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七三年五月迁入海边这所住宅后，心里琢磨着要记日记，记下对这里的最初感受，我生活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新鲜记忆。然而有一年半时间，我被一种强烈的意愿驱使着：在讲述此地生活之前，先默默品尝它。几个月以来，海水是那样平静，如同一剂镇静剂。这使我不时在想，我是否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永远不会写作了。《独居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在讲述我内心的痛苦。是幸福不易表达，还是人在幸福时很难有什么欲望去归纳日常发生的事情？我脑海中开始被几年前读过的东西缠绕着，大意是日本人在和平时期只描画扇子。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搬迁，离开纳尔逊以及那里的朋友，离开那使我懂得了那么多的村庄，离开那“山丘之家”——唯一属于我自己的房子，离开那我洒了那么多汗水、辛勤耕耘了十五年的园圃？那么为什么在我生活的某一阶段，谨慎而为才是明智之举的情况下搬进一所比原来大得多的房子里？
做出如此重大抉择是基于直觉，而不是理智。这当中机缘起着部分作用……当初也是偶尔的机缘令我停留在纳尔逊。那还是在十五年前，我徒劳地在海边寻找房子——寻找海边一处私密的住处，周围要有一片空地，可这样的房子都超出了我的经济能力。现在想来，我意识到离开纳尔逊的决定其实在我心里已酝酿有一年多了。我知道是该离开那里了，是该彻底改变我生活的时候了。
当然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的房子坐落在村里的公共草地上，太显眼。去年有很多陌生人找上门来，我感到像住在博物馆里，成了公众好奇的目标——也许是奉承，但实在难以应付。如果拒绝那些来访者，我心存内疚；但邀他们进屋我又觉得遭到了侵犯。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朋友奎克和珀里·科尔均已去世，他们是我在那里结交的两个主要朋友。当然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在纳尔逊的最后两年，我个人经历了一场令人难忘的痛苦，那房子本身时时让我感到忧伤。
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一次特殊的机缘，不是那特殊的友谊为这重大转变敞开了方便之门，我也许还会继续待在那里。是守护神一直在保护我吗？看来如此。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我的朋友玛丽—莉·斯马特和贝弗莉·哈勒姆从缅因州奥甘奎特来纳尔逊，为贝弗莉的回顾展取她的单版画。她们极为兴奋，因为刚在约克海边买了一个旧庄园，正计划在礁石上造一所现代化的房子。两人生动地描绘着庄园里开阔的田野、礁石、海滨、池塘、一片沼泽地，庄园后有大片树林，她们还把照片拿给我看。我倾听着。之后我告诉她们我心情抑郁，好像生命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那时贝弗莉眼里闪闪发亮，说道：“再瞧瞧那幢老房子。”我仍然不解其意。她们曾提到庄园里有一幢房子，可我不曾真正留意过。所以我再一次看那照片。一幢用木瓦盖的、有多扇窗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山坡上。房子背靠高大树林，从那里越过漫漫田野，可以眺望大海。
“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住，跟我们租这房子，在此安居下来？”
我当时吃了一惊。即使我可以搬迁，我敢吗？在这一切之后我又怎能离开纳尔逊？难道我真要这么做吗？
我打算到那里去看看。当我站在宽阔的露台上，四下眺望那无垠、平和的田野一直延伸至闪光、宁静、蔚蓝、宽阔的大海时，便不由自主地做出了决定。我不得不来。开始倒不是这房子，而是那景致别有魔力。毕竟斯蒂文斯夫人——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此人物有些像我——觉得大海才是她最终的灵感。
有两年时间我梦想着这种变化，卖掉纳尔逊的房子，到此地开始新的生活。在第二年年底，我把房子卖给南茜和马克·斯特雷奇夫妇。卖给他们最适合。他们年轻，决定在乡村生活，在那里抚育孩子。这样的村庄正是他们所企盼的。马克那时是一个墙柜学徒木匠，打算把谷仓改造成一所木工房。
与此同时，我不停地到怀特诺尔去，测量靠墙书架的尺寸，把屋外大走廊改造成屋内的一部分以便放置那比利时老式家具，在书房内铺上黄地毯（可以使我常常想起纳尔逊的黄色地板），又为很暗的厨房挑选漆料，体验置身于宽敞空间的感受。埃莉诺·布莱尔建议我把那个大飘窗改造成一个花卉窗台。这一改，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得多。它看上去真像一个小温室，一年四季鲜花常开。最初在这些宽敞、阳光充足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时，我关心的是我的工作室安置在哪儿。最后当我爬上三楼时，我即刻觉得那便是我的工作室。房间镶嵌着柔和的棕灰色木板，屋檐下的几扇小窗一边俯望着延伸至大海的田野小道，另一边则可看到树梢，这是由于房子坐落在山坡高处的缘故。
