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桓谭研究综述

桓谭，字君山，是两汉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西北）人，一度与扬雄、刘歆齐名，并且熟知当时的经学、天文、历算、谶纬、音乐、辞赋、治水、神仙等各方面的知识。桓谭今存作品不多，其《新论》一书，久已亡佚，赖唐宋类书得以保存，晚清民国有多种辑本。

20世纪以来，关于桓谭研究的论文很多，但主要以桓谭生卒考证为主，其他较为深入的研究性论文不多。专门的研究专著，传记性质的著作有钟肇鹏与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苏诚鉴《桓谭》（黄山书社1986年版）、孙少华《桓谭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桓谭《新论》辑本，有严可均与朱谦之、吴则虞的辑本；桓谭《新论》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有董俊彦《桓谭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又名《桓子新论研究（增订版）》（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大陆综合性桓谭研究，目前尚未见到相关专著出版。从内容上看，桓谭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桓谭与《新论》综合性介绍研究。

由于桓谭资料缺乏，对其人、其文的概括性介绍之作，为数不少，较早的有日本武内义雄的《桓谭的新论》（《支那学》1921年第2卷第4号）、容肇祖《东汉几个政治家（桓谭、王符、崔寔、仲长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7年11月第1卷第2期）、钟肇鹏《桓谭和王充》（《江海学刊》1963年第5期）、日本狩野直喜《桓谭新论》（《两汉文学考》，筑摩书房1964年版）、陈玉璟《关于桓谭思想的几个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田可文《桓谭其人》（《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等。此类研究，多属介绍性文字，缺乏较为深入的考证。

其他相关研究，还有钟肇鹏《<新论·形神>的作者应断归桓谭》（《人文杂志》1959年第2期）、汪廷奎、邱耐久《桓谭<新论·求辅>厘正》（《淮北煤师院学报》1984年第12期）、谢明仁《雍门周为孟尝君鼓琴不为桓谭所著——读刘向<说苑>札记一则》（《广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郭茵《桓谭及其<新论>考辨》（《淮阴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王菱《严可均辑桓谭<新论>佚文商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桓谭《新论》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有孙冯翼《桓子新论》（《问经堂丛书》）、严可均《桓子新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佚名辑《桓子新论》（《守山阁丛书》）、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董俊彦《桓谭新论校补》（《桓谭研究》附录）、吴则虞辑校《桓谭<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等十五种。安徽大学中文系“桓谭《新论》校注小组”编纂的《桓谭及其<新论>》，既有对《新论》的选注、校点，也有对桓谭作品的考证。在该书基础上，2017年12月，黄山书社出版了白兆麟校注的《桓谭新论校注》。据该书作者介绍，他对《新论》修订工作如下：在原来第二、三部分《新论选注》与校点以及第四部分《后汉书·桓谭传》的基础上，重新予以修订整理：一是对先前的辑本及其校勘进行了补正；二是对标点重新予以了订正；三是对全书字词给予了注释；四是为《新论》每篇撰写了简明的提要。

第二，桓谭哲学思想研究。

20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使得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研究成为风潮，如日本人成田衡夫《桓谭的哲学》（《汉学会杂志》1937年10月），其他还有哲学专著中的章节介绍，如赵纪彬在《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从桓谭到王充的异端哲学思想》（中华书局1948年版）、张岱年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的《扬雄的“自然”观念与桓谭的无神论思想》（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中的《扬雄、桓谭反对谶纬、神仙迷信的无神论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日本大久保隆郎《桓谭の贤者论》（《集刊东洋学》1971年5月第25期）等。其他方面，有对桓谭无神论思想、政治思想、唯物主义形神论思想、反谶纬思想、人才思想、美学思想、心理观等思想的研究。此类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无助于对桓谭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研究。

台湾董俊彦对桓谭有专门研究，著有《桓谭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又名《桓子新论研究（增订版）》（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这是一部从哲学思想层面对桓谭及其《新论》进行深入分析的专著。据其《桓谭研究》所见，主要考查的是桓谭生平事迹、时代背景、基本态度、政治主张、教育观点、军事思想、论乐之理、对当代人物的品评、对王充的影响。附录中对桓谭《新论》进行了校补工作。该专著是对桓谭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如对桓谭文学与学术思想的考察、对《新论》体现出来的桓谭的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尚无全面分析。

