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环境史的起源
当代环境史的古代先驱
西方史学的传统主要关注战争、文明兴衰、帝国史、宗教史及政治史，很少关心农民的生活、农业生产、气候变迁或者动物的历史，而这些正是当代环境史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过，古典的历史学者也不会忽视自然对政治和军事事件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都会或多或少提及环境，战争的胜负经常取决于士兵和水手的给养和动员能力，帝国统治者的成功统治必定要求他们关心臣民的健康问题。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这两位西方史学的奠基人都在著述中置入自然力对战争过程产生影响的内容，从他们作品中摘录出来的内容，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为历史学者日后的分析设定了一个套路。
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395）是一位来自雅典的希腊将军，他记述了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二年，一场流行病席卷雅典，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在流行病开始前，雅典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但是因为疾病，这场战争陷入僵局，并拖延许久。修昔底德这样描述了瘟疫带来的后果：
所有的推断都要根据起因，如果有人能够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解释产生如此剧烈的混乱的原因的话，我会让他来书写这段历史，不管他是门外汉还是专家。就我而言，我只会简单记下它的特点，解释一下这些症状，如果它再次爆发，或许这些症状会被研究者识别出来。我之所以能够做得好一些，是因为我自己也曾患过这种病，而且也亲眼观察过别人患病的样子……
这些病人的外表并不是浑身发烫而不可触摸，也没有苍白的样子，但是，病人皮肤表面呈现出淡红色和乌青色，并伴有一个个小的脓疱和溃疡；其身体内部灼热难忍，病人往往不能忍受身上覆盖任何东西，包括衣服、麻布，甚至是最轻的衣物也不行；事实上，他们希望自己一丝不挂。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跳进冰冷的水中，正如一些没人照顾的病人所做的一样，他们因为极度的痛苦和难以忍受的干渴而冲进雨里或跳进池中，不管他们喝多喝少都一样，起不到一丁点儿作用……
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自己身染这种疾病时，就会陷入绝望之中。他们马上会丧失一切抵御疾病的力量，使自己成为瘟疫的牺牲品。另外，由于看护而染上瘟疫的人，像羊群一样地成批死去，这种情景是可怕的，因而造成的死亡数量最多……
修昔底德关于这种疾病的描述详细地解释了它在医学上的反映，他也通过宣称自己曾患过这种病让这种说法具有权威性。这种疾病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并迫使病人采取铤而走险的行为来减轻高热。同时，修昔底德也描述了这种疾病的社会和心理影响，当那些染病的人看到周围同样患病的其他人死去的时候，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从而失去活下去的希望。修昔底德认为导致极高死亡率的原因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信心。疾病同时也摧毁了把雅典社会团结起来的基本的社会关系。自然而然地，社会关系的破坏削弱了雅典人作战的能力。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也认为，那些病愈的人获得了免疫能力，因此可以照顾其他病人恢复健康。他很早就发现了免疫的现象。在瘟疫中幸存的雅典人又重新回到战场，击退了斯巴达人的围攻，并让战争持续了20多年。
修昔底德的分析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突出例子，几乎包括了环境史研究的所有主题。他描述了一次自然变化的过程及其对人类身体的影响，接着考察了它对社会和心理产生的影响，并把这些影响与战争的经过联系起来分析，通过这种方式，把生物、个体、社会以及军事的思考都放到了一个故事里面。
