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将本书定名为《暴力：思无所限》。“思无所限”（Denken ohne Geländer）是汉娜·阿伦特所钟爱的表达之一——对她来说，该词具有一种特别的含义。阿伦特相信，20世纪极权主义的爆发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我们再也不能依靠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范畴去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想要在打破传统之后从事思维活动，那么我们就不能依赖思想支柱（banister）或固定观点；我们被迫锻造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概念。阿伦特曾一针见血地把思维与认知区分开来，这种思维主要关切的是意义——是理解我们在其中发现自我的世界。千万不要把思维等同于或混淆于计算、手段——目的型理性乃至科学认知。思维是一种必须经过反复演练才能保持活性的活动。常有的一种危险就是，思维将会销声匿迹——为某种非思维性替代品所取代。对阿伦特来说，保持思维的活性具有至高的实践意义。在《心智生活》中，她发问道：“思维活动本身（这种思维活动，是一种不顾结果和特定内容，而对任何偶然发生的或者故意吸引注意的东西都加以检视的习惯）能够成为使人们放弃作恶乃至‘约束’他们与恶做斗争的条件之一吗？”（Arendt 1978:5）

尽管激发阿伦特思维的经验是极权主义的恐怖，但她关于“思无所限”的洞见却是已经发生的更大突变的一部分。根据哲学的多样化取向，任何固守形而上学根基、认识论根基、政治根基或道德根基的呼吁都已经受到多方面批判。笛卡尔所提的一个主导性隐喻似乎不再适宜用来描绘思维的特征——这个隐喻是关于我们思维所能依赖的坚实基础方面的。为何对思想支柱以及/或者基础的诉求一直如此诱人，其理由之一便是因为担心唯一的其他替代性选择就是某种形式的彻底怀疑主义、自取灭亡式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我曾经把这种担忧称为“笛卡尔式的焦虑”，并认为这种焦虑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且继续如此）（参见Bernstein 1983:16—20）。思无所限是一种介于基础主义和虚无主义两者之间的替代性选择。并且，这种思维类型乃是理解暴力的迫切之需。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我们被有关暴力的讨论、书写尤其是景象淹没。无论是在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电影还是在荧光屏上，我们无法逃避现实暴力或虚构暴力的呈现——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对无休止的又一个关于暴力的报道或描述变得麻木不仁和冷漠无情——又一个自杀式爆炸，又一个世界某个偏远地区的刺杀或者暴力反叛，又一个家庭暴力的报道，又一个充斥形形色色暴力的动作电影或者视频游戏——我们对这些无动于衷。当某个精神错乱的人突然在中学、大学或者电影院中展开杀戮的时候，媒体通常就会大显身手。然而，在全天候的轮番报道几天之后，这些偶发事件便湮没无闻了。甚至像“9·11”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未能激发出多少有关暴力的公共思维。兴许，我们的时代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暴力时代”，因为真实暴力或者想象暴力（有时含混不清且融为一体）的呈现不可避免。然而，有关暴力影像和话题的这种过度呈现使思维变得迟钝，乃至抑制了思维。我们所言的暴力是什么？我们要怎样描绘不同类型暴力的特征？这些类型的暴力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暴力能够达成什么？存在一种增进生活的创造型暴力吗？暴力的限度是什么？暴力与非暴力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以上就是我将要探讨的一些问题。

长久以来，哲学家一直关注战争。还没有哪个主要的哲学家从未直接或者间接地论述过战争。战争牵涉暴力杀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无疑与暴力密切相关。但是，暴力是一个比战争更为广义的范畴。显而易见，在大众的想象中，肉体毁灭仍然是暴力的一种范例。然而，暴力的种类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合法暴力、结构暴力、语言暴力、符号暴力乃至宗教暴力——这些暴力并不直接涉及肉体毁灭。不过，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类型的暴力怎样如此轻易地就转化为身体暴力——身体伤害以及最终的肉体毁灭。

尽管有多种不同的暴力研究路径，但我的方法是聚焦于五位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一直对暴力进行着反思——无所限之思。并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分别是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弗朗茨·法农、杨·阿斯曼。关于暴力，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思想中学到什么？我通过以上这个问题来展开对他们的研究。他们有关暴力的反思具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在我最后的评论中，我会说明我们如何能够把他们的贡献整合起来，进而理解暴力和非暴力间微妙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