第三，桓谭生卒年考证。

桓谭生卒年说法不一，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1.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至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说。汪廷奎、邱耐久认为，建武十二年之前，天下未定，光武又崇尚节俭，不可能有兴建明堂、灵台等大型建筑的举动。建武十二年，军阀割据的情形结束在望，天下行将实现统一，故桓谭因议灵台地址被贬而死的时间应在建武十二年，即公元36年。参照“年十七为奉车郎中”、“少时”随帝出祠、卒时“年七十余”等史料，桓谭的相对生年应在公元前36年。

2.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说。姜亮夫在《桓谭疑年的讨论》中认为，桓谭极有可能是永始四年（前13）随汉成帝出祠，如此，其生当于成帝建始二年庚寅，其卒在建武二十二年以前。

3.汉成帝阳朔元年（前24）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说。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采此说。姜亮夫认定，绥和二年（前7），桓谭随汉成帝出祠，上推17年即为阳朔元年（前24）；其卒在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

4.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三据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祠甘泉、河东，又据《续汉书·礼志》立明堂乃中元元年事，考证桓谭当生于此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从之。今人多从此说。

5.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至汉光武帝建武四年（28）说。前捷克学者鲍格洛在其《桓谭的年代》和《再谈桓谭的年代》中提出了这一说法。他根据六安郡省并于建武十三年的史实，推断谭不会卒于该年之后。他根据《后汉纪》建武四年条下记述了桓谭受宋弘举荐、罢给事中以及他两次上疏等事，认为这一年极有可能就是桓谭的卒年；他又根据桓谭享年有“70”和“70余”两种历史记载，认为“桓谭的年龄为69岁至72岁”，照此推算，其生卒年当以“公元前43年到公元28年为最可能”。董治安先生主编的《两汉全书》采纳此说。

6.生年在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之前，卒年存疑说。曹道衡《桓谭生卒年问题志疑》认为，桓谭的年龄恐怕比刘汝霖推测的要大，他出仕的时间也比绥和二年为早。他的生年应早于阳朔二年。

7.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说。臧知非《桓谭生卒年考》认为，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桓谭因选灵台地址对奏不合上意被贬而死，其卒年“当在是年”。又按其卒时享年70余，其生年应在公元前16年前后。

8.日本人大久保隆郎《桓谭年谱考》将桓谭生卒年定于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31），年七十一。

9.钱穆先生认为桓谭生年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之前，卒年在汉光武帝建武初年。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称：“《后汉书·桓谭传》：‘谭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谭。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疏。谭说晏谢远宾客，并诫后勿使医巫方技，傅氏得全。’按：谭卒在建武初年，年七十余，则其生年，盖与歆、莽略同时，及是当逾四十矣。”钱穆先生认为桓谭卒在“建武初年，年七十余”，其生年“与歆、莽略同时，及是当逾四十矣”，这个“是”，指的是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如此算来，桓谭则必生于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之前。

10.笔者《桓谭年谱》考证，桓谭生年在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卒年在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汉成帝出祠甘泉、河东凡四次：永始四年（前13）、元延二年（前11）、元延四年（前9）、绥和二年（前7），结合桓谭从汉成帝“年十七”之说，以及范晔《后汉书》称其“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刘珍《东观汉记》、袁宏《后汉纪》称其“七十余”卒，明陈禹谟补注《北堂书钞》称“案谭时年七十余”等说法，以及谢承《后汉书》“桓谭年七十，喜非毁俗诸儒，出为六安郡丞，感而作赋，因思大道，遂发病卒”与以上诸说的矛盾说法，我们认为：桓谭七十岁时出为六安郡丞，“发病卒”时实际上已逾七十。综合其他信息，笔者曾考证上文所说的那四个汉成帝出祠的时间，都不符合桓谭任奉车郎的条件。本此，特将桓谭生年考定在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卒年定于建武十一年（35）。

另外，还有汉成帝鸿嘉元年左右（约前20）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说、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至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说、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至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说、存疑说，等等。

第四，桓谭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

桓谭在文学方面，有精彩论述，此类研究，多集中在对其政论文、汉赋的研究，如大久保隆郎《桓谭の上奏文——<陈时政疏>考》（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第22号之2，1970年11月）、伏俊琏《也说<辨骚篇>中的“博徒”》（《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4期）等；拙著《桓谭论赋与汉赋的“讽谏”传统》（《复旦学报》2012年第3期）主要结合桓谭《新论·道赋》，考察了汉赋存在的“讽谏”思想，文章认为，关于汉赋文体渊源与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汉人如何学赋、作赋、论赋的考察，还不是很充分。由桓谭《新论·道赋》可以看出，汉赋的学习、创作与评价，都有一定的规范与标准。屈原《离骚》中的“从容辞令”与“直谏”两个特点，自战国末期开始，就只有前者被继承下来。汉赋“讽谏”、“劝百讽一”的传统，至扬雄时代已经式微。但汉赋提出的“讽谏”思想，对后世文学却有深远的影响。

