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时期的收藏面貌

（一）中国香港地区收藏面貌

香港地区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涌现出一批收藏家，代表了中国最具实力的收藏家群体。其中有在1960年成立的“敏求精舍”和1974年成立的“香港东方陶瓷学会”等高端收藏组织。敏求精舍虽是不足50人的圈子，这里面却有许多颇具实力的收藏鉴赏家。这个机构最初主要由胡仁牧、利荣森和陈光甫三位先生发起组织，他们约集香港好古诸友十余人组建了这个收藏团体。到20世纪90年代，敏求精舍的香港会员达44人，海外会员13人，名誉会员8人。2005年敏求精舍四十周年时，有香港会员36人，海外会员9人，名誉会员22人。他们的藏品不但等级高、影响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享誉世界。如乐在轩、北山堂、萱晖堂的书画；暂得楼、天民楼、关善明的陶瓷；还有徐氏基金（徐展堂）、麦雅理的收藏；以及攻玉山房的中国古代家具；陶瓷和杂项收藏家张宗宪等。新生代香港收藏家翟健民、张永珍、香港地产巨富刘銮雄等人都是香港的领军收藏家代表。他们除了不断搜集外，还定期聚会，又广邀各地博物馆专家及学者主持讲座，并组织展览，务求弘扬文化艺术。在众多会员中，有不少富商巨贾和企业家。

敏求精舍中的重要个人收藏，有精舍首届主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窑单色釉器收藏、叶义医生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罗桂祥的宜兴陶瓷茶具收藏、叶承耀的明清家具收藏、九如堂李大鸣的高古瓷收藏、天民楼葛士翘父子的元青花和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徐展堂的历代瓷器收藏等（下列不做排名先后）。

1．敏求精舍成员之一叶义先生，是香港著名医生、医学博士、文物收藏家。一生收藏文物甚丰，尤以犀角雕刻类器物为精，于文物研究方面著述颇多。他捐赠一批竹雕给香港市政局辖下艺术馆（前香港博物艺术馆），使香港艺术馆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竹雕藏品艺术馆之一。还有，他生前曾立下遗嘱，将所藏80件套犀角雕刻作品全部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1985年叶义先生的遗愿终得实现。为此，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于1985年专门举办《叶义先生捐献犀角杯展览》以示纪念。

2．华光船务的老板赵从衍先生，因为事业才能建立起这么庞大的收藏，为了事业而放弃这些收藏。赵先生夫妇都是在中国古代工艺品和中国书画方面造诣极深的人物，对佳士得和苏富比能够在香港站住脚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后来，为了公司的运营周转，颇为无奈地专场卖掉了所有的藏品。

3．民国古陶瓷收藏家仇炎之收藏了大量的宋代及明清官窑瓷器，后移居海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富比、佳士得先后举办“仇炎之先生的藏品”专场拍卖会，惊动了世界艺术品收藏界。仇炎之是民国年间脱颖而出的收藏家里面杰出的代表。仇炎之的收藏可谓用规模化收藏来著称。曾经收集到了宋五大名窑珍品及明清官窑彩瓷，其收藏规模和经济价值都达到天文数字，是当时收藏界的收藏价值标杆。作为中国的收藏家，他没有超越自我，没有在生前处理好自己藏品的归宿——整体式把稀世国宝级藏品捐赠给国内外的博物馆，更多地造福社会。遗憾的是，他去世后，其规模化的珍贵藏品因被后代分散，送上拍卖会而流失到世界各地。当年三场专场拍掉的东西，比如两只鸡缸杯，其中一只在1980年就创下500万元以上的记录。其孙子仇国仕可能日日以泪洗面。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的仇国仕，目前担任苏富比中国及东亚区高级董事暨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虽然不像其祖父般直接从事古董事业的经营，但他以另一种方式成就别人的收藏事业。具有东方血统，但骨子里却处处流露着浓郁西方鉴赏眼光的以其中西合璧的双向优势，成功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事风格，但愿他今后多为中国海外文物回流和收藏做一些有益的贡献。

