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探源

序

《周易》是我国最古的一部书，也是最难理解的书。其所以难解，除了它的文字古简以外，还由于它是一部占筮书，其中隐藏着编著者的哲学思想，而编纂时所采用的材料（占筮记录）时代当更加古远。由于时代古远，后代学者经师无从理解，而他们又喜欢借《周易》来讲他们自己的思想，这样，《周易》的本来面目不特难于看清楚，反而有人给它画花脸，戴面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历代各家《易》说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是承《易传》的遗说、儒家尊经思想，不符《周易》的真相；但就这个粗略的分析，也已看到《易》说的纷繁。不特“天文、地理……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其实“两派六宗”，也都是“援《易》以为说”的，不见得有多少是合于《易》的真义。因此，《易》说虽多（不下三千种），却很难根据他们所说的来研究《周易》。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不少问题，不能一一加以分析。就本书所收的几篇文章来说，约有这么几个：一、《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时代；二、《周易》的内容性质；三、关于《易传》问题：《易传》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易传》是怎样解经的；《易传》所说，是否合于经旨。这些问题，我曾做过粗浅的探索，也作出假定的答案。当然，这些答案距离正确的定论还相差很远。而写作时间前后相隔三十多年，其中有些说法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在编集时虽然略有删改，但删改的只是关于文辞的润色，主要论点还是保存原文，不便更动，不够之处，添上简单的“补记”。有些看法，如《周易》不是文王作的；《易传》不是孔子作的；《易传》虽然解经，但《易传》和《易经》写作的时代不同，《易传》所说，只能代表战国、秦、汉间的经师儒生的思想，跟《易经》原义大有出入；《易经》原为占筮书编纂而成，其中有编著者的哲学思想。这些，现在看来，还是同样主张，虽则论证不一定相同。

一

关于《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问题，我们不同意文王作《易》这个传统的说法，最明显的证据是卦、爻辞有文王以后的史事，如“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一个作品，绝不会有作者所未及见的故事出现。而“箕子之明夷”，箕子是殷三仁之一，往明夷当在周克商以后事；康侯封于卫，是成王时事，“用锡马蕃庶”，当然更在其后一个时间。前儒泥于文王作《易》之说，硬把史实歪曲了以便弥缝，如蜀人赵宾说“箕子”应解荄兹，“万物方荄兹（滋）也”（《汉书·儒林传》），以为阴阳气亡（明夷），而万物像草根的生长。惠栋解“箕子”为“亥子”，谓“坤终于亥，乾出于子”（《周易述》）。焦循又以为“箕子”同于鼎初六“得妾以其子”、中孚九二“其子和之”之“其子”。“康侯”，王弼解康为美名，朱熹解康侯为安国之侯。这都是牵强附会之谈，没什么道理的。

我们现在认为《周易》的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周礼·春官·宗伯》有“大卜掌三兆之法”，“掌《三易》之法”；有卜师、龟人、菙氏；有“占人掌占龟，以八簭占八颂，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有“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又说：“凡卜簭，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左传》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庄二十二年）其余掌占卜的除了泛称占人卜人外，有卜偃、卜徒父、卜楚丘之父、史朝、史墨、史赵、史龟和周大史等，还有君侯、大夫，而以卜、史为专官，可见周室和列国都有这些掌占卜的卜史。而占卜之后，把占辞记在策上藏起来，年底做一次总结，计算有多少是灵验的，有多少是不灵验的。所以在卜史手里掌握了许多材料，供他们参考。《周易》就是从许多材料里选择出来，又经过分析和组织，编成这样一部占书。编著当中，编著者总结了历史经验、生活经验，根据过去和当时许多事实，注意别择材料，编选组织成为卦爻辞，在选材和组辞上，寄寓编著者一些思想。《易传》以尊经、宣教的姿态出现，对《易》的看法不免夸大，但其中有一些话，如《系辞传》说包牺始作八卦，却可以拿来作为《周易》编著的说明：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八卦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把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东西，分为相对的四类，而以乾、坤、坎、离、巽、震、艮、兑八个符号来代表它。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而系以辞，这些卦、爻辞已经有一部分不按着原来所代表的意义来组织安排了。除了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外，其他五卦都不是原义。震与艮对，巽与兑对，是按卦画颠倒过来排列的。可见卦、爻辞的编著者另有他自己的思想，并没有遵照八卦原始的意义。他根据丰富的材料挑选合用的加以安排组织，表现他的思想。这里有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和编著者的生活经验、人生哲学。