其他还有桓谭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的研究，如郭鹏《桓谭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南都学坛》2003年第5期）；桓谭艺术与文艺思想研究，如王征《桓谭<新论>艺术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殷晓燕、陈丹《论汉代思想家桓谭<新论>的文艺观》（《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郭世轩《标新立异 旷世逸响——桓谭文艺思想综论》（《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1期）；桓谭的小说观念，如袁文春《汉代短书：先秦两汉小说概念的联结点》（《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袁文春《桓谭小说思想的新变》（《文艺评论》2011年第4期）、孙少华《诸子“短书”与汉代小说的生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关于桓谭学术思想，有拙著《西汉诸子的“尚新”传统与“新学”渊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主要分析的是桓谭《新论》之“新”，与汉代著述中“新学”思想的关系问题。

桓谭《新论·琴道》，有对音乐文献的详细记载。后世对桓谭音乐思想与贡献的研究，主要有孟凡玉《桓谭音乐活动探析》（《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和《桓谭乐事考略》（《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王瑜《读<雍门周为孟尝君鼓琴>有感》（《黄河之声》2010年第4期）、陈功文《“琴德最优”论探析——兼论汉魏文人的琴结》（《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曹莉芳的硕士论文《桓谭<新论>音乐美学思想内在矛盾及原因》，则是对桓谭艺术与音乐思想的系统研究，论文认为：桓谭音乐审美上，他表现出“崇雅与爱俗”的双面性，他继承了儒家传统“平和”音乐思想和重修身的艺术化人格理想，明确了“天人感应”论对《新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附和了其时音乐的主流思想，同时又不墨守成规，突破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上的局限，肯定了俗乐的“不平”之美，显示出其音乐理论与自身实践的冲突，具体表现在审美趣味、音乐功能、音乐情感、音乐形态等方面。桓谭是两汉音乐审美趣味转换的关节点，为两汉音乐艺术走向自觉做出了贡献。作者的研究虽有推进意义，但将桓谭音乐成就总结为“是两汉音乐审美趣味转换的关节点，为两汉音乐艺术走向自觉做出了贡献”，明显有夸大之嫌。毕竟，桓谭仅仅是最早将音乐文献与史实系统记载于个人著作的学者，他也仅仅是转录、转述，而非首创，最多属于音乐文献的最好保存者。

第五，桓谭生平事迹研究。

对桓谭生平事迹的研究，开始较早，主要研究成果有孙叔平《桓谭》（《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方立天、于首奎《桓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齐鲁书社1980年版）、周干溁《桓谭简论》（《秦汉史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董俊彦《桓谭生平事迹考》（《国文学报》1986年第15期）、王遽常《桓谭》（《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较为系统的专著，主要有苏诚鉴《桓谭》（黄山书社1986年版）、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拙著《桓谭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苏诚鉴《桓谭》，成书时间与董俊彦《桓谭研究》相同，主要从“风云变幻的动乱年代”、“初入仕途”、“郎官任上”、“佐命新朝”、“建武朝际遇”、“思想战线上的不屈斗士”和“一生思想的结晶——《新论》”几个方面，介绍了桓谭的一生，考证较为细致。该书后附录“桓谭年表”与“《新论》辑本补佚”。

钟肇鹏等《桓谭评传》，主要从“桓谭的生平和著作”、“桓谭的形神论”、“桓谭反对谶纬和迷信”、“桓谭的政治思想”、“桓谭的美学思想”和“桓谭和王充”六个方面，对桓谭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其中还附录“桓谭年表”一篇。该书对桓谭著作的考述，虽较概括，但有些材料还是第一次得以辨析。

笔者《桓谭年谱》，除了结合《汉书》、《后汉书》、《新论》以及唐宋类书辑录的桓谭作品资料，对桓谭一生进行了系统整理，书后附录“桓谭及其《新论》相关研究论著目录”、“桓谭传记与《新论》序跋题识”和“桓谭及其《新论》评价与引用资料”三部分，对20世纪以来的桓谭研究情况、各种版本的题记、王充《论衡》与唐宋以下桓谭评价资料进行了系统搜集。

