，刚进门，胡妻就大声嚷嚷：“甭管你们聊到什么时候，今天你一定要在我这儿吃（午）饭，没的道理再让你走了。”时隔4年，她竟然还记当时我没吃午饭就走了，让我很吃惊。这次拜访胡志道，主要想了解时隔4年，丧仪习俗、丧仪音乐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聊，又到中午。这回，胡妻是直接拽着我的胳膊，我确实也不好意思再走了，于是在她家吃午饭，顺便跟胡志道又聊了一聊。

五、感想：亲下田野，自我体悟不可替代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在《生活启示录——主体与变奏曲》一文中曾引清代张潮的“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和法国罗曼·罗兰的“生活，这是一切书籍中第一本重要的书”这两句话作为题记，这表明朱践耳先生对感悟生活的高度重视。

田野考察是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以及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基础，在田野考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亲临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过程虽辛苦，但是可以避免资料在辗转中出现的讹误，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可以在现场亲身体验属于自己的那份文化感受。这样的感受，是其他任何资料收集手段（阅读、观看录像资料等）都不能获得的。

我在2009年至2014年间，原本冲着调查宁波民间吹打音乐和民间乐师的目标，考察了几场丧葬仪式、圆谱仪式、寺庙开光庆典仪式等，却因为在一次丧葬仪式中发现了代人哭丧者，在他们的哭声中，感受到一份另样的情感，因而对这个群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转向“歌哭研究”。

除了对陌生人的丧葬仪式进行考察外，我还参与了外公的丧葬仪式，前者是纯粹的考察者身份，后者是考察者兼丧家亲属的身份，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使我在丧葬仪式中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在考察外公丧仪的时候，有时候我要按照执仪者的要求参与某种活动，融入仪式之中；有时又要跳出仪式，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仪式进行摄像与记录。“局内”和“局外”、“融入”与“跳出”的切换也变得有些模糊了。这两种因不同的身份而获得的不同感受，将帮助我更加客观和清晰地认识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