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拼凑起来的权力和特权：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
1775年6月，路易十六前往兰斯举行加冕礼，他所乘坐的这辆崭新的马车重达1.5吨，至少耗资5万里弗，这个数字相当于大部分教区教士年俸的70倍。按照“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Rex Christianissimus）
版画上所描绘的那样，马车车厢四周装饰着代表波旁家族的百合花，代表法国与那瓦尔国王的纹章，以及一些纯金的小雕像。香槟省总督波旁公爵向路易十六呈交了兰斯城的钥匙。路易十六身着紫色天鹅绒和貂裘，在大教堂中接受涂油礼，所用的圣油是法兰克人第一位国王克洛维于496年在兰斯受洗时就曾经使用过的。路易十六宣誓保护教会、消灭异端；接着大主教叮嘱他要向穷人布施，为富人树立一个榜样，同时要维护和平。随后20岁的国王在19岁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陪同下，向2 400名患有瘰疬病（是一种发病于颈部淋巴腺体的结核病）的人张开手，这些人专门赶来希望通过“国王的触摸”来祛除这种被称为“国王的罪恶”的病。
历经八个世纪，波旁王朝已经编织出除了俄国之外的欧洲最大的王国。这个国家是由各式各样的特权拼凑而成的，随处可见层累而成的历史和传统。从国王的臣民所说的语言到管理臣民的法律和法庭，从地方行政管理到教会体制，从各级税收到各种度量衡，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带有历经八个世纪的国家形成的印记以及与新并入的省份之间的妥协。特权带有地方性。不仅某些城镇和省份享有诸如在税收水平上的特权地位，而且教会和贵族在整个王国境内共同享有的特权决定了他们如何缴纳税收和接受司法审判，并且反过来他们又决定其他人如何缴纳税收和接受司法审判。
生活在18世纪法国的居民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即他们当中有97%的人既是天主教徒也是“蒙上帝恩典的、法国与那瓦尔的国王”路易十六的臣民。坐落在凡尔赛的宫殿令人叹为观止，其中的700间房屋和宫殿前575米宽的花园大部分都是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1710年完成的，这座宫殿象征着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的力量——为了臣民的幸福只对上帝负责的国王。他的继承者路易十五以及路易十六继续着这种展示王权的举动。
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社会中，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植根于他们所在的某一省份或地区。尽管路易十六的先祖弗朗索瓦一世在1539年颁布的《维莱-科特雷法令》中规定所有的教会记录和司法行政文件都必须用法语书写，现实情况是只有一小部分臣民在日常生活中说国王能够听懂的那种法语。在国家的大部分地方，法语只是那些从事行政、商业和某些职业的人的日常用语。教士在使用拉丁语的同时也使用法语，然而他们在布道的时候用的却是地方口音或地方语言。朗格多克省的几百万人说的是奥克语的变种，东北部人口说的是佛兰德语，洛林人说的是德语。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一小部分人说的是巴斯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在布列塔尼省大约有100万人说凯尔特语。当阿尔贝神父从阿尔卑斯山南方的昂布兰向西穿越奥弗涅省时，他发现：
我完全听不懂路上遇到的农民说什么。我对他们说法语，用我的家乡口音来向他们说法语，我甚至试图对他们说拉丁语，但是无一成功。最后，当我费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让他们听懂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跟我说一种我根本无法理解的语言。
即使在法国北方，说法语地方方言的人，或者带有轻蔑意味地说，说法语带有口音的人也随着地区不同而变化。
法国最明显的特征是多样性以及地方差异性。从地形上来说，法国囊括从欧洲最高的山峰——海拔4 800米的勃朗峰和海拔3 000米的比利牛斯山——到宽阔平坦的巴黎盆地平原，以及崎岖不平的中央高原。从南部密集的村庄和小城镇（或市镇）到西部零落的小村庄和分散的农场，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居民有着多样化的农业种植习惯。在地形、建筑和特产上体现的地区差异性今天深受游客的喜爱，在当时则体现得更加明显和复杂。1789年之后的十年间的戏剧性变化就是在这种多样性背景下上演的。
今天居住在法国的人口较18世纪相比已经增长了一倍多。但是18世纪80年代的乡村已经显得十分拥挤，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之中的大部分人口都在土地上耕作，依靠土地上的直接产出生活。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是今天的十倍。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2 000人以上的城镇中。大部分人居住在4万个农村公社或教区之中，这些地方的平均人口在600人左右。
正是这些农村人口支撑着18世纪法国权威和特权的三根支柱：国王、天主教会（或王国内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第二等级”）。王国内的税收，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以及由领主征收的封建租税加在一起，根据各地区的差异，占了农民总收入的15%到40%。但是当时与之前相比，有更多的人在土地上维持生计。尽管歉收的威胁一直存在，但在1750年之后出现的一系列丰收打破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持平的状况：人口从大约2 450万增长到了80年代的2 800万。