最近，对桓谭命运的研究，有杨晓君《两汉之际政治转折与桓谭历史命运》（苏州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这是从古代史角度，考察桓谭在两汉之际政治变化中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研究。

第六，桓谭及其作品影响研究。

桓谭对后世学术与文学影响很大。东汉王充《论衡》，已经对桓谭给予了很高评价。20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桓谭与其他学者的比较上：

扬雄与桓谭比较研究，有日本石田秀宝《扬雄与桓谭》（《文化》1981年2月第44卷第3、4号合刊）、许时珍《桓谭、扬雄的反谶纬思想》（台湾政治大学1994年6月中文系硕士论文）、张岂之《扬雄、桓谭对谶纬迷信的评说》（《新中国思想史》，水牛出版社1992年版）等。

王充与桓谭比较研究，有日本大久保隆郎《桓谭和王充——神仙思想批判的继承》（《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1978年11月第30卷第2号）、《桓谭和王充Ⅱ——死生观的继承和发展》（《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1979年11月第31卷第2号）、《桓谭和王充Ⅲ——祭祀观的继承和展开》（《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1980年12月第32卷第2号）、周琼《试论桓谭、王充和范缜无神论思想的相承与发展》（《楚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在这种研究中，还有桓谭对王充的影响、王充对桓谭的评价的成果，如韦政通《影响王充的人物——桓谭》（《中国思想史》，水牛出版社1994年版）、周桂钿《“千石之官”和“猗顿之财”——王充论扬雄、桓谭》（《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余洁平《从王充论桓谭看二人思想上的渊源关系》（《淮北煤师院学报》2000年第2期）等。

扬雄、王充与桓谭综合比较研究，有日本边土名朝邦《扬雄、桓谭、王充——关于三者思想继承的问题》（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2-2）和《扬雄、桓谭、王充——三者的圣贤论和本性论的发展》（西南学院大学国际文化论集3-2）、张岂之《司马迁、扬雄、桓谭、王充及汉末社会思潮史料》（《中国思想史》，水牛出版社1992年版）、姜书阁《扬雄、桓谭、王充间的思想承传关系》（《湘潭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王莽与桓谭比较研究，有苏诚鉴《桓谭与王莽》（《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曲利丽《“知大体”——论桓谭对王莽新政的反思》（《励耘学刊》2011年第1期）。

张衡与桓谭比较研究，有刘修明《桓谭与张衡》（《秦汉史论丛》，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和《桓谭与张衡——独立意识和依附身份》（《秦汉史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其他还有蔡邕与桓谭比较研究，如吉联抗《桓谭和蔡邕》（《中国音乐》1983年第1期）、叶晨晖《刘勰与桓谭》（《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通过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虽然桓谭保存的文献资料不多，《新论》文字也不多，但20世纪以来的桓谭研究，还是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但从具体内容看，对桓谭与两汉之际学术与文学的关系研究，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尤其是桓谭的文学思想，大有发掘必要。

更为主要的是，桓谭的成果虽然不多，但是，他与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扬雄、刘歆多有交往；他为官多朝，一直处在学术与文学思想发展的前沿，比较熟悉当时的学术潮流；他生活在两汉之际，他的思想，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因此，研究桓谭与《新论》，不仅可以考察桓谭本人的学术与文学思想，而且，还可以围绕桓谭与《新论》，去考察那个时代的学术发展。本此，桓谭研究，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普遍性。

本书涉及的桓谭的经学、史学、文学、音乐、谶纬、阴阳五行、军事、水利、天文、神仙等思想，都是西汉文本确立之后的成果；他对各种思想的解说与使用，也是在汉代确立的“秩序”之下展开的。本书以“秩序”为题，意义即在此。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的观点，都以为桓谭曾经“附逆”，并且王莽新朝也被认为是“篡汉”之朝，有无必要研究这段历史？ 客观上说，王莽新朝，在当时得到了众多士人（如扬雄）、皇室（如刘歆）、权臣的支持，不能从东汉王朝的立场，简单将“新朝”从中国古代史上抹去。所谓的桓谭“附逆”，也是东汉所谓的“正统”认识。今天我们来看待桓谭与王莽新朝，则应用客观发展的眼光，给予他们以公正的评价。

本书使用的桓谭《新论》，主要采用了朱谦之的《新辑本桓谭新论》，其中虽然也有误收情况，然其分篇、注释等较严可均、吴则虞等本可取，故书中引文多据朱谦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