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关于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

在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之前近两个月，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完成工商注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84年10月26日颁发的京东乙字第2228号工商企业营业执照显示——企业名称：“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地址：东城区东厂胡同一号；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经营方式：服务；核算形式：独立核算；经营范围：主营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当时的企业注册还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登记，据李中华回忆“这都是鲁军操办的”。注册地址为东城区东厂胡同一号，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地址，据李林（时任《近代史研究》编辑）说“这应该是丁守和安排的”。后来担任文化书院导师的丁守和时任近代史所的《近代史研究》主编。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企业性质的“九州中心”？

可以给出四种解释：一是所谓九州中心与文化书院是同样宗旨的实体，只是时间上有先后，即“前身说”；二是文化书院由九州中心改名而来，即“改名说”；三是鲁军等本来就是要办公司赚钱，公司赚不到钱才改为搞文化，即“赚钱说”；四是九州中心是为了书院实体化并且和书院并行运行，中心创利养书院搞文化，即“并行说”。我们具体分析这样四种说法。

第一“前身说”。这个说法出现在1994年，常华的《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年（1984—1994）》的第一条即是：“1984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批年轻教师联络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数名青年教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草坪上聚谈、构想了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蓝图——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以此开创教育界、学术界的改革开放。1984年9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会上，李中华、王守常、鲁军三位青年教员倡议，为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应寻找一种‘民间办学方式’来培（养）中外文化兼通人才，并强调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仍有现实性。此即建立‘中国文化书院’的最早设想。”这里，九州中心和文化书院在出发点、功能、目的上是一致的，只是时间上有先后。但是，这并没有说清楚两个不同法人实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改名说”。李中华在2011年为《师道师说：冯友兰卷》写的“跋”中，抄录了在冯先生逝世四周年时写的《冯友兰与中国文化书院》全文，其中提到“最早提出‘书院’这一名称，是在1984年10月，可能是汤一介先生、鲁军先生、王守常先生及我四人在一次碰头会上确定的。因为在‘书院’名称产生之前，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个实体，叫‘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这一名称当时还觉新鲜，但不久，各式各样的‘中心’纷纷出现，似乎成了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因此越来越感到，‘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的名称既俗且陋，它既不像一个学术团体的名称，又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氛。但改名叫‘书院’，也有人反对，大概觉得它太陈旧。……有冯先生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便很快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名称”。但是，“改名说”无法解释在有了中国文化书院即“改名”后，何以九州中心还长时间存在且有大量的活动。

第三“赚钱说”。田志远回忆：“最初的想法鲁军和我聊是成立一个公司，实际就是为了赚钱。议过炒老玉米豆，还想养蝎子，我还专门找过生物系的教授请教，还议过倒钉子、麻袋、车皮，都议过。从3月到10月议各种项目，也可以说都是无用功。怎么转到文化上来？这些道都走不通，就想到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讲习班了。想办文化事业，办讲习班，靠我们这些人是不够的，想到找老先生，而有的老先生我们请不动，要找汤先生这样的去请。”田志远的说法得到魏常海的一定支持，魏在访谈中也回忆道：“就是没钱，戴逸的儿子也参与了商议经商的事。倒电脑，到广东汕头看电脑的水货，我和林娅爱人去看货的。他懂，说是不能用，就没要。”尽管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和今天很不一样，个人赚钱发财的努力具有充分的正当性，然而，“赚钱说”依然无法说明只是为个人发财，还是为了支撑新的文化事业？

第四“并行说”。这不仅是说文化书院和九州中心在同一时间段并行存在，而且这是一种以商养文的设计。常华编的《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年（1984—1994）》“一九八五年一月”条：“早于此时，在东城工商局注册的‘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便与‘中国文化书院’在领导机构上统一起来。”确切地说，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文化教育活动、学术交流用中国文化书院，经营性活动用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只是术有专攻，这些学人下海难免喝几口水，就回头上岸了。这和“前身说”可以统一，和“赚钱说”也并不冲突，因为田志远还有一段更生动的回忆：“鲁军的表姐从日本带回来一个服装设计的式样，我们就翻译印制了，发行到新疆等地的没有回款，就还不了印刷厂的钱。那个图样我、中华都去推销过，大冬天，下雪骑车见一个门店就敲门推销，没成的。这时我们在《红旗》杂志社地下室租的办公室。我们几个天天发愁：‘还不了钱，真要蹲监狱谁去？’说是陈占国、李中华可以去，我不能去蹲，因我孩子7月才出生。这样的困境下想出来办函授班，第一年回来96万，把印厂的钱还了。”而且，文化书院初期最有影响的大型活动——1985年3月的中国文化讲习班，就是书院和九州中心联合出面举办的，这正好说明文化书院和九州中心此时并行，九州中心的经商赚钱努力虽未成功，但和书院的生存是一体的。

那么，九州中心作为文化书院的经营活动机构与书院并存了多长时间？

因为时隔久远，我们在工商信息系统已无法查询其注销记录。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历史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在1985年的经营活动是相当活跃的：

九州中心与小红门装订厂：“国外服装纸型系列”装订协议，1985年4月17日；

九州中心与保定联盟电器机械厂：委托加工10万套订书机，1985年5月11日；

九州中心与都乐书屋：都乐书屋订购包销12.9万套《日本服装纸型系列》，　1985年5月；

九州中心与北京侨龙服务公司：服装纸型经销协议，1985年5月8日；

九州中心与驹子房装订厂：64万份服装纸型装订，1985年5月22日；

九州中心与青谊经济有限公司：订购纸型合同，1985年5月13日；

九州中心与燕山出版社：合作出版《日本服装纸型》协议，1985年7月28日；

九州中心与武钢钢铁研究所：数控编程软件购销合同，1985年7月8日；

新疆天山联营总公司向九州中心购买5万份服装纸样合同，1985年7月21日；

展望出版社发行部包销九州中心《日本服装纸型》8万套协议，1985年11月；

九州中心向市委党校租房协议，1985年12月（办班用）；

九州中心与外交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班礼堂、贵宾室租用及食宿费协议，1985年11月28日；

九州中心与东四贸易信托商店：磁带购买合同，1985年11月12日。

这期间，1985年8月，因个体书刊经营者王书明拖欠5107.2元书款两个月，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还专门致函北京东城工商局，反映问题并“要求予以解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八十年代的民营企业并不怕官、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