4．徐展堂，祖籍江苏宜兴，1941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1950年随父母从杭州移居香港。16岁时就已踏入商界，由最初经营餐饮、油漆、招牌、装修业，逐步向地产业扩展。在70年代初，香港的经济大为萧条，股市、楼市一跌再跌，徐展堂看准时机大胆买进，获益极其丰富。80年代初，由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直接影响到香港的房地产业，一时的人心浮动，行情看淡，他看定后势大胆买入，再次大赚。两次成功，奠定了后日的事业基础。1991年在香港创立了当地首家私人博物馆——“香港徐氏艺术馆”，并在世界各地捐建多处以徐展堂命名的中国艺术馆，被誉为世界十大收藏家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华人。有人虽然对他捐赠中国文物于国外博物馆有看法，但他在国内，出资100万美元帮助上海博物馆建设新馆，并捐赠藏品设立了徐展堂陶瓷馆；还曾捐赠藏品给南京博物院、香港大学、香港徐氏艺术馆等。

5．天民楼陶瓷收藏，是香港葛士翘先生几十年心血的结晶。葛士翘先生过世后，天民楼由其长子葛师科先生接手，至今经历父子两代，总计四五十年的收藏历程。主要收藏元青花及明清官窑瓷器，其中青花瓷器又是收藏的重点。天民楼收藏元青花器达28件，这是世界范围内，私人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其中不乏佳器，如带盖缠枝牡丹纹梅瓶、玉壶春瓶、青花花卉纹双耳三足炉、青花缠枝花卉纹荷叶小盖罐、青花匜等。天民楼收藏的永、宣青花精品，其质量之精和数量之多，都是十分惊人的。天民楼所藏成化藏文杯和弘治双龙戏珠盘，都是这时期的典型器。天民楼所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青花瓷，数量众多，精品倍见。其中以嘉靖青花婴戏纹盖罐、嘉靖青花福寿康宁纹大碗、万历青花梵文莲瓣形盘特别值得关注。葛士翘早年参加共产党，40年代脱党赴港经商，是从事中国瓷器收藏的奠基人之一，其突出成就是对元青花的收藏。其子葛师科长期在南京生活，由于父亲脱党又在香港，曾在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历经折磨。之后赴港继承家产才得已平静。据说，天民楼还未出售过藏品，其藏品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时，可谓盛况空前，一再延期。有人认为香港葛士翘先生虽然藏品丰富，但很大部分是基金持有，为投资回报而收藏，而且，葛师科先生对人对己在钱方面看得实在太重，缺乏大藏家的气魄和风度。其实后辈能把如此巨藏延续下来而不散，就是壮举和贡献。想想香港很多著名大藏家，后辈无人而散失一生心血，甚至让家族成员之间反目成仇的比比皆是。

6．胡惠春（1910～1993），香港爱国收藏家，他是上海著名金融家胡笔江之子，继承父业后成为一位银行家，在民国年间就是上海的大收藏家。胡先生对中国陶瓷极其喜爱，但为了易于商业竞争，他决定集中收藏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作为他藏品的核心。暂得楼是胡惠春先生收藏所的堂号，并在香港、纽约设有分馆。“暂得”一词源于王羲之《兰亭集序》“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表达了自己与藏品欣然而遇的内心喜悦。解放初期，胡先生在周恩来的号召下，与香港知名学者及教育家陈君葆、当时新任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等人，在香港秘密组织国宝收购小组。由内地出资，大量购买因战乱散失在香港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古籍善本、清宫迭失书画等，并运回内地。著名的《四部丛刊》《吕氏春秋》《晋会要》《王梅溪集》等罕本古籍也包含其中，且《晋会要》是清末广东著名学者汪兆镛的手写原稿。如今上海博物馆中的暂得楼瓷器馆展品均为胡先生捐献的毕生所藏。胡惠春先生于1949年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移居香港，在随后的30余年里，其先后以不同形式向上海博物馆捐赠藏品350余件。上海博物馆后来专门为暂得楼的藏品开设“暂得楼陶瓷陈列专室”，使其多年收藏终获归宿。