编著者是卜史，卜史是贵族中的僧侣阶层，是政治顾问，是当时的高等知识分子。他们掌握了政府的文献资料，学问广博，如后来的老聃为周柱下史，司马迁为太史公，都是这一类人。《周易》出于卜史之手，最有可能。

《周易》的成书时代，我们推定为西周晚期。从内容思想看，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如讼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鞶带是贵族用的大带，你争我夺，成什么样子?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只见人打击，不见人帮忙，孤立无援，终于坚持不下去，显然是掌权派对同僚施加压力。比六三：“比之匪人。”比上六：“比之无首，凶。”反动派结成集团，狼狈为奸，而终于失败。“否之匪人”（否），犹言否是匪人，坏蛋总是走向行不通的道路。所以作者告诫人不要走这条道路（否九五：“休否!”），要人消灭它（否上九：“倾否!”），这种反映政治黑暗的思想，在《诗经》里西周末、东周初的诗同样可以见到。如《小雅·节南山》写任用私人：“琐琐姻亚，则无膴仕。”又《正月》：“哀今之人，胡为虺蜴!”“今兹之正（政），胡然厉矣!”《十月之交》：“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小旻》：“谋臧不从，不臧复用。”《小弁》和《巧言》同说：“君子信谗。”《何人斯》说：“其心孔艰!”《巷伯》大骂“谮人”：“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又《易》作者有隐遁思想，至少他是同情隐遁的。如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还有一个遯卦，专谈隐遁的，说“好遯”、“嘉遯”是吉，“肥（飞）遯，无不利”。正是一种“乱邦不居”、“贤者避世”的思想，出现于没落时代。《诗·白驹》是送隐者的诗：“慎尔优游，勉尔遁思。”《小雅·黄鸟》说：“此邦之人，不可与明”，“不可与处”，所以只好“言旋言归”。这和《易》作者赞美隐遁，其政治背景是相同的。《系辞传》的一个作者也看到这一点，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种思想不会在西周之初、成康之世出现，而《易》在春秋初期已经流行，我们说它是西周晚期作品是可以的。《周易筮辞续考》从文辞组织跟卜辞、《诗经》、《论语》等比较，得出作于西周末年的结论。卦、爻辞不特采用民间的比兴诗歌，而且作者也运用民歌比兴手法来编写他的爻辞，如渐卦六爻以“鸿渐于△”起兴，是显著例子。比兴手法，源于民歌，后来士大夫也模仿它来写诗了。我在《诗迭咏谱》里把《诗经》中民歌惯用的重章迭咏的诗歌做了统计，计《国风》160篇中有迭咏诗140篇，约88.5%，《小雅》56%，《大雅》26%，《鲁颂》四分之三，《商颂》五分之一，而《周颂》没有，这也可见民歌给士大夫的影响。《周易》卦、爻辞中采用民歌，而用起兴式的手法来创作，就是由于逐渐形成的风气。文辞文体的比较研究，也可作为《周易》作于西周晚期的佐证。

二

《周易》的内容性质：

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但由于它由许多占筮辞经编著者选择、分析、改写和组织，它就不单纯是占筮书，而是寓有作者思想的占筮书；其中又保存了相当大量的周民族早期的历史资料，所以也可以作为史书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谓：“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他认为政典是史，但“史之所贵者义也”。他举孔子作《春秋》为例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他的话说得未免过于夸大，但好的史书在文字记录之中一定有它的“义”（史意）——古人所谓“道”，我们所谓哲学思想。对于《周易》，我们也有相类的看法。编著者从大量的占筮之辞经过分析选择编成这样一部占筮书，作者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出一些经验教训，而他对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自有他的看法作为编著《周易》的主导思想。所以《周易》是以历史材料（旧筮辞）做根据表现作者哲学思想的一部占筮书。

《周易》的材料来源是旧筮辞，这些筮辞当与甲骨卜辞相类，完整的格式，记录了占筮的时、人、事、兆。但编者编为卦、爻辞时，把占筮的时间和占人去掉，就是把个别的变为普遍性质；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还保存史实故事，这些史实故事有代表性意义，有点像春秋时所谓“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发展到后代就喜欢用古人故事做占辞，如汉代的《易林》有“禹凿龙门，通利水源”（乾之豫）、“彭祖九子，据得不殆”（乾之蛊）、“大禹式路，蚩尤除道”（乾之剥）等语；而签书中的“古人”更多，如“相如完璧归赵”（关帝签）、“刘备招亲”（观音签）之类。但在《周易》里只是偶然选用。不过这种选材法已与卜辞不同，卜辞是具体纪实，《周易》则编在卦、爻辞里作为举例。