大多数法国乡村的显著特征是维持生计的混合农业：在这套体制下，家庭劳动试图培育多种农作物和牲畜作为食物与衣物的来源。只有在靠近大城市的富裕地区，例如靠近巴黎的布里和鲍斯，才能让拥有大量农场的地主和佃户将所有的生产集中在小麦等单一农作物上。大多数公社经济成分复杂，既有供应当地城市中心的市场化农业，也有满足当地人生存需要的基础农业。
两个在王国南北两端的公社是这种复杂性的典型。巴黎东北部32千米有一个叫蒙努古尔的小村庄（人口280人），领主夏瑟博·德·博蒙的大部分地产都用来生产供应城市的谷物。蒙努古尔的农民还从事栗树加工业，在村庄的南部生产酒桶和木桩；其他人为鲁昂和巴黎的新建筑提供石料。增补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活动的是生存经济，在小块土地上种植葡萄、蔬菜、果树（苹果、梨、李子、樱桃）和核桃树，在森林中采集栗子和蘑菇，从牛羊身上获取奶制品和肉类。正像法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居住在这里的人从事多种贸易，例如，皮埃尔·瓦尔在蒙努古尔当地经营一家小酒馆，出售散装酒，同时他也是村里的石匠。
在朗格多克省靠近地中海海岸的地区，贝济耶以北21千米的村庄加比扬，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实际上，大部分加比扬的村民无法与他们在蒙努古尔的同胞交流，因为像大多数朗格多克人一样，他们日常说奥克语。加比扬是一个庞大（有770名居民）并且重要的村庄，常年有淡泉水供应，自从988年以来领主一直都是贝济耶主教。他在此地居留时间很短，但却从这个公社征收大量封建租税，包括每年100瑟提耶（1瑟提耶约等于85升）大麦、28瑟提耶小麦、880瓶橄榄油、18只鸡、4磅蜂蜡、4只鹧鸪和1只兔子。考虑到加比扬以前是山区和海岸交界处的市场，村民还需要向主教交纳1磅胡椒、2盎司肉豆蔻和2盎司丁香。蒙努古尔通过它的种植业、木材加工业以及采石业与更广阔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加比扬的现金经济则基于大量葡萄园和放牧在环绕村庄的多石丘陵上的1 000只羊所生产的羊毛。20个羊毛纺织工人为来自北部纺织城镇贝达里约的商人工作。
作家尼古拉·雷斯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734年出生于勃艮第省和香槟省交界的一个名叫萨西的村庄，他以自身经历描述了乡村世界。雷斯蒂夫来到巴黎，由于《堕落的乡巴佬》（1775）一书中的下流故事而变得声名狼藉，他后来在《我父亲的一生》（1779）中写下了他对萨西的回忆。他回忆了他的亲戚玛格丽特与戈万的幸福婚姻，在他看来，戈万是一个“爱开玩笑、体形匀称、自负、熟知当地段子的乡巴佬”：
玛格丽特拥有价值120里弗的耕地，戈万有价值600里弗的土地，一些是耕地，一些种植葡萄，一些土地分散在草原上；每种类型的土地都分为六部分，六块种植小麦，六块种植燕麦或大麦，六块休耕……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她纺织七到八只羊的羊毛，十二只鸡下鸡蛋，还有牛奶和从牛奶中得到的黄油和奶酪，她把这些拿去卖钱……戈万也是一名织工，他的妻子还有一些仆人工作；她的收入一定非常可观。
仅用“农民”（paysan）一词不足以表明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在大革命时期乡村人民各种各样的举动揭示了这种复杂性。农民大约构成了“第三等级”或“普通人”的五分之四，但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只拥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像在巴黎周围的法兰西岛这样的大规模农业区，从事农业的人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但是在大多数地区，大部分人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块土地的承租人以及收益分成的佃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依靠从事一门手工业或者打零工谋生。在所有的乡村社会中还有一小部分农民经常被称作乡村贵族（Coqs de Village），他们是大片土地的承租人或所有者。大的村庄还有一小部分人是教士、工匠、纺织工人，他们不是农民但通常拥有一些土地，例如那些由教士照管的菜园。纺织工业的核心也位于法国乡村，农妇通过业余时间的劳动与地方城镇联系在一起，她们的产品包括米约的羊皮手套，圣埃蒂安的缎带，勒皮的花边，埃尔伯夫和鲁昂的棉布，亚眠、阿布维尔和贝达里约的羊毛制品，以及里昂和尼姆的丝绸。
在城镇和乡村中为满足日常需要而进行的辛苦劳作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在乡村世界中，家庭采取各种复杂的手段来维系自身生存，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不适宜生长的或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谷物的现象，低产出在意料之中。像加比扬这样的南方村庄，干燥的石质土不像诺曼底肥沃湿润的土壤那样适宜生长谷物。但是，在两个地方都留出大量可耕种的土地种植谷物，用来满足当地需要以及封建租税和什一税的要求。因此，大多数乡村公社限制“剩余农产品”交易流向城市。对于靠近市镇的大部分农民来说，定期集市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进行当地集体文化仪式的场合，而不是交换产品的场所。
