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一百多年前，德国诗人海涅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教授的平静书斋里生长起来的哲学观念，能够摧毁一种文明。

——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1958

本书收集了以赛亚·伯林的一些短小精悍而又通俗易懂的文章，把这些文章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主题思想，也是此前出版的三部著作（它们收录了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的主题思想，即观念及其本源，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具有哪些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政治作用。围绕这一主题，作者探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海涅的警告在很多地方得到验证。这是伯林经常提到的一种警告；有人不时会问观念史的重要性，海涅的警告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答案（当然还会有其他答案）。

二十多年前，我就有了出版这样一部文集的想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编辑伯林的文稿，准备首先出版四卷。为此我通读了他的全部著作——当时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作品，一个想法变得清晰起来：将来某个时候应该有人来编一个集子，以收录他那些更加简明、更通俗易懂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他写过什么深奥难懂的东西。而是说其作品的魅力之一恰恰在于，他天生不会像某些专家那样把文章写得晦涩难懂。

我拟定了该文集的目录，通过与一两位同事的讨论做出了修改，然后呈交伯林；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这个想法，至少是拒绝立即实施这个想法——然而一如往常，他也并未把这扇门牢牢关上。他解释说，有些学者近来编辑出版了他的一两部文集，他觉得这些书编得杂乱无章，因此受到影响。在他看来，豆腐块式的书评和昙花一现的新闻报道，不能反映文集作者的真正价值：仅仅因为某某是名人，其所有作品就该结集出版，这种想法纯属虚荣；他不希望为出过这样的书而内疚。

伯林的这番话让人很难不同意。但是如果他真的认为他的短篇文章也是如此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他就错了。把伯林的一些次要的短篇文章结集出版可能招来类似的批评，然而在他的这类短文与重要论著之间，还有许多文章，其简洁明了丝毫不会影响其长久价值；实际上，它们常常是一些介绍性的综述，是对那些探讨相同或相似主题的长篇大论的有益补充。

无论如何，在选择本书内容的时候，我始终记着伯林对此事所持的保留态度。我本打算在他离世之前出版此书，当时想，在开展下一步工作之前，我必须说服他接受我的观点。假若没有这种顾虑，我在编辑本书时本来会有更大的自由度。实际上，我希望将来再编几册（类似的文集），把另外一些短文收录其中。

我曾告诉伯林我正在编辑此书（那一年也恰好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没有反对。令人遗憾的是，此后我们再没有对我最后确定的篇目进行过讨论。然而，他去世后，我也刻意没在该文集中增加任何文章——除了两篇是例外，我将在下文做出解释。我认为即使只是在这种有限的程度上，人们也有理由把本书看作为他默许（“同意”一词的分量似乎总是过重）而由我编辑的最后一部文集。除了这两个例外，我觉得他不可能对该书的入选篇目做出实质性的修改。

第一个例外是《我的学术之路》，一篇回顾往事的文章，此文可作为本书的导言。1996年2月，八十七岁高龄的伯林收到中国武汉大学哲学教授欧阳康的一封信，约请他综述其观念，以便翻译为汉语，并收入一本向中国哲学家以及哲学系的学生介绍当代英美哲学的书，此前这类汉语著述并不多见。1988年，伯林荣获首届阿涅利奖，以表彰他在伦理学领域的建树；为答谢这一殊荣，他发表了自己的观念宣言《理想的追求》。此后，他没有写过任何重要的东西。虽然他的思想力并未减退，偶尔写一些短文，但是人们不难发现，实际上他已经停笔了——年逾八旬，不足为奇。

中国人的这个项目却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觉得这些新读者很重要，他必须对他们说几句。于是他告诉那位中国教授，他要努力写一篇综述。面前只放一页笔记，他开始口述，初稿录制到录音带上。根据录音带整理的打字稿有时显得粗糙，正如他所说，需要修订；但是他的文稿无须任何观念性的添加剂来提高可读性。他同意了我的修订稿，并做了最后几处增删，然后带着他特有的对重读自己作品的厌恶，对我说，他再也不想看到这篇文章。这成了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去世那年，该文发表在《纽约书评》上，兹收录于此，适得其所。