（二）中国台湾地区收藏面貌

台湾的民间文物艺术品收藏，相比香港来说发展缓慢。像著名香港收藏大家张宗宪，早年也是从台湾当艺术品经纪人发迹起来的。徐政夫和王景义，一个为台湾老一代收藏家，另一个作为新一代收藏家的代表人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台湾的收藏家体系，徐政夫多年来主要从事“清翫雅集”。“清翫雅集”是台湾著名的高水平收藏家团体，而王景义现在又创办了一间“清觉雅集”，成为台湾艺术收藏界的新生力量。台湾收藏界鸿禧美术馆也很出名，鸿禧的收藏基础是由张添根与子女二代累计而成的，他们不但倾尽全力搜集中国文物艺术品，形成现在的规模。而且长期资助内地文物机构进行文物方面的学术研究，其中《中国古陶瓷研究》就是其长期资助的刊物，在中国古陶瓷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还有唯一入选世界100大藏的台湾联华电子前董事长曹兴诚（现在加入新加坡国籍），也是实力派收藏家之一。曹兴诚在2001年担任清翫雅集会长时，曾撰文“浅谈鉴赏与收藏”，与会员共勉之。他这样写道：“对古董及艺术品，最高境界当然是只鉴赏不收藏。无奈我辈俗人，如不收藏，则往往不会用功去学鉴赏。如耿宝昌先生、马承源先生这两位陶瓷及青铜器之鉴赏权威，自己不事收藏，却被收藏界视为泰山北斗，景仰有加，可谓仙风道骨，非凡人可以企及。”还有台湾IT界大佬、实力藏家黄崇仁，早年曾经和廖继春这样的台湾前辈画家学过画，所以早早就对艺术收藏感兴趣。台湾聚英雅集会长、寒舍董事长、文物艺术品经纪人王定乾等都代表台湾的实战派收藏面貌。

（三）中国内地收藏面貌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文物保护和收藏工作也刻不容缓。据官方统计，民国末期，中国内地仅有21座博物馆，而且大多陷于馆舍破败、藏品匮乏、人员少和难以为继的窘境。这是因为国民党原有的一些文物工作者，有的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有的去了香港或国外。在这种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各个馆藏文物流失和疏于管理是不争的事实。

在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将梁思成组织清华建筑系师生编制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下称《简目》）目录分发给解放军各部，并指示注意保护。《简目》共有450多个条目，解放战争中，发给各路军队，成为这些文物建筑在战火中免遭炮火的重要依据。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发出指示，要求前线部队对浙江南浔镇刘承平所建的嘉业堂藏书楼和山西太原城内藏有南宋雕刻碛砂版《大藏经》的普善寺“特予保护，以重文化”。因此，嘉业堂的藏书得以完好保存。后来刘家将这批藏书无偿捐给政府。宁波天一阁原为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所藏古籍数量浩瀚，素有“南国书城”之盛誉。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余卷，几经流失，并不断受到破坏和掠夺，到1949年时仅存1.3万卷。宁波解放前夕，周恩来要求三野九兵团，在攻城时必须保护好天一阁藏书楼。因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重获新生。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人民政府在抓紧建设政权、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着手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组建了“文管会”（初称“文化接管委员会”，后改称“文化管理委员会”）负责新解放区文化和文物方面的接收、管理工作。政务院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如《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业化的文物保护行政体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文物普查，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规和政令，许多文物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许多抢救性发掘和收藏，奠定了今天公共博物馆丰富藏品的基础。

不过，在历史特殊背景下，文物的毁坏也是比较严重的。尤其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从地主、反革命分子家里没收了大量书籍并被封存在各处，以待处理。但许多书籍不能得到及时保管和有效修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比如郑振铎当时反映：“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有的糊里糊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有的被废物利用，当作习学簿或账簿。（详见郑振铎署名“西谛”发表的《漫步书林 谈访书》,《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5日）

郑振铎先生早在民国时期，便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和抢救工作。新中国时期，他也是文物保护和收藏工作的功勋级人物。如1928年在他撰写《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序言中写到：“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谁要是有意于这种工作，我愿执锹铲以从之”!1934年，他曾与冰心、顾颉刚、雷洁琼等9人考察过西北地区的名胜古迹，并写成散文《西行书简》。1946年1月13日上海《大公报》星期论文版发表了《敌伪文物哪里去了》，公开列出了敌伪时期知名人物的一件件珍贵文物。1947年7月11日，他又在《大学》月刊上发表了《保存古物刍议》一文，痛斥各种盗窃，盗掘古文物的行径；1947年在《〈西域画〉（上辑）序》中，曾一一记录了历年来到中国“取宝”的国家和窃取文物的人员以及窃取文物的数量。上海沦陷期间，郑振铎为购买孤本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曾动员有关同人联名发起向重庆当局致电，要求拨专款抢救民族文献。后来得到中央图书馆的支援，由“中央庚款董事会”拨款，与平津及江南的各大书店取得联系，历尽艰辛，仅一年时间就抢购到善本、珍本书籍3800余种。1941年夏，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为保证收得的古籍与图书的安全，最珍贵的古籍善本等80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转运重庆，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3200余种陆续邮寄到香港大学许地山先生处准备转运重庆或美国，不料香港沦陷，这批古籍善本被日寇抢劫。抗战胜利后，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并追回，共107箱。

