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0年，少华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到山东大学从我做博士后研究，确定的题目是《桓谭及其<新论>的研究》，属于两汉诸子研究范畴。2014年，少华以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成功入选。后来他又经过四年的打磨、补充，最后以《文本秩序：桓谭与两汉之际阐释思想的定型》为题，最终定稿，并计划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件好事。
正如少华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我初识少华是2003年，当时我在曲阜师范大学兼职，为中文专业研究生教授“先秦诸子研究”与“文史研究方法论”。少华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在同学中年龄较大，但勤奋好学不输同窗，三年中读了不少专业典籍，在古典文献学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期间，他对诸子研究比较感兴趣，并且选择以《孔丛子》作为硕士论文题目，运用文献学方法考察该书真伪、产生时代等问题，经受了初步的文献学训练。后来他到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从事《孔丛子》的研究，最终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孔丛子研究》书稿，现已出版。
2010年少华到山东大学跟我学习的时候，我原来想让他研究七十子后学，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仍然选择了一个看似较小的题目，即《桓谭及其<新论>的研究》。桓谭在两汉之际有较为特殊的学术地位和思想影响。他与扬雄、刘歆、王莽同时，经学（包括古文经学）、文学、史学乃至谶纬、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神仙方术等无所不通，且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也颇多关注而被王充称作“素丞相”。加之，桓谭代表著作《新论》久已散佚，对桓谭的了解，只能借助《后汉书·桓谭传》与后人辑佚的《新论》。所以说，在有限的资料内去研究桓谭的思想影响、经学成就乃至学术地位，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该书选择“文本秩序”这个切入点，将桓谭与两汉之际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方式揭示出来，甚具典型意义。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而言，历代王朝对其前典籍的整理或禁毁，其实都是文本秩序对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秩序的反映。正如作者所言，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一定程度上说，文本秩序是社会稳定程度的反映。由此出发，作者考察了文本秩序下桓谭与两汉之际的学术背景、目前可见桓谭著述情况；对于古今文经学的争辩，该书认为属于“文本微澜”；桓谭的史学思想，是文本秩序形成的体现；桓谭对音乐文本的解读，是文本的“另一种秩序”；桓谭的政治、军事思想，则是子书文本定型的体现；桓谭文学文本中体现出来的“尚新”思想，则体现了文本秩序演变中的“新”、“旧”之争，这一点很有学术启发意义；对于两汉之际的文本而言，主流的文本秩序的确立，需要的是经学、史学、文学甚至政治、军事思想的参与，而阴阳五行、谶纬、神仙方术等思想，则是文本秩序的“边缘”力量；至于桓谭对魏晋南北朝的影响，该书则归结为一种“文本余波”加以解释。从总体上看，全书总结出来的文本的“新”与“旧”、“主流”与“边缘”的辩证关系，对当下的文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当然，作者提出的“文本秩序”，不过是一种方法，是否真正成立，尚需学界讨论、验证。作者提出的这个概念，是文本研究大背景下的产物，其“新”的一面，可能会引起质疑；但从其对文献的使用与解读看，方法上仍然属于“旧传统”。从这里说，与其说作者是借用“新题目”抓眼球，不如说是尝试使用新方法在旧题目上做新文章，努力探索一条重新认识两汉之际学术状况的新路子。
当下的文本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提出的很多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但毋庸置疑，文本研究的泛化，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是批评。从学术发展的大势上看，这未必是坏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特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学术特色。但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否定前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更不可能完全规定后一个时代的发展道路。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其学术道理、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从历史的潮流看，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颠覆一种文化，或者消灭一种文明。一个学科的存亡，是由学科自身决定的。一种文化、文明的存亡，并不决定于外来力量，而是决定于它自身是否能够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积极心态。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是一个好事，我们应该以乐观、谨慎的心态看待它，并推助这种新理论、新方法为研究所用，成为推进文史研究的正能量。
全书是以桓谭为切入点，联系同时代扬雄、刘歆、王莽等人，开展的对两汉之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学术、文学发展及变化的综合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之际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特殊时期，古文经学所代表的传统学术与今文学所代表的孔子“变新学术”之争，以“纬书”的形式将谶纬、符应所代表的“南方文化”与五经典籍所承载的“北方文化”初步融合起来。受此影响，南北天文历算的互补互融，音乐理论与文学理论的新变，神仙方术思想对人生理念的影响，包括李约瑟所说的某些科学技术的应用，都在两汉之际呈现出新面貌而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东汉以后对先秦、西汉的理解，基本上是在扬雄、刘歆、桓谭等人确立的阐释思想基础上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两汉之际思想学术，基本上就把握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大致走向。具体到文学研究方面，后世文学史上的复古思潮，其成熟的思想源头，也应该与这个时段的学术思想有关。
总体上看，本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前沿意义与创新价值。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两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对这个阶段尤其是对新莽时期的学术与文学状况的研究较为薄弱，该书以“两汉之际”为限，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选择意义；其二，桓谭与扬雄、刘歆都是两汉之际重要的大学者，他们在经学、文学、天文、历算等各方面的认识与判断，都具有时代先导意义。然而由于资料匮乏，桓谭研究长期以来较为冷寂。目前所见，台湾学者董彦斌有《桓谭研究》一部，而大陆尚无综合性研究专著出版。该书能以“桓谭”为研究对象，抓住了两汉之际学术与文学发展、变化的“主动脉”，是大陆桓谭综合研究的一个突破。
第二，该书综合考察了这个历史大变动时期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历算、军事、音乐、方术等各种思想与学术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后世的多样化影响。两汉之际诸多思想与学术，都成为后世思想与学术的先导。例如，桓谭与刘歆等人对古文《易》、《书》、《礼记》、《孝经》、《论语》的讨论，为东汉古文经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桓谭与刘歆等人对仙道、养生的认识，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思想和养生之学；桓谭本人“非谶”的思想，被后来的王充、尹敏、张衡接受与继承；桓谭的音乐、天文、历算、水利等论说，颇具时代先进性。这都说明了两汉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科技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该书能够结合桓谭《新论》的记载，将两汉之际的文学理论、文体新变、文风变化等揭示出来，无疑具有文学启发意义。例如，通过桓谭《新论·本造》的记载，结合汉代诸子著作如《新语》、《新书》、《新序》等，揭示出那个时代诸子文学中的“尚新”传统；结合刘勰所言桓谭“不及丽文”，考察了同时期两汉文学的总体风貌与文风变化，揭示出谶纬进入辞赋作品后产生的消极作用，同时又展示了两汉之际散文的兴起；通过桓谭《新论·道赋》的记载，揭示出西汉文人学赋、作赋、拟赋、评赋的情形，以及汉赋作品中蕴含的“讽谏”传统。诸如此类的研究，既有以点带面的学术效果，又有一定的创新认识，对于把握两汉尤其是两汉之际的文学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当然，两汉之际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时期，有些问题由于资料匮乏，可能很难说得清楚。例如，该书中所论桓谭反对立《左传》博士问题，“四时五行”与“四声五色”的关系问题，谶纬与“黄白之术”问题，星象与“平城之围”的解释问题，虽然作者或者做了较多的推论，或者提出了有益的思考，但是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相信作者在以后更为深入的研究基础上，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呈现。
长江后浪推前浪，少华侪辈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年富力强的他们，定能取得超迈前贤的创新成果，为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2018年国庆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