占卜有一套贞兆术语，如卜辞的“亡戾”、“亡灾”、“有祟”等，《周易》的“无咎”、“利贞”、“元亨”、“悔亡”等。但《周易》用贞兆词和卜辞不同之点不在术语之差别而在用法。卜辞每事一卜，吉凶分明，吉是吉，凶是凶。《周易》却有吉凶连言的，如乾九三：“厉，无咎”；革：“元亨，利贞，悔亡”；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晋上九：“厉，吉，无咎，贞吝。”这当由于同时或不同时有两三人占筮而贞兆不同，编者为供参考用，故不妨并列。还有一点，编著者用贞兆词已经把它的意义推广，贞兆词不单是作为贞兆用，而是跟上下文所说的事理联结起来，就是说，不光是贞兆词，而是事理的说明和判断。比方说，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占筮的原义是，有个当官的，处境严峻，整天战战兢兢，夜里更加害怕。他占筮，得的兆是“厉”和“无咎”。但在卦、爻辞里可变成这样的意思：君子能白天谨慎，夜里警惕，则处境虽然恶劣，终能平安无事。因为从乾卦整个体系来说，以上天垂象、天威可畏作为论点的根据，体现在人事上，人们要以敬慎戒惧的态度来应付恶劣的环境，处理困难的事物。故“厉，无咎”贞兆词就兼有说明和判断事理的意义。贞兆词在《易》里有几种不同的用法：1.单纯表示吉凶的，如“乾，元亨，利贞”。2.供占筮参考，吉凶并列。3.用来说明和判断事理。4.综合比较，区分情况的不同，故吉凶对立。如屯九五：“小贞吉，大贞凶。”（贞小事则吉，贞大事则凶。）否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是阶级不同，吉凶异占。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时间不同。豫六三：“盱豫，悔；迟，有（又）悔。”蛊九三：“小有悔，无大咎。”程度不同。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的思想幼稚，对事物的认识还不清楚，以为万物有灵，宇宙间充满了鬼神精灵，在监视和指示着人们的行动。除了祭祀求神福佑外，人们还用种种数术以探测神旨。数术可分两大类，一是天启的，一是人为的。两类合起来，对于探测神旨更为可靠。占卜是人为数术，星占、梦占等是天启的数术。在《周易》里有星占、梦占，是作者采用了旧有的材料。乾卦的龙，丰卦的斗、沬，是星占；履卦的“履虎尾，不咥人”，六三的“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是梦占。乾卦谈天，丰卦说行往作客，履卦论践履，故作者取以入辞。

卦、爻辞大量地采用旧筮辞，同时也采用其他材料。如明夷初九的“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中孚九二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采用民歌民谣。泰初九和否初六的“拔茅茹，以其汇”，我认为是用民谚成语。

在《筮辞考》里，我说《周易》中有“格言”，举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损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所谓“格言”，就是从经验里总结出来的道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从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得出来的概念。毛主席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从卦、爻辞里可以看到《易》作者对于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科学知识等各方面有一定的认识，它的特色，还在于有朴素的辩证的观点。上举两条爻辞，表明作者有辩证思想。这种思想方法，还可以在不少地方看到。略举几个例子：

（1）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初六）

（2）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大有初九）

（3）劳谦，君子有终，吉。（谦九三）

（4）无不利，㧑谦。（谦六四）

（5）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临六三）

（6）知临，大君之宜，吉。（临六五）

师卦谈军事，军事上一条重要规律是：军队一定要有纪律；有纪律可以打胜仗，没纪律就打败仗。大有卦讲农业丰收，搞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大家协力，彼此合作，不能互相侵犯，这样就不会有祸患了，纵然有困难也不要紧。谦卦研究谦虚谦让这个品德。谦虚是好的，尤其是有了功劳的人，要是能够谦虚，更难能可贵，他会永远胜利。但谦虚谦让也有条件限制，并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是谦让。谦的弱点是懦弱畏缩。所以谦要有积极性，振作有为，奋勇前进，结合起来，这样的谦才有意义。临卦讲临民之术即政治措施。甘通拑，忧通优（宽和），知通智。甘临是压迫政策，以压迫政策来治民则“无攸利”；如果用宽厚柔和来待民则“无咎”。做一个政治领袖，头一个条件要有聪明智慧，懂得怎样来治理。——就这几个例子，约略窥见作者通过卦、爻辞发挥他的哲学思想。