尽管每个地方城市和省份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制度，它们都是通过“团体”（corporations）组织起来，成为王国的一部分。个别职业、城镇、省份，尤其是教会和贵族，都享有团体“权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都是与凡尔赛的王权长期协商的结果。在理论上，法国社会展现了一种中世纪模式，三个等级分别负责祈祷、战斗以及工作（对于99%的第三等级来说）。王权很久以前就承认了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成员享有独立司法权和免税特权。教会只需向国家缴纳一笔自愿捐赠（don gratuit），经过全体教士大会的决定，通常不会超过其2.5亿里弗年收入的5%。但是，在整个18世纪，王权不得不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开销和统治费用，成功地向贵族财产开征了一系列税收——人头税（capitation）、十分之一税（dixième）、二十分之一税（vingtième）。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些普遍税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对财产进行征收的主要直接税——军役税（taille）。但是税率根据地区和社会等级而产生变化，例如在朗格多克，贵族地主现在要缴纳相当于年收入8%到15%的直接税，这个比例与一些地区的普通人相同。但是在总体上，普通人的纳税比例更高；除直接税以外，在其他各种税收的比例上也是如此。
乡村社会消费了大量产出以至于城镇和城市面临周期性的食物短缺问题，并且反过来限制了乡村对于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尽管只有20%的法国人居住在城市，法国城市和城镇在数量与规模上在欧洲范围内都引人瞩目。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有8座（显然巴黎是最大的，大约有65万人，然后是里昂的14.5万人，接着是马赛、波尔多、南特、里尔、鲁昂和图卢兹），还有70个人口在1万人到4万人之间的城市。这些城市和城镇都有一些大规模的制造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由个体手工业主导，主要满足城市自身人口和邻近腹地的需求，这些城市还具有行政、司法、宗教、维持治安等功能。它们是各省的首府。只有四十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巴黎，首都凡尔赛与王国其余部分的交流通常都是缓慢的、不确定的。
法国的疆域和地形一直以来都限制了政令、法律的传达以及商品的流通，这种情况即使在1765年改善道路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变。道路改善后法国所有的城市与凡尔赛之间的行程都在10天以内。从巴黎坐马车前往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467千米的路程以每天90多千米的速度要走5天。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或南特需要5天，到波尔多要6天，到图卢兹或马赛要8天。
巴黎是复杂道路交通网的中心，塞纳河也是河流的汇集处（约讷河、奥布河和马恩河），随之而来的是，每年有1.414亿加仑的酒、40万只羊、18.5万头牛以及4万头猪运到巴黎。但是各种粮食作物，尤其是小麦，是城市居民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像很多城市一样，巴黎四周环绕着城墙，对进入城市的货物征收入市税。在城墙之内，每个“郊区”（faubourg）都各有特色，流动人口与其贸易相结合。例如，在城市东部延伸开来的圣安东郊区，劳动者从事纺织业、建筑业以及家具贸易。一些人取得了成功。1733年，达穆瓦家族的族长在青年时期从附近的博韦来到这个郊区，他和他的后代迅速成为马车制造业的佼佼者，他们随后投入房地产业，到了1790年他们的财富估计有25万里弗。
在巴黎的西郊，由于富裕阶层选择远离城中拥挤的中世纪街区居住，建筑业得以蓬勃发展。但是，大部分巴黎人仍继续居住在靠近塞纳河的中心地区拥挤的街道上，人们在租住的房屋中呈垂直隔离状态：通常，富有的资产阶级或贵族与他们的家庭仆人一起居住在地面商店和作坊之上的一、二层，工匠和穷人住在顶楼和阁楼。巴黎的职业结构是法国主要城市的典型代表。尽管出现了大量大规模工业——在圣安东郊区，雷韦永的墙纸工厂雇用了350人，桑泰尔的啤酒酿造厂有800名工人——城市工业还是以个体熟练的手工制作为主。
在技术行业中，师傅控制着工匠的入会权，一名工匠要想合格入选，必须在外省本行业的中心完成环法之旅后上交一件个人代表作。4万名行会师傅和女能手享有他们的团体特权，他们积极参与到路易十六时期巴黎蓬勃发展的消费文化当中。熟练工人想要被认可，既要看他们的手艺，也要看他们是师傅还是工人。时人将巴黎的劳动人民称为“普通人”（menu peuple）——他们并不是产业工人阶级。尽管如此，工人们与他们的师傅之间的矛盾在那些难以获得师傅资格的行业中非常突出，例如建筑业和印刷业；在某些行业中，引进新机器威胁到了工匠和学徒的手艺。在印刷业，经常会发生劳务纠纷，合格的工匠强烈反对雇用那些还没有完成学徒期的工人。1776年，有熟练技艺的劳动阶层十分看好财政总监杜尔哥废除行会的前景，看到了自己建立作坊的机会，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随后在1781年，政府推行了工作证制度，上面记录了工人的一举一动，强化师傅权力的代价是工人们的不满。
正如在乡村社会中那样，天主教会渗入了巴黎的大街小巷：这里有140座男、女修道院以及1 200名教区教士。教会拥有城市四分之一的财产。法国教区教士的数量在18世纪减少了一半，这种趋势在1750年之后持续加速，但是在巴黎52个教区内，每750人当中仍有一名教区教士。然而，世俗化的加剧使得教会文化丧失了活力，到18世纪80年代，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巴黎人会定期参加圣餐礼。一个原因是教会忽视了迅速发展的新郊区：城东的圣玛格丽特大教堂最成功时拥有3 000名信徒，这个数量只是这个教区4.2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