另一个例外是《犹太人之被奴役与被解放》，这是伯林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经典陈述。该文发表于1951年，声名卓著；此后总有学者来函索取，以便讨论。尽管如此，伯林生前始终不同意我将它收入某个文集。他在文中所说内容有着很大的争议——也许都出乎了他的预料——重印此文，就意味着重申其观点，他不想因此而成为又一轮公共争论的中心。然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无重大变化；我想毫无疑问，现在我们把这篇能够代表这些立场的经典宣言收入他的全集是合理的。他去世前曾对我说，如果再版该文，我要补上他对T. S．艾略特和反犹主义的那些评论。1952年出版的《希伯来大学的花冠》也刊载此文，在与艾略特交涉之后，他删去了这些评论。回想过去，他觉得他对艾略特太过谦和。该文的篇幅固然大于别的文章，但在其他方面并无不妥；对我来说，不再拖延，立刻把它收录于此的愿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编辑文稿时，我通常遵循以下原则：不要与其他文集重复。本书只有一处没有遵循该原则。《哲学的目的》一文理应收入本书，其读者应更广泛，而不仅包括专业的哲学家，即《概念与范畴》的主要读者——该书亦收录了这篇文章。

我遵循的另一个编辑原则是，不会为了消除两篇独立构思的文段的重复之处而对单独的文章进行修改。最明显的重复是《哲学的目的》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两篇；但是在我看来，这不足以说明可以省略两者之一。因为它们各具特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本书所有文稿的原始出版信息如下：

‘My Intellectual Pa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 May 1998；这篇原是写给欧阳康主编的《当代英美著名哲学家学术自述》（北京，2005：人民出版社）。

‘The Purpose of Philosophy':Insight(Nigeria)1 no.1(July 1962).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troduction to Berlin'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Boston, 1956: Houghton Mifflin;New York, 1956: New American Library; Oxford, 197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e of the Boldest Innovator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New York Times Magazine,23 November 1969.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troduction to Marc Raeff（ed.）,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Chicago and Burlingame, 1966: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Hassocks, 1978: Harvester; New York, 1978: Humanities Press）.

‘The Man Who Became a Myth':Listener 38(1947).

‘A Revolutionary without Fanaticism': introduction to 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and 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London, 1956:Weidenfeld and Nicolson; with revisions, Oxford, 197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年4月19日在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转载加了附言（我在此收入了作者1979年之前对原始文本做的其他一些修订，这是最近才发现的）。

‘The Role of the Intelligentsia':Listener 79(1968).

‘Liberty':in Ted Honderic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xford,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这篇最初是为伯林在1962年2月11日的电视片中露面而准备的，该片是联合电视公司的五集系列片The Four Freedoms中的第一集）。

‘The Philosophy of Karl Marx': as ‘Marx' in J. O. Urmson (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ers (London, 1960: Hutchinson; 2nd ed. 1975).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1956年12月11日 在BBC第三套节目播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一百周年）:Listener 56 (1956); 1957年2月4日在New Leader (USA)转载，题为‘Father of Russian Socialism'。

‘Realism in Politics',Spectator 193(1954).

‘The Origins of Israel': as ‘Israel —A Survey' in The State of Israel (London, 1953: Anglo-Israel Association)；reprinted(a) as ‘The Face of Israel' in Jewish Frontier 21 no. 5 (May 1954), (b) in Israel: Some Aspects of the New State (London,1955:Anglo-Israel Association), (c) as ‘The Origins of Israel' in Walter Z. Laqueur (ed.),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London,1958: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Jewish Slavery and Emancipation', Jewish Chronicle, 21 and 28 September, 5 and 12 October 1951; reprinted（有修改，本书收录时已恢复原貌）in Norman Bentwich (ed.), Hebrew University Garland (London, 1952: Constellation Books)。

‘Chaim Weizmann's Leadership': as ‘Men Who Lead' in Jerusalem Post, 2 November 1954; reprinted as‘The Anatomy of Leadership' in Jewish Frontier 21 No 12 (December 1954).