卦、爻辞的构成，是有组织的。它的组织，不是以卦画爻位为次序，虽则有极少数用对衬式或阶升式出于作者的有意安排，而大多数有它的中心思想，每一卦像一篇简短的论文；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以文字形式作联系，没有中心思想。如师谈军事，小畜、大畜谈农业生产，同人谈战争，大有谈丰收，临谈治民之术，贲谈婚姻，复谈行旅，等等。当然，每卦的卦名有一词多义的，编者以一个多义词编织在卦、爻辞里，有时有中心思想——这是主要的，有时只有形式联系。如井有三义：井田，水井，陷阱。井田中有水井，水井可改为陷阱。井卦用这三义来编成，而这三者又有关系，说的是农民生活问题：农民在井田中耕田，在水井中打水饮食，把旧井改为陷阱以捕兽，是农业副业生产。所以井卦以一个多义词做形式联系，而又有它的中心内容。但明夷一卦，内容复杂，而明夷二字，词义不一。“明夷于飞”，借为鸣鴺；“明夷，夷于左股”，明是太阳，明夷是说太阳下山了；而“夷于左股”的夷，训伤；“明夷于南狩”的明夷，应解为鸣弓，夷是大弓；“获明夷之心”的明夷是弓名，“箕子之明夷”的明夷是国名，这两个是名词（说详《周易卦名考释》）。六爻说“行”，说乘马而伤，说“得其大首（兽）”，说出门得心木，说箕子往明夷，上六说太阳的升降。如果勉强求其总旨，只能说是讲出门行旅，但不明显，不如说是以“明夷”作为形式的联系。这是卦、爻辞的一种构成法。

按照六十四卦的内容来分析，归纳于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科学知识三类，约略可以区分如下。——其内容比较复杂分属于两类或三类的，以〔〕号表示。

（一）物质生产——〔坤〕、〔屯〕、蒙、小畜、大有、豫、〔噬嗑〕、大畜、颐、〔坎〕、咸、恒、〔大壮〕、〔晋〕、〔明夷〕、解、〔姤〕、〔井〕、〔震〕、〔渐〕、〔巽〕、涣、节。

（二）社会生活——〔乾〕、〔屯〕、需、讼、师、比、履、泰、否、同人、谦、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过、〔坎〕、离、遯、〔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渐〕、归妹、〔丰〕、旅、〔巽〕、兑、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三）科学知识——〔坤〕、〔震〕、艮。

三

关于《易传》问题：

《易传》的作者，二千年来都认为是孔子，甚至现在还有人这样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易传》不是孔子作的。宋欧阳修已经指出：“《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易童子问》三）从《易传》中备列几种解说或同或异乖戾不一，就可以看出不是一人之言了。《易传》的内容思想，跟《论语》所载的孔子的思想不一样，证明它不会出于孔子之手。孟子私淑孔子，极力为孔子宣传，但他只说孔子作《春秋》，不说孔子著《易传》。先秦儒家也没人这样说过。这些，近人论证已详（见《古史辨》第三册《上编》），已成定案。