环绕着巴黎原来核心地带的郊区在1785年到1787年被总包税局纳入了新的税收体系之内，不断增加的税收和物价上涨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在城墙外的“边缘”聚集了很多刚刚来到大都会的穷人，他们在巴黎和农村之间勉强维持生计，因为乡村就在附近。18世纪70年代，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获得了奖学金，他从北部城镇阿拉斯来到王国内最好的中学，索邦对面的路易大王中学，他和他的同学在师傅的照管之下，每周有一天半的集体出行。巴黎城内被认为充满着诱惑和危险，因此很多次出行都选择巴黎城南附近的乡村：在那里，规矩教会这些男孩避免做“任何引发骚乱或抱怨的事，例如追逐打闹，闯入葡萄园，践踏麦田等”。
城市工人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公开的。像巴黎、里昂和马赛这样的大城市，最主要的特征是拥挤不堪的老市中心，大部分家庭在那里只拥有一到两间房间——与饮食和娱乐相关的日常活动都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从事技术行业的男性通过手工业行会团结起来，虽然不合法但是得到了容忍，行会保障了日常的工作和工资，并且在每天14至16小时的工作日之余提供了娱乐场所。此外还有属于女性的空间，劳动妇女在这里解决家庭纠纷以及关于房租和食物价格的问题，例如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市场，妇女占有57个摊位中的48个。不幸的是，城市中还有2.5万名妓女，她们是城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十分之一人口的一分子。
法国内陆省份的中心城市则更具典型性，例如北方阿图瓦省的首府阿拉斯，该省是在1659年与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和约》之后并入法国的。整个阿拉斯城市的人口大约只有22 500人，但是它是各种活动的中心。尽管这座城市十分紧凑——只需步行15分钟就可以穿过——众多小型街区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富裕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家族所在的教区；被污染的斯卡尔普河支流沿岸，坐落着拥挤的穷人街区；军队的“堡垒”；还有一个独立的地区，在那里聚集着王室行政机构、教会和司法机构等宏伟建筑。在阿拉斯的周围，贵族拥有大约30%的土地，主教辖区、大教堂分教区以及修道院拥有另外的20%。这个省份通过粮食生产和纺织业而繁荣兴盛，阿拉斯是这片长久繁荣地区的中心，是王国内最大的谷物交易市场所在地。
这座教堂林立、遍布哥特式钟塔的城市主宰着富饶的腹地，它有一座大教堂、十一个教区教堂、圣瓦斯特大修道院（每年租金收入约为55.5万里弗），以及十一个女修道院和七座寺庙。总之，整个城市4%的人口是宗教人士：教士、修女和僧侣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此外还有50个大贵族家族的成员居住在阿拉斯，他们从乡下地产和他们领地上的封建租税中获得财富，然后在城市中消费。贵族、成功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以及商人家庭兴建了富丽堂皇的房屋，这些房屋在1915年的轰炸中被毁，经过仔细的修复后，它们让今天的阿拉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佛兰德-巴洛克式的建筑风貌。
法国东北部，在大型铸铁厂和煤矿周围兴起了许多小型工业中心，例如勒克鲁索（勃艮第）、尼德布隆（阿尔萨斯）以及雇用了4 000名工人的昂赞（佛兰德斯）。1787年，路易十六加封巴伐利亚移民克里斯托弗·菲利普·奥贝尔康普夫为贵族，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茹伊建立了一家印花布厂，雇用了超过1 000名工人。这些新兴工业十分罕见。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与加勒比海殖民地繁荣的殖民地贸易发展出了更具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造船业和殖民地货物加工业，波尔多的人口从1750年的6.7万人增加到了1790年的11.1万人。（图2）波尔多及其腹地是一种蓬勃的二元经济的典型代表。在沿海港口（例如波尔多、勒阿弗尔、南特和马赛），大的河流港口（鲁昂、巴黎、里昂）及其腹地，经济在海外贸易、奢侈品消费以及专业化农业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历史悠久的农业生产——周期性地方集市为基础的“内向型”经济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商人和大金融家对于他们的成功信心十足。1789年，300个商人家族主宰着拥有12万人口的马赛经济。他们是这座城市文化生活和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力量。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1775年说道：“我所谈论的商人，他们的地位远不及最古老的贵族或者最高贵的贵族，在我看来，他们的德行、才能、进取心以及他们的财富对于国家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以更加传统的方式获取财富和地位，例如从事司法行业、为王室行政管理服务的行业和投资地产。“资产阶级”（bourgeois，本意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一词可以用来贬低虚荣的中产阶级，但是它还具有美德和地位的意义。要成为一名“居住在巴黎的人”，并且从细微但有名望的特权和豁免权中获益，一个人必须居住在这座城市，在这里纳税，并且不能直接从事农业。“资产阶级”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那些依靠投资或财产生活的人，而不是依靠体力劳动或从事贸易的人。
