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

1955年我从高级小学毕业，参加升学考试，被汤溪初级中学正式录取。汤溪初级中学创办于1941年，是当时汤溪县的最高学府。那时汤溪县城还有城墙，录取榜张贴在城西门外的城墙上。因难以筹到学费，爸妈没有能力让我继续到中学读书。故而新学期开始时，我未能按期去报到入学。看到同学们陆陆续续去上学，自己却不能去，我心中十分难过，11岁的我偷偷哭了好几回。父母亲见我求学心切，又会读书，在众多亲友的劝说和帮助下，最后还是决定送我上中学。说来也巧，姑父吴荣琦家住县城，与汤溪中学教务主任李仲先老师熟悉。当时李仲先的二女儿出生不久，因李师母也是老师，他们把女儿奶在我姑姑家，我姑姑龚珠梅是他们女儿的奶娘。父亲陪我先到姑父家，姑父再陪我们一同去汤溪初中找教务主任李仲先老师。李老师了解情况后表示很为难，因为当时正式录取生的报到截止日期已过，备取生正在办理报到。他想了一会，领我们去见了校长王立裕。王立裕是南下干部，山东人，得知我父亲是农村党支部书记，我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误了报到日期，十分同情。王校长和李主任了解情况并商量后，答应我们，若备取生报到期满还余有招生名额，便可考虑接收我。很幸运，到备取生报到期限截止时，招生名额还未满，这样我便得以在备取生报到期后再报到入学。1955年汤溪初级中学招甲、乙、丙三个班，我被分配在乙班。进汤溪中学学习后，我的户籍转为城镇户籍。在1955年，农村户籍转成城镇户籍、城镇户籍转成农村户籍都是很方便的事。当时农村户籍与城镇户籍的差别不大。初中第一学期，学生吃的菜是一人一份，饭是不定量的，第二学期就开始凭票限量了。

初中时代

汤溪中学在汤溪镇原孔子庙所在区域。那时上汤溪中学，住校生一个学期的费用，包括学费、伙食费、书费和杂费（如理发费）等，约为50元。这在当时对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来说似天文数字，经济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好在还有人民助学金、困难补助费和亲友的帮助。我每个学期可以申请到近30元的人民助学金和困难补助费。暑寒假参加粮库助征等工作，一年下来能挣10余元（那时临时工一天的工资为0.35元）。余下的部分，除父母省吃俭用外，还得到不少亲友的帮助。有的每年给我1～2元，有的每学期送我一瓶墨水和一支蘸水笔。舅舅章荣根和章荣华，姨父陶品林，姑父吴荣琦，名中医唐郁文和他的儿子唐来顺、侄子唐来兴，以及其他亲友都给过我帮助。若没有人民助学金，没有亲友们的帮助，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很难供子女上中学的。

1958年，建制于明朝的汤溪县撤县并入金华县，汤溪初级中学也改名为金华第四中学。1958年各行各业“大跃进”，金华第四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班。这对我进入高中阶段学习是很有利的。否则，初中毕业的我将会去报考师范或其他中专学校，很难继续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在初中阶段，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我的学习成绩很优秀，曾获全校速算比赛第一名。既然母校要办高中，老师和校领导都劝我继续上高中。当年初中毕业三个班，高中只招一个班，只招30人左右。我非常幸运，在初中毕业后能继续上高中就读。我们是金华第四中学第一届秋季高中班的学生。高中阶段的经济负担与初中阶段基本相同，但我自己暑寒假勤工俭学的能力提高了。

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各行各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上级决定撤销金华第四中学的高中部，高中部学生全部合并到金华第一中学（简称金华一中）插班学习。金华一中创建于1902年，时称“金华中学堂”，1912年改称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校，1952年称浙江省金华第一中学。这样一来，在整个六年制中学阶段，我在汤溪中学（后改名为金华第四中学）学习五年半，在金华一中学习半年。到金华一中读书时，其高三年级共有五个班，我被插到高三（5）班。1958年金华一中由城区迁往蒋堂农村，新校园地处荒凉的黄土丘陵，学生宿舍大部分还是茅草房。但那时金华一中的师资很强，高考全省连续多年排名第一。虽然在金华一中只读了一个学期，但这对我学业的提升帮助很大，助力我考上清华大学。1961年金华一中毕业生为256人，没有人考上北京大学，只有两人考上清华大学，我是其中之一。

回顾中学阶段，初中阶段学习环境较好，虽然1957年搞了“反右运动”，但对我们初中生的影响很小。高中阶段运动不断。“反右”以后，强调“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运动多，生产劳动多。我曾参加各种“大跃进”活动，如“大办钢铁”修小锅炉，“大办水利”兴修水库，“大办农业”参加抢收抢种，“大办体育”参加体育竞赛，“除四害”参加全民赶打麻雀，等等。订报纸也要“大跃进”，各班比赛。没钱，大家就订最便宜的。还记得当时班级订阅量最大的是一个季度出一小张的“团结报”，全年只需8分钱。“大办体育”活动中我跟随班主任兼物理教师林宝堂老师到杭州参加航空模型培训班，这是我第一次到杭州，当时住在解放路附近的航空模型俱乐部的办公楼内。培训班要求每人能用三合板和胶水制作一架简单的模型飞机，模型飞机要达到规定的飞行时间要求。培训班结束考核及格后还发给我少年“劳卫制”勋章一枚。从杭州大学毕业的林老师带我去了很多地方，记忆中有湖滨、三潭印月、花港公园、玉泉植物园、白堤、苏堤等，处处风景如画，真是大开眼界。

在中学阶段，全年级中我的年纪最小。因为我听话、守规矩，学习勤奋，成绩优秀，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爱护我。我特别喜欢数学、物理。我思路敏捷，课堂回答问题反应快，数理化成绩优秀，在全校是突出的。因此，教过我的老师都对我有深刻的印象。但我的音乐、体育课成绩不好，我也不喜欢，不过老师们也都会让我通过。

在中学阶段，生活很艰苦。有些事可能是当时的城里人和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我没钱买钢笔（又称自来水笔），一直到上大学时我大舅舅章荣根送我一支，我才用上钢笔。整个中学阶段，包括到金华考场参加高考，我都用蘸水笔。尽管使用不方便，但一个蘸水笔尖要用到不能用了再换新的。中学阶段没有买过雨鞋和雨伞，用的都是笠帽和母亲做的鞋，一到刮风下雨天，脚和身上便容易湿透。学校组织学生自费到厂里定做蒸饭用的有统一编号的搪瓷杯，我因缺钱未能购买。不过因此在取饭时反而方便，因为我用的是一只陶瓷杯，虽然没有号码，却与众不同，取饭时很突出。在中学阶段，饿肚子是常事，缺钱不能买饭票，只能省着吃。后来又遇到国家困难时期，饿肚子就更平常了。那时我的身体比较瘦弱，1961年上清华时，体重才80斤。在中学阶段，生活上虽然很艰苦，但觉得有书读就很满足了。因为我知道，父母亲供我读书，是多么的不容易。我深知农民的孩子上学带给父母的辛苦。

中小学时代，我在校是学生，在家是农民。暑寒假也没有休息天，除参加勤工俭学外，我在家中什么农活都干。

参加汤溪中学55周年校庆（1997）

参加金华第一中学110周年校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