《易传》七种十篇，不是一人之作，《文言》、《系辞》，更是《易》说丛编，辑录而成。那末，《易传》的作者是哪些人?写于什么时候?我的看法是：

春秋时代，《周易》开始通行于列国，用作占筮的根据和参考，同时还有别的占法和占书。当时占人用的“繇”辞多与《易》同，也有不同的，如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而辞却是“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左傅》僖公十五年）。晋侯将伐郑，公筮之，其卦遇复，“繇”辞是“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十六年），全不相同。《晋书·束皙传》载在汲冢（魏襄王墓）发现竹书数十车，其中有《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又有《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这说明和《周易》并行的还有别的占书，到战国后期还流传。但《左传》所载，占筮已多用《周易》，而且有人引用《易》文来说明事理。如郑公子曼满欲为卿，王子伯廖引丰之离（丰上六）推断他一定失败（宣六），蔡墨引乾卦的爻辞证明有龙这样的东西（昭二十九），孔子也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人要有恒（《论语·子路》），可见《周易》已逐渐为人们重视。但从春秋到战国，《易》由占筮书上升到说理之书，诸子稍为引用，地位提高了，恐怕还没有像现在的传。战国晚期，《易》可能已跻到《六经》之列。《庄子·天下篇》列举了《六经》之名，说明其要旨，谓“《易》以道阴阳”，认为这是“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所研究的对象。《天运》引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话出自道家之口，很可以说明儒家的扩经运动，把《易》拉进学习范围去，开始作了一些解释。看《荀子》引《易》：“《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非相篇》）以“无咎无誉”来说明腐儒的卑污庸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大略篇》）这跟《彖传》的“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如出一口。我们能说是《荀子》抄袭《彖传》吗?不会。而他也没有说“传曰”之类的话。这当是《易传》等作品的前身，是传授《周易》的人开始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汲冢竹书透露一点消息：“《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造书者姓名也。”（《晋书·束皙传》）杜预《左传集解·后序》也说：“别有一卷纯集《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氏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这说明春秋以来说《易》的用的是《左传》所载的筮法和说解。“似《说卦》而异”的一篇《卦下易经》，是这类作品。现在的《易传》正是从这里发展下来的。《易传》中的《彖传》、《象传》，当成于战国末或秦代。秦始皇焚书坑儒，《易》以卜筮书没有烧，故儒生多集中在《周易》上研究，借《易》来发挥他们的思想。这时说《易》之书可能不少，保存下来的完整的有《彖》、《象》二传，残缺的则收集在《系辞》、《文言》里。《史记》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引《易大传》之文，也见于《系辞传》，但他不说《系辞》，可见《易大传》当另是一书，《系辞》收其残文，疑出司马迁之后。至于《说卦》、《序卦》、《杂卦》三传，有整理众说，便于诵习的意味，又当在其后。《易传探源》推断出于昭、宣之间。总之，《易传》是儒生经师所作，著作时期，上溯战国末，下至西汉中叶。

“传”是解“经”的，然则《易传》所说，是否合于《易经》的原意呢?答案是，合的少，不合的多。主要的原因是时代不同，思想也就不同。《易经》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易传》是封建时代的作品。经的作者，从大量材料中选择、分析，编组成卦、爻辞，作占筮参考，同时总结经验，表示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见解。他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有分析，有批判。他虽是贵族，有阶级限制，但生于季世，对现实不满。传的作者，对经所载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已经不很了解，从“卦象”、“卦位”、“卦德”来寻究《易》文，喜欢用引伸发挥的方法来阐发儒家思想，宣扬纲常伦理、等级制度，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传虽解经，实在借《易》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封建思想。我们这样说，并没有扬经抑传的意思，只是说它们的时代不同，所反映的思想有别而已。经和传，都有它进步的一面，又有其落后的一面。

《易经》所阐发之理，是从实践过程中得出来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章学诚所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道不离器”。传所阐发之道，是抽象的公式，是主观的论断。他们认为道在事物之上、事物之先。如乾卦说的是“天”道，乾的卦、爻辞认为天威可畏，是一种天人感应思想；龙星的隐现，是天垂象以示吉凶的。这当然是宗教迷信了，而古人却以为有事实根据的。《彖传》却断章取义，把“乾，元亨，利贞”解作“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乾元”成为一种“道”，它统治了天，是万物发生的根源，是超越于天地万物、主宰一切的东西。显然这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传所谓“万物资始”，“品物流形”，“乃统天”，是“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之意，“先天地生”之意。“大哉”的大，袭用《老子》，不过改“道”为“乾元”罢了。《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五十五章）这“和”有对立统一之意，跟“保合大和”相近。而阴阳更是《易传》所乐道而发挥精详的。《易传》认为阴阳二气是自然的根源而统一于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又：“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传》是以阴阳、刚柔的变化统一来说明一切的。这种思想当然比《易经》为进步。它是从乾坤一一发展出来，但并不符合经的原意。乾坤在《易》只代表天地，并没有那么高深的道理。但我们要明白，《易传》的乾坤、阴阳、刚柔等说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乾、阳、刚是君，是父，是夫，是男；坤、阴、柔是臣，是子，是妇，是女。前尊而后卑，后者要服从前者，这是纲常伦理的说教。