贵族在王室行政中占据着最尊贵的职位，但是低级职位由中产阶级充任。凡尔赛的行政机构规模非常小，只有670名雇员，但是王室政府在外省城市和城镇有一整套网络，在法庭、公共工程以及政府之中雇用了上千人。对于拥有多种赢利手段的资产阶级来说，最能吸引他们、最受尊敬的方式就是投资回报低但是稳定的政府债券，或是投资土地和庄园产业。尤其是后者，给了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期望，甚至有了同贵族通婚的可能。到了18世纪80年代，在西部曼恩省勒芒市周围的乡村，有多达五分之一的领主有资产阶级背景。在资产阶级可选择的诸多途径之中，最炙手可热的目标是7万个可买卖官职，国家出售这些职位来获取收入，多达4 200个职位的持有者可以成为贵族。其中最吸引人的职位是857名“国王秘书”，他们没有任何具体工作，但是购买这一官职就可以成为贵族。但是，尽管最富裕的资产阶级都一心想成为贵族，第二等级用追溯贵族身份（recherches de noblesse）的方法与这些暴发户（parvenus）划清了界限。
城市和乡村相互依赖。在地方城市，资产阶级在乡村拥有大量地产，他们从租佃的农民那里收取租金；而对于年轻的乡村妇女来说，为资产阶级家庭进行家政服务是她们工作的主要来源。不幸的女孩沦落风尘或者流落在救济机构。城市和乡村还有一个重要的联系，像里昂和巴黎这样的城市中，劳动妇女会把她们的婴儿送去乡村让奶妈喂养，经常会持续数年。婴儿在乡村存活的机会更大，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婴儿在奶妈喂养的过程中死去。另外一种形式的劳动力交换涉及数以万计的高原地区男性，他们季节性地在冬天漫长的“毫无收成的季节”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停留的时间甚至有数年之久。男人离开后留下了一个“母系”社会，妇女喂养牲畜，制造纺织品。
法国城市与乡村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食物供应，尤其是谷物。这个纽带经常被城市和农村消费者相互冲突的需要破坏。即使在正常年月，城市工人也要把一半工资花费在购买又大又重的面包上。由于物价在饥荒年月上涨，需要廉价丰富的面包的城市居民和乡村中贫困人口的关系也会因此而紧张，地方商人试图将乡村的谷物运到城市市场高价出售，这威胁到了乡村贫困人口的生存。在1765年至1789年间，有22年发生了食物骚乱，城市街区的妇女试图利用“平民税”（taxation populaire）将物价维持在正常水平，在乡村，农民们团结在一起阻止稀缺的资源被运往市场。
18世纪的法国存在大规模的贫困，绝大部分人很难抵抗歉收。高出生率（4.5%）几乎与高死亡率（3.5%）持平。男女结婚晚：男子通常在26岁至29岁之间结婚，女子在24岁至27岁结婚。尤其在信仰虔诚的区域，夫妻不会通过体外射精的方式避孕，育龄妇女经常每隔20个月就会怀孕一次。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高达一半的儿童在5岁之前死于婴幼儿疾病和营养不良。例如在加比扬，18世纪80年代有253人死亡，其中有134人是年龄低于5岁的儿童。老年人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在1783年村庄里有三名80到90岁的人以及两名90岁以上的人下葬，活过婴幼儿时期的人平均期望的寿命只有50岁。
教士无处不在。全国的教士总共有169 500人，占人口比例的0.6%。他们按照使命分成“正式”教士（僧侣和修女）和“世俗”教士（牧师和助理牧师），在修道院的正式教士有81 500人，而59 500名世俗教士的任务是满足底层社会的精神需要。教会财富大部分来源于在收获时对农产品征收的什一税（通常为8%至10%），加上各级教会和教堂大量的地产，每年的收入估计有1.5亿里弗。主教辖区根据这些收入支付教区教士的年俸，教士还可以从主持婚礼、为逝去的灵魂进行弥撒等特殊服务中收取费用。1786年牧师和助理牧师的最低年俸分别为750里弗和300里弗，这个收入让他们比教区内大部分人都过得舒适。此外，第一等级拥有全法国6%至10%的土地，在北部的康布雷齐更高达40%，第一等级征收的收成税和地租加在一起每年有1.3亿里弗。教会还是城市财产的主要所有者，例如，教会在安茹西部城市昂热拥有四分之三的地产，像其他地方一样，教会是当地人民主要的工作来源，这个城市3.4万名居民满足着600名教士的需要：仆人、书记员、木匠、厨师和清洁工都依赖于教士，律师的诉讼中有53%的案件涉及教会，起诉的对象是那些在乡村中不缴纳什一税的人和不支付教会庞大产业租金的人。
很多男性修道院到18世纪80年代都衰落了：神职人员的招录一直在稳步下降，路易十五关闭了超过450座修道院（它们加起来才有509名僧侣和修女）。女性修会则日益繁荣，在巴约的慈善修女会通过制造饰带为数百位贫困妇女提供了食物和住处。在整个法国乡村，教区的教士是社区的核心：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在人需要的时候指点迷津，他们是布施善举的人，是雇主，还是外界新闻的来源。
在冬季月份里，教区教士提供基础的教育，但是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男性和五十分之一的女性能够阅读《圣经》。从布列塔尼的圣马洛到日内瓦这条线以北，超过50%的人，有的地区可达90%的男性至少可以签署自己的婚姻证明。大约有40%的女性可以签字。在占王国三分之二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只有20%至40%的男性以及10%至30%的女性可以签字。与此相对，在巴黎每1 200人就有一所初等学校，几乎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实际上都能阅读。
深受神学影响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不相信世俗的乐趣，他们相信教会的权威，相信放纵会使他们在死后遭受惩罚。伊夫·米歇尔·马歇是西部一个虔诚的教区神父，他宣称“当所有肉体上不洁的、不正当的行为是由于个人意志做出的时候，这说明这个人本性邪恶并且在道德上有罪，因此会被逐出上帝的王国”。一旦被放逐，罪人毫无疑问将会面临惩罚，正如参与过256个传教团体、经验丰富的布里戴纳神父所说的那样：