1949年11月，郑振铎先生受命担任新中国政府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首先建立涉及文物艺术品的法令和法规，主持拟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征集革命文物令》等法令、法规，由中央批准，并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颁布，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各地机关、部队、团体和人民中的积极分子，一致注意保护古迹文物”。郑振铎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掀起的建设高潮和许多文物遭到毁坏的情况，亲自写了《做好基本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报请国务院下发到全国各级组织。1953年8月25日至29日，郑振铎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文章《在“地下博物馆”的门前——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1954年8月31日，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

从郑振铎先生担任文物局局长到1954年10月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文物工作），再到1958年10月17日率代表团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富汗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前后近10年间，在他领导的文物部门所做出的文物保护措施、相关政策法规以及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在当时对文物保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毫无疑问，他和梁思成、陈万里等人，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文物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体制的特殊性，私人收藏转向政府收藏是大势所趋，政府打击文物贩子和私藏的行动随即展开。其中，对三个外国人在中国收藏的查抄事件，可以说把私人文物艺术品捐献推向高潮。1950年初，新政权首先指令南京博物馆出面，收缴了瑞典人安壮生藏于居住地的大批中国新石器时期彩陶艺术品，罪名是“非法收集中国文物”，并被南京市公安局驱逐出境。紧接着，收缴了湖南长沙某中学的美国外教俞道友家里的许多收藏品，罪名同样是“非法收集中国文物”，并驱逐出境。最后收缴了英国牧师白天宝在中国家里的大量文物，罪名是“非法手段掠夺文物”，而且触犯了法律，被处以一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驱逐出境。这三个案子，在全国影响很大，并引起了巨大轰动。许多人自然意识到，政府的收缴方向肯定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要员和过渡到新中国的民间收藏家了。

在这种气氛和压力下，留在北京的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秘书贺孔才带头捐赠所藏文物，将个人藏品全部上缴国家，其数量之多堪称罕见。包括名人书画、各种珍玩、中外钱币等5371余件，图书12768册。面对贺孔才带来的珍宝，北平军管会的人惊呆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最终决定，为贺孔才举办了一次藏品展。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全北平为之震惊。这是新政权第一次为个人举办收藏展，主要起到了“由私捐公”的带头宣传意义。自此，全国掀起了自愿和非自愿捐献高潮，这种捐献一直持续到1956年。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形式下，许多的古玩店铺被改造、合并成“公私合营”的文物商店，可以说古玩市场自此被“消灭”。民间收藏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群体的“集体流放”。1957年4月，以一些文化精英和许多知识分子为主的“右派”在“整风”期间，提出“大鸣”“大放”“大民主”，对当前党政中许多政策弊端发出质疑，并公开提出党权退出政府机关和学校的主导权、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实行民主政策。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瞬间拉开了全国大规模的“反右”运动。8月，反右派运动向地县、市区、大厂矿（以后又扩大到中小学教职工）进一步展开，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统计，已划右派6万余人，运动结束时，则达到55万人之多。这次大规模的运动，除了一些掌权派，“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可以说把一些业余喜欢收藏的知识分子基本一扫而光。我们熟悉的民国到新中国时期的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基本都被打成右派并进行劳动改造。民间收藏基本进入近10年的“空白期”。

1966年6月1日，史无前例“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和腐朽封建残余等‘破四旧’运动”打响，各种文物和古建筑遭到破坏，藏有古玩字画或者古旧书籍的家庭被举报抄家，并将收缴的古文物集中起来砸烂焚毁。

“文革”开始以来，炎帝陵主殿被焚毁挖掘；山西舜帝陵被毁；浙江绍兴会稽山大禹庙被拆毁；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烈士陵园”；孔子的坟墓被铲平，并遭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墓碑被砸得粉碎，塑像被捣毁；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毁，形如一片废墟；东汉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中“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被捣毁，殿宇饰物被砸，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琊山脚下，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已存世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洗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合肥“包青天”墓毁于一旦；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摧毁；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成为牺牲品。“文革”当中毁灭毁坏的文物实在太多，比如当时山西太原古城的新任市委书记的“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砸庙宇，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被毁。

最令人痛心的还有，当时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工作室里的图书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北京著名学者梁漱溟被抄家，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撕字画、砸石玩，一面撕还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三代购置的书籍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被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上海书法家沈尹默、红学家俞平伯、画家张大千前妻、画家齐白石的家人等在文革中都未曾幸免，大量收藏和书画作品遭遇劫难。全国普通收藏家庭，被抄、被毁和被烧的文玩字画更是不计其数。