我们举几个有关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科学知识的卦来看经、传作者对事理的认识，以见经、传反映的时代思想的差异。

小畜、大畜两卦说的是农业、牧畜业的生产。畜字应作，《说文》：“畜，田畜也。淮南王曰：‘玄田为畜。’”又：“，《鲁郊礼》：畜从田从兹，兹，益也。”是畜之异文，玄是兹的省改。取义于田中长苗，滋生谷物。小、大写农业，而牧畜也属农业范围。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言农人对于雨的渴望。上九的“既雨既处，尚德载”，载通栽，雨后栽种。初九“复自道”，九二“牵复”，从田间耕作归来，道是阡陌，田间的路。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运输工具粗劣，车轮子脱走，引起两口子吵架。六四“有孚，血（恤）去，惕出”，九五“有孚挛如，富（福）以其邻”，起先有敌人侵掠，受了损失；后来有了戒备，而且和邻族联盟，因而把敌人打败，捉到俘虏。大畜卦辞“不家食”，跟《诗》的“馌彼南亩”意同，农人在田里劳作，也在田里吃饭。初九“有厉，利巳（祀）”，“厉”指敌人侵掠的危险，“利祀”跟“有孚挛如”相联系，捉到俘虏用来献祭。九三的“日闲舆卫”，讲武练兵以防备敌人侵掠。九三的“良马逐”，六四“童牛之牿”，六五“豮豕之牙”，说的是蕃殖和驯养牲畜，有马、牛、豕。末了以“何天之衢”作结，犹言得天的福祜，跟《诗》“何（荷）天之休”（《长发》）“受天之祜”（《信南山》、《桑扈》）同。综观两卦，描写了农业生产的生活、困难、环境和农人的心理。

《易传》怎样解小畜、大畜呢?它全从卦位、卦德来做解释，然后就积“畜”、“畜”养的词义上引申发挥，根本没有摸到农业生产的边儿。小畜的卦画是乾下巽上，只有六四一爻是阴，余为阳，故《彖传》说：“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大畜是乾下艮上，故《彖传》说“刚健、笃实”，“能止健，大正也”。前者为卦位说，后者为卦德说。由“刚健笃实”和上九阳爻，联结到畜养、积畜，故《彖》又说：“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不家食吉，养贤也”。《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以懿文德”。这是引申发挥。最有问题的是，“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把一句话硬分为两截。两卦的爻辞都有“舆说辐”，《象》于大畜九二解为“中无尤也”，就爻位说，而于小畜九三则说“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不说爻位了，急急地为“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作宣传了。——两个反映奴隶社会农业生产的卦，到了《易传》作者手上却变为畜德和养贤了。

这种封建纲常伦理的说教，在家人《彖传》尤为明显。“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这样的题目，正是儒家用来发挥他们伦理思想的用武之地。《荀子》因咸卦有“取女吉”的话，就说“《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序卦》也在咸卦上做文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所谓“礼义”，即纲常伦理。“家人，利女贞。”《彖传》因而发挥“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道理，和女内男外、夫唱妇随的“天地之大义”。不过家人的卦、爻辞有没有这种思想呢?我看没有。相反的，《易》作者颇有不同的主张。初、二爻说：“闲有（于）家，悔亡”；“无攸遂（坠），在中馈，贞吉”。他反对男子在家无所事事，而同情妇女在家劳作。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他把两种家庭对比，嗃嗃（嗷嗷）贫苦的，虽有重重艰难而吉；嘻嘻喜笑的富裕家庭，终归有愁眉苦脸的一天。这里显出他的对立转化的辩证思想。他要求有个幸福的家庭。——六四：“富（福）家，大吉。”什么是幸福家庭?照上文推想，就是勤俭持家。试问，这里有没有“男女正”、“正家而天下定”的思想呢?倒是《象传》说的还有点意思：“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不过他还没有理解家人原文之义，而说“闲有家，志未变也”；“六二之吉，顺以巽也”；“富家大吉，顺在位也”，仍然是男尊女卑那一套。