严酷的饥荒、血腥的战争、洪水、火灾……剧烈的牙痛，被献祭羔羊的痛苦，癫痫症的痉挛，高烧，骨折，殉教者承受过的所有折磨：锋利的剑，铁刷子，狮子和老虎的牙齿，拷问架，车轮，十字架，烧红的烙铁，滚烫的油，铅水……
然而，尽管97%的法国人名义上都是天主教徒，各个等级无论在宗教层面（宗教活动的外在仪式，例如参加复活节的弥撒）还是在精神层面（个人内心赋予这些仪式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都各不相同。当然，历史学家难以得知精神层面的状况，但是，越来越多的怀孕新娘（整个世纪为6%至10%）以及从事教职人数的减少（新招收的教士数量在1749年至1789年间下降了23%）至少可以证明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信仰上的消退。
天主教在西部最为强盛，在布列塔尼、比利牛斯山沿线、中央高原南部这些地区，教会经常从完美融入他们社区和文化的当地家庭的男孩中招录教士。这些地区农场稀疏、村庄散落，偏远的农场和村庄的居民在参加周日弥撒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归属感。在弥撒结束之后，教区居民和教士在由牧师主持的小型政教合一的团体中决定当地所有事务。在任何地方，教区居民中最虔诚的多是老年人、妇女或农民。
直到1788年，想要做礼拜的新教徒必须至少在公开场合上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东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央高原大约有70万名新教徒。人们对于宗教战争和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后的迫害记忆犹新：塞文山区的蒙特维尔港是1700年新教卡米扎尔派起义的核心地带，那里的一座军营和一个天主教的领主（马耳他骑士团骑士），时刻提醒着那里的人民要受他们的管制。或许是由于巴黎这座城市混乱的宗教历史的缘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达成了广泛的和解。在1787年11月，路易十六签署了《宽容法令》，很大程度上是前任政府大臣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和来自尼姆的新教教士让-保尔·拉博·圣埃蒂安努力的结果，这项法令恢复了新教徒公开进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并且恢复了他们的司法身份和公民身份，包括在结婚时无须改宗天主教的权利。但是犹太人不享有这项自由，天主教仍然是国教。
像新教徒一样，犹太社区在地理上与天主教社会相隔离，他们总共有4万人，在波尔多、巴约讷、阿维尼翁附近的孔塔-弗内森地区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等地保留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在西南部，西班牙裔犹太人是西班牙难民的后代，他们一直享受着王室承认的具体“权利”并且对他们被接纳的程度引以为傲。在法国东部的德裔犹太人情况则大不相同，尽管在1770年之后犹太人在当地首府南锡的“特权”已经扩展。1788年，他们被允许建造一个带有公墓和医院的犹太教堂。南锡40个犹太大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穷人，但是像贝尔和瑟夫贝尔这样的家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斯特拉斯堡都非常富裕。尽管他们在城镇中居住了很长时间，反犹太运动还是会时不时地爆发。在1788年2月的南锡，瑟夫贝尔的谷物商店被抢劫，其他犹太人的家园也遭到了袭击。
宗教团体的领袖（经常吃空饷）、主教和大主教这些最诱人的职位都由贵族把持。然而在18世纪上半叶有九名普通人成为主教，在此之后只有博韦神父一位非贵族人士被任命为主教，这位杰出的布道者在1773年成为王国内最小、最偏远的塞内主教辖区的主教。虽然大主教和主教由于贵族出身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在财富和地位上差异很大，最极端的例子是担任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的红衣主教罗昂的年俸是45万里弗，而阿尔卑斯的阿普特主教的年俸只有2万里弗。
在司法、财政和职业上，任何形式的特权的最顶端都由前两个等级的贵族精英掌握。古老的、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处于权力的顶峰，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权威，这种权威通过服饰、住所和奢侈品的铺张炫耀式消费体现出来。精英的人数很少，贵族家族不超过2.5万个，贵族人数不超过12.5万人，大约占人口的0.4%。作为一个等级，贵族享有多种团体财富和权力：财政和领主特权，通过徽章来显示身份，独享担任一系列官职的权利。地方贵族保持地位和财富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让儿子进入一所军事院校，成为一名军官。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通过1781年的《塞居尔法令》得到了巩固，军官的祖上必须是四代贵族。211名中将中只有16人出身平民，全部军官超过90%都是贵族。
像其他等级一样，贵族内部存在明显的分化。例如，在巴黎有大约6 000名贵族聚集在圣端诺累郊区、圣日耳曼区、马莱区和圣路易岛。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年收入为200万里弗，另一位近亲孔蒂亲王年收入400万。巴黎还有100个贵族家庭收入在5万至30万里弗之间，300到400个家庭收入在1万至5万里弗之间。相对而言，依靠乡村地产生活的最贫穷的外省贵族（被戏称为“燕隼”）与巴黎的精英、上千名凡尔赛的廷臣（大贵族）、高等法院的法官、资深的行政官员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些外省贵族的家世通常要比那些因为行政服务而受封贵族的人（穿袍贵族）和购买贵族头衔的人高得多。