‘The Search for Status'：之前未出版的讲话（四篇中的最后一篇）,1959年7月20日在BBC欧洲台播出，内容大致基于Two Concepts of Liberty，即作者在牛津大学任奇切利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时的就职演说(Oxford, 1958:Clarendon Press)。

‘The Essence of European Romanticism': preface to H. G.Schenk,The Mind of the European Romantics（London, 1966: Constable; New York, 1967: Frederick Ungar;Oxford, 197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inecke and Historicism': forword to Fried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trans. J. E. Anderson（London, 1972: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General Education': forword to Michael Yudkin (ed.), General Education: A Symposium on the Teaching of Non-Specialists（Harmondsworth,1969:Allen Lane/Penguin）;reprinted as‘General Education'in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1(1975).

在某些情况下，读者应该注意此目录所列文稿的出版日期，因为有些文稿会在不同地方标明文章作于某某时间之前：举例来说，除了第一篇，所有文章均作于苏联解体之前。1920年，作者离开那里；1945至1946年和1956年，他曾两度故地重游。1948年，以色列建国；讨论以色列的那两篇文章均作于此后三四年间。我不想删除这些标记（即使在某种情况下，我可以删除它们）。我确实考虑过在文章的开头或结尾标明初次发表的日期，但是没有这么做，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章的很多内容，甚至整篇文章，真可谓具有永恒的价值；伯林的多数作品都是如此。过分强调无关紧要的信息，也许有损于这种品质。但是，如果我觉得强调文章的原始出处对读者有益，我就会作注。

这一版新加了一篇阿维赛·马加利特的序言以及一个附录。附录包括：伯林对价值多元主义的首次公开表态，现今已成为他在道德和政治思想领域做出的最著名贡献之一；一篇谈论伍德罗·威尔逊教育观点的文章，这篇文章在首次编纂时并未发表；伯林有关民族主义的最初观点，此后他又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文章。

因为是新版的缘故，这一版的页码和第一版有所不同，这会给想要拿第一版做参考的读者带来不便。因此我做了一个两版的页码对照表，放在了互联网上，网址为http://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poi/concordance.html，以便读者参考时做页码的转换。

一些专家曾帮助我查找伯林所引述的那些文字的来源；和往常一样，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在我编辑本书时，琳达·阿姆斯特朗、安德鲁·费尔贝恩、艾琳·凯利、哈特穆特·波格·冯·斯特兰德曼以及海伦·拉帕波特，给予我很大帮助。若还有人能告诉我一些我未能确定的引文出处，我将十分感激。罗杰·豪舍尔又一次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他不仅建议我在排列文稿时要注意不同主题的自然顺序，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给予我帮助。和以前一样，我还要感谢我的赞助人，以及由伯林创立的、始终以耐心而友好的态度对待我的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我蒙后者给予的帮助极多且日益增加，特在本书献词页上致以诚挚谢意。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1999年9月

赫斯沃尔，2013年5月

平装本附言

该书出版以来，我发现了几处小错误，此版均已更正。

现在我能更准确地指出，下文第164页注释1所谓“有益的错误”一词的出处。伯林很可能是借用霍尔巴赫著《自然的体系》英译本中意译过头的一句话中的一个词。在第一章（“论自然”）第一节，霍尔巴赫写道：“recourons à nos sens, que l'on nous a faussement fait regarder comme suspects.”1820年，S．威尔金森把这句话翻译为：“let us recover our senses, which interested error has taught us to suspect.”（让我们的感官恢复知觉吧，有益的错误已经教会我们要心存疑问。）1868年，H. D．罗宾逊又借用威尔金森的发明，翻译如下：“let us fall back on our senses, which errour, interested errour, has taught us to suspect.”（还是相信我们的感官吧，那些错误，有益的错误，已经教会我们要心存疑问。）

如下文第164页注释中的引文所示，这样的英语无论具有多少创意，其情趣完全是霍尔巴赫式的。

我要感谢罗杰·豪舍尔，他让我开始追溯这个此前难以捉摸的词——这是伯林很喜欢的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