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新社员”运动，有心收藏古玩艺术品的传统知识分子基本被“扫荡一空”。这期间民间的一些精心留存的文物艺术品，价格堪比白菜。以较珍贵的元代瓷器为例，现在扬州博物馆收藏的国宝元代祭蓝釉龙纹留白大梅瓶（全球只有3件，据传现在市场价值40亿），当年国家只付给送交者18元；鞍山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八方花卉纹青花大罐（全球只有2件，现在市场价值3亿），当时付给送交者20元；南京博物院所藏元青花萧何梅瓶、湖北省博物馆所藏元青花四爱梅瓶、山西博物馆所藏元青花牡丹缠枝大罐、新疆元青花凤首执壶等。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类别的文物与其相似的经历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收藏市场的形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有些规模。其实，抓住机遇的收藏家，早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进行收藏，但具备这种收藏意识的人屈指可数。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中国内地逐渐开放收藏市场。尤其香港、台湾地区的收藏模式进入大陆，民间收藏迅速热闹起来。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以来的藏家基本上可以分为七大类：第一类是有代际传承的收藏世家，这些藏家父辈多为千方百计躲过“文革”的清洗，有货真价实的好藏品。第二类是思想活跃和眼界超前的商业经营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手中握有相当的财富，遇到心仪的物件，在拍卖场上不惜重金举拍。第三类是各行各业富有收藏或文物艺术品保护情怀的知识型人士，他们或业余或下海经商获得资金后专门从事收藏，目前江浙一带的成功藏家多属于这类群体。第四类是在实践中磨炼出来的捡漏行家和实战研究型藏家，他们懂行、眼毒，但资财有限，往往以藏养藏，讲究“稳扎稳打”和“积少成多”。以上这四类人，在一定程度上优势互补、彼此交织、相互促进而形成收藏界主流“首当真”的圈子，也可以说是玩真货的脊梁群体。第五类属于土豪群体的收藏人士，这类人主要抱着投资和拓展身份地位的目的而来，什么热跟什么风，基本没有明确的收藏规划和研究目标。第六类称之为藏者，这类人吃穿不愁，手里有闲钱，还有附庸风雅的嗜好，但又不愿意下功夫研究，主要通过媒体、书籍或是专家讲座等途径掌握粗浅知识，自认为掌握了玩藏精髓，多数人吃亏上当却浑然不觉。最后一类属于明目张胆玩假货的“国宝帮”。关于国宝帮的各类丑闻和荒唐之事，媒体已经屡屡曝光，笔者在此就不多言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具备收藏成就的已故藏家，王世襄是典型的代表性人物。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王世襄，字畅安。1914年生，2009年去世，汉族，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王世襄的著作颇多，主要有《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 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 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文本。英文本，与Curtis Evarts合编）、《明代鸽经清宫鸽谱》、《明式家具萃珍》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这批收藏家，因有先见之明而比较幸运。目前内地活跃的市场实战派藏家和行家，严格地来讲是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后迅速成长起来的50后、60后、70后、80后四个年龄段的玩家。但让这些实战派藏家和行家真正成熟，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90年代末期以来全国城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农村改造。加之奥运会新面貌建设项目、铁路网升级、交通公路网、村村通和大规模房地产极具扩展性的发展，可以说全国性的改造项目和建设项目史无前例。这些都给一些藏家和行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收藏机遇。就拿瓷器领域来说，大量建筑工地出土的残器瓷片被文博部门忽视，恰巧为这批市场实战派提供实战学习的机会，逐渐成为收藏家。从而导致国内各个城市出现职业的“铲子”和“地皮”大军为这些人提供货源。在这些早期的“铲子”和“地皮”大军中，也确实涌现出一批眼力非凡的职业行家和以古玩摊店为生的老板们。最终成为目前国内古玩艺术品市场经营的主力军和一二线中间商。

随着国内收藏热度的攀升，佳士得和苏富比等国外拍卖企业对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极大关注以及屡创天价的拍卖纪录，使得国内实力拍卖企业也随之跟进。加上媒体的大力宣传和国外拍卖公司在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培养，国内收藏的持续升温与高涨，已经引起国际艺术品市场的极大关注。

最近20年来，中国民间涌现出一大批务实收藏群体，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赝品收藏群体和山寨博物馆。虽然这些赝品藏家和山寨博物馆动静很大，但终将会走向穷途末路，成为历史的笑料。而很多务实的收藏家都未曾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务实的收藏家和务实的企业收藏家们，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收藏的主力群体，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以后笔者会深度调查，专门介绍这些令人尊敬的收藏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