在贵族精英当中，社会关系通过错综复杂的等级地位和特权而进一步分化。例如，有的贵族能在宫廷中出席正式场合，有的贵族获准能坐在王后面前的脚凳上，有的贵族甚至可以与王后同坐一辆马车。这些并不是空洞的符号：王后最宠爱的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每年可以获得43.8万里弗的年金和俸禄。有时候远不止如此。罗昂-盖梅内亲王和亲王夫人分别担任王室大总管和王室子女总管，与红衣主教罗昂是近亲，他们在1783年破产时宣布亏空3 300万里弗。
甚至对于次一级的贵族而言，要维持与家族身份相符的体面，开销也非常高昂：宫廷家族索尔·塔瓦纳每年在服装和其他饰品上花费2万里弗，相当于这位公爵在勃艮第财产收入的三分之一。最有名的一位贵族，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哥尔由于先天腿部残疾不能从军而成了教士，仅仅十年过后，他在1789年1月被任命为主教。他描述贵族是“层层相互鄙视”的。但是，所有贵族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一直热衷于地位和等级，从中获得物质上的特权、身份和肥缺。
绝大部分贵族将他们的财富大量投到占有财产上，尤其是乡村地产。第二等级大约直接占有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且对其余的大部分土地行使领主“权利”，领主权利是中世纪社会等级概念的遗留，所有的土地都有领主（“不存在没有领主的土地”），领主反过来有保障村社平安兴旺的义务。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领地范围内所有土地上的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收成税（通常是实物地租或租佃税），通常的税率在十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之间，但是在法国中部的部分地区达到了四分之一。除此之外经常还有其他举足轻重的特权，例如对村庄烤炉、葡萄汁和橄榄油压榨机以及磨坊的垄断；土地交易要收费，甚至结婚都要收费；在收获季节，村社要在领主的土地上义务劳动。据估计，上述捐税在奥弗涅省的鲁埃格地区占到了贵族收入的70%，实物地租占到了农民产出的四分之一，而在南部相邻的洛拉盖地区实物地租只占8%。
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义务和特权与变动的社会现实、各个等级内部财富地位的两极分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协调。我们不能根据社会等级来理解18世纪的法国，不能指望每个等级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相比之下，“弹性的稳态”是对社会和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最好的解释，有一整套复杂的特权、豁免权和惩戒性措施防止冲突。国王的权威在维护稳定上至关重要。
国王治理法国的机构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先前的都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根据中世纪的萨利克法（Salic Law），王位继承人必须是天主教徒，王位只能传给长子。作为最高的行政权威，国王任命大臣、外交官和高级官员，有权宣战和停战。但是在现实中，国王要精心操控而不是乾纲独断。重要的制约力量之一，是负责登记国王法令的高等法院，它们不断增长的权力超出了审查法令上司法错误的常规目标；此时，它们坚称自己拥有“谏诤权”，可以保护臣民免受特权和传统权利的侵犯。
统治18世纪法国的精英——路易十六和他的宫廷，以及掌握土地财富、行政管理、教会和司法的贵族精英——通过消除相互之间的矛盾而团结在一起。特权等级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基于相互依赖和妥协：这种权力平衡很不稳定。自从路易十四在1682年颁布《法国教士法令》，国王成了高卢教会的首领，这意味着高卢教会在宗教权威和组织机构上脱离罗马实行自治，反过来国王要依靠教会来宣扬王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作为回报，天主教会垄断着公众信仰和道德准则。同样，作为对忠诚、顺从的贵族的回报，国王承诺贵族在教会、军队、司法和行政等各个体制中担任首脑。雅克·内克是日内瓦的银行家，他在1777至1781年担任财政总监，在1788年担任首相，他是路易十六唯一一个非贵族大臣。
国王权威的象征是威严的，但是它的官僚机构在维护公共秩序、施行外交政策和管控贸易上都规模偏小、能力有限。只有六名国王任命的大臣，他们中的三人负责外交事务、战争和海军，其他三位主管财政、司法和王室事务。大部分的征税工作被“转让”给私人的总包税局（fermiers généraux），而不是由国家的收税员承担。这些包税人是王国内仅次于军队的最大雇主，他们3万名雇员中的三分之二组成了一支准军事化力量，普遍令人厌恶和恐惧。最有名的包税商之一是安托万·拉瓦锡，他一方面在从事着费力不讨好的收税工作，一方面在私人实验室同年轻的妻子玛丽安娜研究化学，同时他还在卢瓦尔河边靠近布洛瓦的弗雷西纳的私人地产上进行农业改良。
数个世纪以来，王权的统治实际上在新并入的领土上都充满着妥协，王权在各个方面都要尊重39个省份及其贵族和教士精英的特殊传统和特权（地图1）。为了行政管理，这些省份被划分成36个财政区（généralités），国王在这里任命督办官。它们在大小和自治权上的显著差异反映了它们并入法国日期和待遇上的区别。还有一些地区被兼并，新近兼并的有洛林（以南锡为中心，1766年并入）、科西嘉（巴斯蒂亚，1768年）、加斯科涅（欧什，1776年）、拉布尔（巴约讷，1784年）和贝阿恩（波城，1784年）。国王的督办官在各省行使的权力有着显著的差异。一些财政区是著名的三级会议省（例如阿图瓦、布列塔尼、朗格多克和勃艮第），它们享有广泛的自治权，例如它们有权对本省人口分摊税负。而其余的省份，也就是直辖省（例如诺曼底和奥弗涅），则没有这项特权。