关于科学知识，可举震卦为例。震卦爻辞表现作者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六四“震遂（坠）泥”，形象地描写天电和地面接触，在人看来好像震雷从天空掉到泥土里去。雷电能毙人毁物，雷声震耳可怕，作者把人们对于雷电怕不怕的心理表现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害怕的，“震来虩虩”，虩虩，恐惧貌。第二种是不怕的，但他的不怕由于心不在焉，装作不怕，其实他心里正想着别的东西。“笑言哑哑”，言笑自若，因为“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这是商人，不管雷轰电闪怎样厉害，他想的只是会不会丧失钱财，拼命地往市场跑；到跑不动的时候，还自己安慰自己：不用跑了，反正短期内会捞一把的。或者估计到可能会有问题，但钱是不会丢的。商人本质，钱是命，哪管什么雷震。第三种人也是不怕的，“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匕鬯犹言用勺子舀酒，在雷声大震时，他态度非常镇定，一点酒没有洒出来。怎能够这样镇定?由于他明白雷电的道理，只要谨慎小心，雷电伤不了人的。“震索索，视矍矍。”索索同于蹜蹜，走路细心之意。矍矍，形容眼光看得远、看得准，像鹰隼在高空看东西一样。就是说，一个人有智慧，懂得雷电的道理，行动小心，眼光远大，他就自然不怕了。第四种人是先怕后不怕的，“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这是由实践过程中提高认识：“震苏苏；震行，无眚。”苏苏犹言哆嗦、发抖。原先他听闻雷声就发抖的；后来经过多次在行雷闪电中小心慢慢地行走，没事，于是得出经验，知道雷电并不可怕。因此，他回忆起过去那样害怕实在可笑，笑自己愚蠢，见到别人闻雷发抖，不觉呵呵大笑。——作者分析了这四种人的知识和心理，末了作了一个补充：“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有雷电在邻近地方响起来，没有打到自己，也没有毁伤什么；虽然这样，人们却认为这一定邻居有人犯了罪，才来了雷击（婚媾义为亲戚，这里指邻居，即被震者。言，通愆）。这里作者进一步说明社会心理，指出人们之所以怕，不光怕被雷打死，还怕死了被人认为有罪，这比死还可怕（说详本书《周易的编纂和编者的思想》）。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具有当时科学的相当高度水平，和科学分析的头脑。他挖掘了社会心理，对商人的本质给以讽刺批判。

《易传》除了“震为雷”这个传统说法外，《象传》仍然用卦位说作解释，如说“震来厉，乘刚也”；“震苏苏，位不当也”；“震索索，中未得也”。而对原文则误解了，如“震遂泥，未光也”。哪来的“未光”?《彖传》对卦辞的解释，可说全无是处。“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刚刚说了个反面，原文所不赞成的，《彖传》却赞好。《象传》解初九爻辞，全抄《彖传》，未免糊涂!爻辞明明多了一个“后”字，意思就不同了。可见他对原文未读懂。“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何以见得?“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从“震为长子”和“不丧匕鬯”来强凑的。不知匕鬯可为祭物，也可为饮器食品，而且把“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割裂开来，也不成文义。《彖传》往往这样强解，如解小畜的“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解坤的“利牝马之贞”，蒙的“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等，都是这样。把“乾，元亨，利贞”读为“乾元，亨，利贞”，更是显著例子。割裂文义，也见于《文言》，可见是《易传》惯技了。

就以上几个卦来看，我们说《易传》解经合的少而不合的多，没有冤枉他们吧。《易传》作者为什么这样曲解误解?并不是他们糊涂、胡说八道，是时代和阶级限制。封建社会的儒生经师，为纲常伦理宣教，来维护等级制度、统治阶级的利益，作出这样的说解，并不奇怪。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成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批判古人的文化遗产，就能够辨别它们的异同，作出比较近真的判断。当然，限于水平，这里所说的不一定正确。《周易》的研究，学术界还在探讨中，意见还很分歧。这个论文集，把过去和新近我对于《周易》的探讨的几篇文章编集起来，供读者参考。为了阅读方便，把这个论文集所探考的几个问题，简单地提出来讨论一下，顺便把集里没有说到的作了一点补充。

李镜池

1963年于华南师院

〔后记〕《周易》是很不好懂的书，这里所收几篇论文，是我历年对于《周易》的探索，仅仅是试探而已。主要论点，认为《易》保存了一些古代史料，要以社会发展史观点来研究；卦、爻辞有它的系统组织，要全面比较分析，才能得其真义。论文写作前后相隔三十多年，故论点往往歧异。又限于水平，错误很多。承中华书局编辑同志多所指正，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