“那小道……”
如果说这里有许多不可抗拒的魔力的话，那么其中之一便是那弯曲延伸至大海的小道。小道始于门前草地上的青石板，穿过两大片松林，然后蜿蜒伸展到冲浪台。六月间它穿过盛开的百合花丛，盛夏时走进高草深处，九月中没入遍布的金针紫菀。放眼望去，这一切弥漫着一种神话般开放又神秘的气氛，使每到此地的人不由得想要探究一番。这是这里的标志，大概也是前房主安妮·罗伯特的特征。
她来到此地后，在住宅两翼扩建了与房子连在一起的游廊，垒筑了大露台和石墙，种下花草树木，围起园圃，使相当朴实的住宅变为气派的“避暑之舍”。无疑又是她安装了落地窗，围起了弯弯曲曲的栅栏，搭起了六月时爬满白色、紫色铁线莲的凉亭。大概也是她，在房子后栽种了松树、云杉、铁杉及橡树。这样一来，房子背靠一片小树林，上有绿荫遮蔽。
她的存在无处不在，一种完全充满仁爱的存在。我在想，如果她知道又有人在耕耘她的园圃，栽种球茎、牡丹树、杜鹃花，使园圃生机勃勃，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她爱这地方，她对这里的爱以及这里带给她的欢乐一直在感染着后来者。
从一九七三年五月搬过来没几天起，我就知道“我悄然溜进这宽阔的地带，这妙趣横生的世界，这令人惊异的天然乐园与栖息之地，就像一条船驶进了它停泊的港湾”。然而在一年半之后，我才觉得写日记的时候到了。原本想记载我在这里的快乐，但记日记不能计划在先，不能随意愿而记。我预料不到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之间，我会失去三位多年的老朋友。我也不可能知道一九七五年春，我喉咙会突然感染，差点造成严重后果。这样日记就成了从欢乐开始，到后来以接连不断的悲哀和疾病的打击结束，尽管主题仍是围绕大海、海边小屋以及海边园圃。
最初决定来这里的时候，我同时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要带一条狗来。这是我的第一条狗。这里远比在纳尔逊的住宅要偏僻得多。第一年我到这里会是独自一人，因为玛丽—莉和贝弗莉的房子正在建造中。而狗，正好能和我做伴。这同时我喜爱上了皮克斯，是住在纳尔逊公路不远处弗伦奇家的一条喜乐蒂牧羊犬。我恳求他们等它下了小崽时，让我抱一条。这样塔玛斯就走进了我的生活。它三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和我一起生活，晚上睡在我旁边，白天我工作时，它在我书桌旁边的小围栏里玩耍。六个月时，它和我一起去学校。这样到我搬进这住宅时，它已变得很乖顺了。
我对有关狗的一切完全无知。我曾喜欢上一条很特别的狗，即塔玛斯的妈妈。但对这类狗的品种，除了知道它们漂亮敏感外，其他我一无所知。幸运的是，喜乐蒂牧羊犬天生是看守者，而不是猎狗。所以塔玛斯可以随时到外面去，很安全，即使我外出半天，它也绝不会跑丢。它还看守布兰波，那最后一只我在纳尔逊驯服的野猫。对它来说，这汪汪叫的小狗的到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三个星期它都不到我的床上来，大部分时间待在外边。但塔玛斯却学乖了，它不再汪汪叫了——那天下午布兰波蹲在我旁边沙发上，塔玛斯走近它，很安静，那情景多么动人。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幕，眼看它想要叫出来，然后抑制住了。那一天有那么一阵子，它们身挨身地坐着，然后一点一点地，很快成了朋友。
每天早晨完成案头工作后，我们都会在中午前一起出去散步。穿过树林，在土路上顺着沼泽地绕一大圈，然后回家。晚上它们俩都睡在我床上，布兰波想进来时，就从窗户进来，然后常常是天不亮就又钻了出去。有了动物，独居生活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内涵，鲜少孤独。布兰波和塔玛斯为我带来安慰和快乐。
生活中还有一位家庭成员每月来逗留一两天，即朱迪丝·马特拉克。我们在剑桥一起住了许多年，现在她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的养老院。三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家庭生活中最亲近的成员。尽管她心智衰退，不再记得我们的欧洲旅行以及我们在纳尔逊度过的每一个夏天，但没有她在，就不会有圣诞节和感恩节，我会觉得像孤儿一样。在这部日记中我也记载了对生活中亲密伴侣年迈衰老的体验。
在怀特诺尔海边生活的岁月里，我的生活变得开阔，而不是狭小了。不仅是这里的房子比在纳尔逊的更大更舒适，而且我的生活也改变了。在工作中认识的许多朋友的来访滋润了我的生活。这些朋友多年来一直写信给我，最后总算会面了。这些新老朋友来自南达科他或俄亥俄，路经此地，顺便来访。每个人迟早都会到缅因州来的！我设法每次只见一个。我的意思是说，每一次会面都不是泛泛闲谈，而是对生活的真正交流，这样单独见面会比见一群人效果要好一些。然而大多数时间我仍是一人清净地独居。没有长时间的独自一人生活，尤其是在冬天来客很少的情况下，我就不会有任何产出，也就不会去敞开接受外界的赐予。独居取代了那强烈专注的个人恋情，在纳尔逊时那强烈的情感甚至把所有的空间都占据了。独居，像细水长流的爱情，随时间的推移愈发深沉，我深信即使我自身的创造力消失了，它也不会令我失望。独居是我走向终点之路。
怀特诺尔
197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