宗教的边界反映了教会的历史。136个主教辖区和18个大主教辖区在规模和财富上都各不相同，从巴黎机构众多的大主教辖区到“乡村主教辖区”，小辖区是此前的几个世纪里政治协商的结果，尤其是在教皇在14世纪流亡阿维尼翁时期所在的南部地区。一些南方的大教堂——例如尔约、圣帕普勒、瓦布尔和塞内——坐落之处无非是大一点的村庄。王国内甚至还有大面积的飞地——阿维尼翁和周边的孔塔-弗内森——从教皇流亡阿维尼翁时起就一直隶属于教皇。
同样，王国内高等法庭，包括13个高等法院和4个最高委员会，它们的权限也各不相同。巴黎高等法院在超过一半的领土上行使着权力，而阿拉斯和佩皮尼昂的最高委员会只在很小的地方拥有司法权。在同一省份之内，王权的行政中心、主教辖区中心和司法中心经常设立在不同的城市。18世纪法国的司法系统最为复杂，不仅前两个特权等级的成员在大多数案件上享有独立司法权，王国内的司法系统还受到历史和习惯的影响。自古以来，南方实行成文法或罗马法，而北方实行习惯法，南北各方内部又存在着数十种地方法律。
法庭判决取决于审判对象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居住地。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对穷人——的惩罚是严厉的，旨在杀一儆百。例如在1783年，一名被免除圣职的嘉布遣会僧侣被指控性侵了一名男孩并且捅了受害人17刀，他“在车轮上捆着被打残”（用铁棍打断他的四肢），然后被活活烧死。在1778年，两名来自奥弗涅的乞丐因为武力威胁受害人在车轮上被打残。在1773至1790年间的图卢兹重罪法庭上，有19%的案件最后判为公开处决（在1783年达到了31%），同等数量案件的被告被判终身在军舰上做划船的苦役。
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人对于复杂的法律条文对他们工作产生的不便感到不满。王国内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各种各样的货币系统、度量衡以及国内关税壁垒进一步阻碍了贸易和手工业。贵族自行征收过路费，对河流和运河运输也征收通行税。1664年北方大部分地区组建了一个关税同盟，但是在北方和国内其他地区之间仍有收费站。边境省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收费站却非常少：东部省份与普鲁士进行贸易要比同巴黎进行贸易容易得多。
历代法国国王为了确保新并入省份的服从不得不做出妥协，这一点在王国内复杂的税收制度上非常明显。针对财产征收的主要直接税军役税在各个省的税率各不相同，一些城市可以一次性赎买这项税收。主要的间接税盐税从每72公升食盐收税60里弗到同等重量收1里弗10苏。这些差价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当时有妇女假装孕妇从盐税最低的布列塔尼向东部高盐税的地区走私食盐，在秘密交易中获利。仅在靠近昂热的一个地区，1780年至1784年间就有大约3 500名男性、妇女和儿童因为走私食盐而坐牢，还有更多的人不是逃避了抓捕就是被无罪释放。
法国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权威的力量确保了相对的服从和稳定。小城镇和村庄的人们居住在一个由贵族和教会主导的世界里，贵族和主教们在精神上、司法上和物质上的权力通过共同体日常的生活得到强化，教会标记着时间和季节，领主因为控制着共用的烤炉和榨油机而受到尊重。同样，几个世纪以来，特权等级还通过建造城堡、教堂这些物理景观来树立他们的威严，像他们的先辈一样重新唤起普通人劳作的义务和对更高等级的服从。
尽管到了18世纪80年代很少有领主居住在他们的乡村领地上，他们更喜欢居住在巴黎或其他大城市，他们继续享有一系列复杂的特权来加强对共同体的统治，在教区教堂中保留坐席，公开携带武器，或者在18世纪70、80年代任命村庄官员。我们不知道，他们所坚持的顺从是否是对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的真心认可。不过，农民憎恨这些精英成员的事例倒是不在少数。
矛盾的是，尽管法国看起来是最稳定的王国，但叛乱实际上经常发生，最常见的形式是食物骚乱和对特权者的出格行为的不满。这是王国体制内部的反抗，抗议民众对体制曾经的运行方式怀有理想化的信念，从而反抗对这种信念构成威胁的事物。比如，1775年在法国北部的“面粉战争”是1789年前最大规模的骚乱，叛乱者宣称要“以国王的名义”将面包的价格降低到传统的每磅2苏，他们心照不宣地认为国王服务于人民的福祉就是对上帝负责。
但是，有证据表明在一些地区反抗的目的发生了改变。例如，在朗格多克的低地地区，年轻人尤其经常挑战领主、教士和当地官员的权威，他们宣布用“共和精神”来反抗这些权威。在卡尔卡松东南部的一个村庄，一名日工在领主走过时向其他人评论道：“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马上就可以收拾了这位年轻的狗崽子领主。”随后他继续对一名铁匠说道：“如果你做到了我做的一切，你不仅不用当他们从面前经过时摘下帽子，而且你根本不必把他们当作领主，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将来也绝不会在他们面前摘下帽子，他们是人渣、贼、小狗崽子。”教士、贵族和当地守法居民所描述的“放荡者”和“煽动者”几乎都是年轻农民，他们参与的事件当中有四分之三都与他们拒绝做出“服从的姿态”相关。
地方上的精英阶层成员非常确信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变化。1776年，即将任满48年的卡尔卡松主教阿尔芒·巴赞·德·伯宗警告他在凡尔赛的上级说：
一段时间以来，叛乱的风气和对长辈的不尊重已经变得难以忍受……一旦人们开始相信他们是自由的，没有什么措施可以补救；“自由”这个词甚至在最偏远的山区都成了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我希望姑息此种风气将不会导致政府终尝苦果。
主教的悲叹，仅仅是一位老人在感慨世风日下呢，还是他明确认为“自由”的精神已经侵蚀了顺从呢？