他也采用了类似于自然选择的现代进化原理，认识到病愈的人是更加强壮的人，因为他们自身产生了抗体。尽管修昔底德描述了病人的症状，但是他无法判断出是哪种类型的瘟疫。当代多数的流行病学家认为，这种疾病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斑疹伤寒，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伤寒热。按照当代历史学者的观点，讨论中缺少的主要部分是疾病本身的源头。修昔底德没有描述传播疾病的携带者，因为雅典人对此一无所知，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对于研究此后发生的疾病，如14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的历史学家们而言，有关基因和生物学的分析有助于他们澄清关于此病的病原体以及传播该病的携带者的特点。尽管如此，修昔底德的记述仍不失为最早关于疾病对历史事件产生影响的较为详细的分析。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早于修昔底德20年，记述了有关希腊城邦抵御在赛勒斯（Cyrus，公元前600或前576—前530）和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50—前486）带领下的波斯帝国扩张的战争。然而，希罗多德对该地区生活着的除了希腊人和波斯人之外的其他人群也感兴趣。他对于战争的记述中掺杂了对许多远方人群所生活的地理状况及民族风俗的介绍，这些介绍来源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信息。公元前513年，当大流士试图入侵西亚的草原时，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遇到了一群被称为斯奇提亚人（Scythian）的游牧战士。希罗多德详细记叙了斯奇提亚人的生产方式，以及他们的族群社会与草原环境之间紧密的联系：
事实上，在由男人控制的族群中，斯奇提亚人在某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显示了他们比地球上生活的任何民族都聪明。然而我钦佩的并不是他们的风俗，我要说的是他们的一项发明，借着这项发明，他们让入侵的敌人无一能够逃脱被消灭的命运，而他们呢，则远在敌人攻击范围之外，除非敌人向他们求饶和好。他们既没有城镇也没有城堡，到哪里都带着生活所需要的东西，而且所有人都习惯从马背上射箭，过着不以农业而以畜牧为主的生活，他们只拥有马车和马匹，他们是如何做到不被征服、不易受攻击的呢？……
他们国家的特点以及国家内部纵横交错的河流十分有利于他们这种抵抗攻击的方式，因为这片土地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牧草丰盛，境内流淌的河流与埃及的运河数量一样多。
尽管大流士的军队深入斯奇提亚人的腹地，但并没能征服他们。最后，大流士的军队因为供给不足，在一次灾难性的大撤退中丧失了大量的兵力。希罗多德在解释人数众多的波斯军队反被人数少得多的斯奇提亚人打败的原因时，特别注意到了斯奇提亚人游牧的方式、他们驯养的动物以及供养他们及其牲畜的草原之间紧密的关系。在雨量充沛、地势平坦的土地上生长着茂盛的牧草，足以喂养大量的牛马，斯奇提亚人过的是游牧生活而并不拥有城市和要塞。正如所有游牧民族遇到入侵时所采取的那样，他们最有效的军事策略就是退到草原深处，直到依靠谷物而不是动物的敌兵因粮食供给匮乏被迫撤退为止。
大流士曾经嘲讽斯奇提亚人懦弱，因为他们不敢与他在战场上正面作战：“为什么你们有机会改变战争局势的时候还一直躲避着我？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强大，可以对抗我的武力，那么停止来回地躲闪，留下来和我作战。如果你不想说你是弱者，那么同样，不要跑开，停下来向你的主人敬献礼物，并与我和谈。”斯奇提亚的国王只是回答道：“如果你宣称是我的主人，那么你会为此感到后悔。”
他们还回答说，没必要为居住的地方而战；他们必须无条件防御的地方只是祖先的坟墓，但是大流士并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斯奇提亚人引诱大流士深入草原，然后派骑兵迅速包围了大流士的军队，并切断了他的供给线，饥饿的波斯士兵很少能躲得过这一灾难。当以农业为生的军队进攻游牧骑兵时，这种模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希罗多德直接把斯奇提亚人的社会和心理的特点与他们居住的土地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和修昔底德一样，他解释了军事行动与环境因素冲突产生的结果。他对斯奇提亚人这一中欧亚地区最早一批有史可征的游牧民族的描述看起来极像后来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6）对匈奴人的评论。司马迁把中亚地区与汉代打了一百多次仗的匈奴人描述成无法被来自定居地区的大量军队战胜的移动战士。这些有关定居帝国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分析显示了环境史与边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通过考察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群在相遇地区所发生的冲突，就可以理解特定的环境是如何塑造社会、影响军队和经济的。中西方研究边疆史学家都拿出了大量的文献用以考察这些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